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位官员上缴“红包” 是否还有“下文”？

　　报载，今年我市不仅查处了129个“小金库”，还对公款出国旅游进行了专项治理，各级领导干部也对收取礼金等不正之风进行了专项整治。昨日，市纪委透露，今年1—9月全市各级领导干部1080人上缴礼金和有价证券957.4万元。（见11月11日《重庆时报》）

　　官员上缴“红包”，是反腐取胜的一大成果，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现在的问题是，1080位官员上缴“红包”之后，就不在追究了？报道中没有说，不知是不是。如果不追究了，要知道，这些上缴“红包”官员，都是县处级和地厅级干部，在一个县市、地市可谓“高官”。在老百姓眼里，“高官”收受“红包”，岂止5000元？何况，1080位官员已上缴“红包”957.4万元，人平就有8861多元，超过了5000元。而按照现行受贿罪的量刑标准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充分说明，官员上缴了“红包”之后，并不能缴脱刑事责任。否则，收受“红包”之后，被动地上缴，就可以洗脱受贿罪。一旦这种歪风盛行，谁能保证其他的官员不大肆收受贿赂？因为在他们看来，反正东窗事发后，再被动地上缴一次，还不是安然无恙？继而说明，让官员上缴“红包”后，不能一缴了之；否则，就是怂恿官员收受贿赂。究其根源，关键是没有认清官员收受“红包”的基础是权力，如果官员没有权力，谁去向他行贿？而上缴“红包”后，一缴了之，这些收受“红包”的官员的权力仍然在，自然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了”。

　　尽管笔者本意不是以恶意来揣测重庆官员上缴“红包”的积极意义，但上缴“红包”后，一缴了之，真的难以令老百姓信服。因为这些官员收受“红包”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上缴“红包”的积极意义。如果收受“红包”后，都可一缴了之，怎么能够防止官员权力再寻租而净化官场环境？又怎么能隔断老百姓的怀疑空间与对清官的期盼？

　　其实，古人云：“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如果有上缴“红包”的觉悟，就不会收受“红包”；既然收受了“红包”，就丧失了党性觉悟。对这样的官员，就应该“从严”，而不是“从宽”。否则，不追究收受“红包”官员的责任，不给他们的权力套上法律的“紧箍咒”，等于是确认他们“受贿无罪”，这必然会诱导其他干部视收受“红包”的官员为“偶像”，模仿追随；到时，“受贿无罪”的示范效应就会产生“蝴蝶效应”，行贿之风、腐败犯罪何止是随之愈演愈烈？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