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执行人拒付抚养费 8年间“躲猫猫”12次 法官感慨 “你跑我追”抚养费执行案何时了

　　讲述人：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程学华王达雷

　　讲述背景：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专门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关于加强民事执行工作，维护法制权威和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汇报，要求认真梳理和研究审议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切实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来自江苏省的两名基层执行法官表示，听到这一消息后，“仿佛嗅到了改革执行工作的新鲜空气”。他们的感慨缘于一场耗费了近10年、至今还未有结局的抚养费执行案……

　　办案人语

　　故事的女主人公董怡，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一场长达10年的抚养费执行案，给这个本已贫困的农村妇女又增添了许多艰辛。

　　1999年的秋天，董怡与杨大伟夫妇带着6个月大的儿子杨杰从浙江安吉的小山村来到江苏苏州打工。谁知道，工作才3个来月，杨大伟很快就跟厂里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单身女孩“暗结珠胎”。

　　渐渐地，杨大伟从一两天“失踪”发展到一连几个月不回家，即使回家了，也是跟董怡为“离婚”两个字大吵小闹。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最终，董怡咬咬牙决定离婚。

　　2001年9月，董怡和杨大伟在法院的调解下离了婚。两人约定，儿子杨杰跟母亲董怡生活，父亲杨大伟自2001年9月起负担抚养费，直至杨杰18周岁止。

　　离婚后，董怡带着儿子回了浙江安吉老家。母子俩一贫如洗，相依为命。

　　留在苏州工作的杨大伟的生活则过得有滋有味。然而，在孩子抚养费的问题上，杨大伟却放了董怡8年“鸽子”。从2001年9月到2009年9月，8年间，杨大伟东躲西藏，故意逃避支付抚养费义务，导致儿子杨杰的生活一度处于无保障状态。

　　2001年11月，董怡第一次向法院申请对杨大伟强制执行。

　　收到董怡的强制执行申请后，我们当天就传唤了杨大伟，对他苦口婆心地解释法律。杨大伟当时答应，第二天就到法院缴纳抚养费。

　　谁想到，第二天，杨大伟却是不见踪迹。

　　我们等了半天，眼看天就要黑了，还是不见人来，手机也是打不通。没办法，次日我们只能“登门造访”，可是怎么按门铃就是没人应。随后，我们发现杨大伟的银行存款也分文不剩。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很清楚杨大伟究竟在干什么，于是立即布置全庭人员24小时“蹲点伏击”。

　　几经周折，在一个深夜，杨大伟在家门口被我们撞个正着。经过15天的司法拘留，加强惩戒教育后，才得以执行这笔抚养费。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在执行法官面前一本正经地承诺要好好抚养孩子的杨大伟“旧病复发”，又是一连几个月不给孩子抚养费。董怡不得不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曾经的一幕幕再次上演。杨大伟又是手机关机。我们又是费尽周折，才找到杨大伟，进行严厉警示教育。杨大伟承认了错误，并当场缴纳抚养费，满口答应以后再也不让我们这些执行法官费心了。

　　可是，杨大伟每年都要“故伎重施”一次，在法院里说得好好的，可是刚一跨出法院大门，就一连几个月不支付抚养费。

　　直到今年9月，我们第12次收到董怡对杨大伟的强制执行申请。

　　现在，我们早已习惯了杨大伟手机关机，住处无人影，账户空空如也的状况，也适应了他“躲猫猫”式的一贯“作风”，还摸索出他“躲猫猫”的特点———经常在深夜溜回家，因此很快就能把他给“捉住”。

　　其实，像杨大伟这样的“老赖”，在民事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并不鲜见，作为执行庭的法官，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你跑我追，你躲我找。

　　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捉了放、放了捉”之后，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造成如此局面，难道仅仅是因为杨大伟的道德缺失吗？法律规定是否也存在某些缺失呢？

　　抚养孩子是每一位父母的义务。我国婚姻法规定：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即使夫妻离婚，“孩子”仍是“父母”的“孩子”。但是，在这起离婚纠纷案中，“孩子”天真无邪，没有对“父亲”不仁不义，可是，“父亲”有经济能力却偏偏不给“孩子”抚养费，还跟执行法官“躲猫猫”，其道德严重缺失毋庸置疑。

　　然而，从这起案例来看，仅仅凭法官的警告、训诫甚至十几天的司法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是无法根治杨大伟们的“赖皮”恶习的。而他的赖皮行为又达不到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遗弃罪的“情节恶劣”标准，显然对之冠以遗弃罪未免牵强。我们认为，立法机关可以设一个“离婚父母拒不抚养子女罪”。这样，不仅能节省司法资源，避免执行法官起早贪黑和这些“躲猫猫”式的人较量，还能捍卫传统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