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一起轰动京城的潜伏特务案③

　　旧案新观

　　王俊山

　　上回说到，李家琪向上级要求，更换交通员，最好派个女特务来帮助自己工作，但等待了许久，特务机关仍然没有任何回音，为了能够长期潜伏在北京，李家琪决定“自力更生”，并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更能掩护特务身份的方法———结婚。

　　打定主意后，他再次向特务机关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这次，敌特机关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派人捎来1万元人民币作为安家费。

　　不久，经人介绍，李家琪认识了寡妇王某。王某比李家琪大6岁，身体健康，勤劳善良，有一个已经成家、在银行工作的女儿，叫仇云妹。

　　1981年6月，李家琪在大耳胡同买了一间平房，和王某正式办了结婚手续。

　　刚开始，仇云妹对李家琪是有戒心的，但后来听邻居们反映这个人还不错，逐渐放松了警惕。

　　不过，李家琪对仇云妹可谓“别有用心”。他十分看重仇云妹的职业，用各种手段渐渐地骗取了这个“继女”的信任。仇云妹有胃病，李家琪就到处托人找大夫给她治，并对仇云妹说，“只要病好了，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仇云妹要学英语，他就让“家宝”从香港邮来英语课本和录音磁带。

　　一次，仇云妹发高烧在自己家休息，李家琪知道后，拄着拐棍一踮一跛地走很远的路给这个“继女”送药。仇云妹深受感动。此外，李家琪还帮助“继女”购置了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等。

　　时间久了，在仇云妹心里，李家琪俨然成了自家人。

　　一天，仇云妹在单位看到一份中央关于特赦战犯政策方面的文件，回家就把内容告诉了李家琪。李家琪顺势说：“你把文件拿回来，我看看。”

　　第二天，仇云妹就把文件拿回家交给李家琪。

　　自此以后，仇云妹在机关知道什么内部情况回家就告诉李家琪，李家琪想看什么文件，只要仇云妹那里有，就可以随意翻看。

　　不久，李家琪把文件内容投递给敌特机关。他在密报中这样写到：“我之养女现余年已熟，因其工作(机要秘书)能接触中共高级人物，故现十分小心，不使她发觉我，而利用其关系。我之文件均属于她下班带来，可利用其身份为我做交通，现正在利用中。”

　　1982年9月，仇云妹将一本中央绝密文件汇编拿回家给李家琪看，李家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把文件中一些内容拍摄下来。几个月后，他又把整本文件汇编连同秘密拍摄的胶片一同交给来京的接头人。但是，这名接头人还未离开北京，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仇云妹做梦也不会想到，整天关心、体贴她的人，竟是国民党潜伏特务。

　　李家琪在供词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干特务这一行，什么手段、花招都使得出来，什么狠心都下得去，让你想象不到。”就在李家琪利用仇云妹窃取情报的同时，特务机关也按照李家琪的要求，选定了一名“交通员”———蔡苹。

　　蔡苹，时年45岁，个子不高，黑红的脸上总是涂着浓浓的霜粉。她出生在江苏省，从小失去父亲，一直随母亲生活，1948年随叔叔去台湾，后在台北市上学，没有正当职业。1979年10月，经人介绍，蔡苹与香港一家鲜花店老板张伟田结婚，后到香港定居，经营鲜花生意，住香港九龙红砧机利士道17号X楼X座。

　　1982年12月初的一天下午，张伟田的朋友苏耀兴带着一个从台湾来港的自称“老王”的人来串门，认识了蔡苹。老王得知蔡苹要回北京探亲，便问她何时动身，并说：“有件事想拜托你。北京有个朋友，是工作上的关系，他给我们提供点北京的消息，现急需用钱，想让您给带去。”

　　但是，蔡苹并没有当即同意，只是表示考虑考虑。

　　1982年12月底，老王再次给蔡苹打电话，约她单独见面，谈话内容还是去北京带钱的事。老王说：“我们都是从台湾来的，这个忙你还是会帮的。”

　　“我没受过训练，怎么行呢？”

　　“不用训练，就是送点钱。”老王说。

　　两人谈了近一个小时，蔡苹最终勉强答应下来。

　　1983年1月初，苏耀兴、老王又找蔡苹，进一步做她的工作。

　　“这种事我很害怕。”蔡苹说。

　　“你不用怕，如果你帮忙成了，回来后每个月给你千儿八百的，怎么样？”

　　听说每月给钱，蔡苹思想上立马有了松动。她觉得钱对一个无固定收入的妇女来说太重要了。

　　于是，蔡苹对老王说：“好吧，等走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你。”

　　1983年1月12日，蔡苹到中国旅行社买了到北京的飞机票。1月13日，苏、王二人又找蔡苹继续谈带钱的事。老王说：“这钱是北京那个人的妹妹给的，妹妹叫李家宝，北京那个人腿摔伤过，走路不方便，你到北京后去看看他。”

　　1月16日上午，苏、王二人再次找蔡苹，将9352.6元港币、一封写给李家琪的信、两片用塑料纸包装的密写药、李家琪的照片和住址，一起交给蔡苹。他们还告诉蔡苹，到北京后不要急着把钱送去，等快离开时再送。两人给蔡苹4000元港币作为酬谢。

　　1月18日，蔡苹按地址找到了李家琪家。此时，王某正好上街买菜，只有李家琪在家。

　　蔡苹问：“你是李家琪先生吗？”

　　“是，我是。”李家琪回答。

　　蔡苹进屋坐下来，打开皮包，拿出李家琪的照片看了看，确认无误后，便说：“我叫蔡苹，我带来了你妹妹给你的信，还有钱和药。”

　　李家琪接过信。蔡苹又把钱和药拿了出来，让李家琪写了收条。两人交谈了约20分钟，蔡苹匆匆离开了。

　　李家琪趁老伴不在家，立即显影看密信。信中委任李家琪为敌特“北京站站长”，代号为25607。下有3个行动组，每个组的成员都是李家琪向敌特机关提供的，每个成员的化名和代号都作了规定。密信中还指示李家琪，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用无线电通讯设备联络，人员和器材另有安排。李家琪把密信连看几遍，然后烧掉。

　　1月22日，蔡苹“顺利”完成了敌特机关交给的任务后，订了回港的机票，在乘出租车准备找李家琪话别的途中被侦查人员带走审查。在预审室，她像掉了魂似的唠叨个没完：“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们为什么抓我，我好紧张。”

　　“你没有做梦，为什么抓你，你自己最清楚。”民警明确地告诉她，“因为你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交通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

　　蔡苹垂头丧气地耷拉下脑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