60年口述经济史：1949年 没收官僚资本

　　解放前，官僚资本在能源、金融、交通和对外贸易领域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因之1947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在建国初期就着手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重要条件和根本保证。

　　口述者：丁凝

　　82岁，曾于1949年赴上海参与接管中国银行。

　　我赴上海参与接管中国银行

　　当国民党挟持部分中国银行管理人员四处逃窜的时候，在解放了的城市中，中国银行各个机构开始被中共中央政府接管。

　　1948年，我在济南商专学习，年底，学校动员我们南下。我被编在接管中国银行的小组，一方面学习接管政策方针，一方面学习上海地下党提供的一些管理银行的资料。

　　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解放的同时，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前往中国银行进行接管。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接管的完成，至于其他，例如，如何稳定金融，怎样打击投机倒把，那是进入上海以后的具体工作。

　　当时上海投机倒把的情况很严重，我们进驻中国银行之后，按照统一部署，向全体员工讲解了接管政策，然后清点财产，登名造册。

　　其实早在1949年3月份，中央就召开了迎接全国解放的七届二中全会。大会闭幕后，首任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到天津传达了中央关于接管中国银行的方针。在四行、两局、一库中，中国银行有特殊性：它有商股，有海外机构，历史悠久。

　　当时上级传达的精神有“三个区别”：一是中国银行和其它银行不一样，它有海外机构；二是它是一家老牌银行，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三是中国银行在海外有一些懂外汇的专业人才，这是一笔财富。

　　按照中央的方针，中国银行要建成面向海外的外汇专业银行。为此，继续保留了中国银行的原名、原机构，原有员工原则上都加以留用。

　　项克方原来是中国银行地下党负责人。中国银行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营业，和他们做的地下工作关系很大，随军回沪参加接管的还有其他地下党员。他们到来时，中国银行的职工群众涌入营业大厅，热烈欢迎他们。

　　6月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华东局财办主任兼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曾山和中国银行的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项克方等。

　　会上，邓小平传达了接管中国银行机构和人员的方针，并宣布龚饮冰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冀朝鼎、詹武任副总经理，项克方任上海分行经理。

　　 冀朝鼎等人马上开始了恢复工作。不久，中国银行新的总管理处（新管处）正式组建。各地分行陆续重新恢复。

　　随着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展，中国银行迫切需要政务院颁布新的条例章程，组成新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任命新的董事长，以便海外分支机构获得合法证件。

　　这件事情得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云的亲自过问。

　　为了审定中国银行的新条例、新章程，陈云亲自听取了龚饮冰的汇报。后来，他还调取了中国银行的旧条例、旧章程来详细查阅。不久，中国银行新董事会的官股董事和监察人名单也订了下来。对于这些名单，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只要不是战犯，全部予以承认。”

　　另外，周恩来总理嘱咐说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也要选为常务董事。4月9日，中国银行新的第一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开会前，新总处通过香港分社经理郑铁如把开会通知书送到在香港的原中国银行商股董手中，并表示欢迎他们前来出席会议。

　　后来，宋汉章、杜月笙等人都亲自写了委托书，委托郑铁如代表他们出席。

　　当时，一部分董事随蒋家父子到了台湾，他们也在台北策划恢复所谓的“中国银行”。宋汉章拒绝了他们的邀请，经郑铁如等人做工作，他同意出任总行在北京的中国银行董事。

　　郑铁如在中国银行董事会的成立过程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后来他每次来中央开会，总理都会抽时间接见他。

　　在董事会上，南汉宸、宋汉章、马寅初、张嘉璈、章乃器、胡紫云、陈光甫等七人被选为常务董事，何香凝为首席监察人。会后，政务院任命南汉宸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这次董事会还通过了许多有关新总管理处成立的议案，如建议政府修订公布中国银行条例；追认上海解放后，因原总处负责人离散，由政府临时任命龚饮冰为总经理；追认总管理处迁到北京办公等。

　　建国后，决策层考虑，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中国银行是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外汇专业银行，在上海不方便管理，所以应将中国银行迁到北京。后来，人民银行向政务院汇报了此事，批准之后，中国银行就迁到了北京。

　　方向问题解决之后，实际问题也很棘手。当时，从上海搬到北京的员工都是拖家带口，举家搬迁后，住房、取暖、医疗、工资等都急待解决。加上上海和北京在居住、饮食、医疗条件等方面有较大差距。他们来到北京后的适应问题也让人担心。

　　有些高级职员，在上海住洋楼，到北京后只能住普通房间。当时还听很多同志讲，上海待遇比较高，北京比较低。

　　这些问题应该说是不太好解决的，但是人民银行在北京，我们军代表到了北京之后，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大体上遇到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年轻人都克服了个人生活上的困难，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主动去适应了北京的情况。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刘永刚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