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中国文联二三事：到故宫地库挑选文物(图)

1941年阿英举家赴苏北参加新四军

　　1962年陈毅(左)与阿英(右)在故宫“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展览会”上

　　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文学史家和藏书家阿英(1900·2—1977·6)，原名钱杏邨。阿英早年在家乡安徽芜湖上学。1918年来到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读书。1927年与蒋光慈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社团“太阳社”。1936年参与发起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被选为常委。抗日战争期间，编辑《救亡日报》、主编《文献杂志》。1941年阿英遵照党的指示，举家奔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在新四军军部和一师、三师工作。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北上。阿英一生著作宏丰，涉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艺评论、文学史等多个领域，尤为突出的是对晚清文学史的研究，在海内外颇有盛名。笔者多次访问了当年跟随其父亲阿英参加新四军、渡江南下后一直在苏州宣传文化部门及文联担任领导工作的钱璎大姐，使我了解到阿英在中国文联工作期间的许多事情，现拾其要者记述成文，以飨读者。

　　为文化人提供一个活动场所1951年夏天，阿英在天津市文化局长和文联主席兼剧协主席任上，调到北京担任华北文联主席。而这时，早年曾参加南昌起义、上个世纪30年代则与阿英等一起担负“左联”领导工作的阳翰笙，担任了中国文联秘书长。1954年的5、6月间，阳翰笙出国在即，在他考虑急需找一位同志替代他主持文联机关工作时，首先想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在年前召开中国文联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担任主席团成员及大会执行主席的阿英。于是，他通过组织同意，将老友阿英暂借到了中国文联工作。这年的秋天，适逢全国大行政区调整，华北文联撤销，阿英也就正式调到中国文联担任副秘书长。阿英上任伊始，有感于文联这个文艺界群星荟萃、藏龙卧虎之部门，应该有一个联谊聚会、交流探讨的宽松场所。于是联想到解放前，文化人因缺乏场所，无奈只得在家里或咖啡馆、菜馆内见面交谈。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鲁迅等十几个友人为了一次聚会，无奈在侷促的小书店里活动。鲁迅当时就感慨地说:“将来取得胜利后，应该有个宽敞的场所。”鲁迅渴望有个活动场所所讲的这番话，阿英始终铭记在心。他想，现在已不是当年的情景了，况且又有了文联机关，不是更应该搞一个活动的场所吗？当时中国文联礼堂的楼下恰好有一大间房子，原本想用来办食堂，由于文联协会的人数多，估计容纳不下，食堂另选它处，这间房子也就空闲了下来。阿英看好了这间房子，经他的一番努力，他兼任主任的“文艺俱乐部”终于在1956年办了起来。

　　这个新开办的文艺俱乐部，包括礼堂、茶座、弹子房三个部分，并设有小卖部。使人瞩目的是礼堂玻璃上由郭沫若书写的涂着红漆的“文艺俱乐部”和室内悬挂的美术作品，使“文艺俱乐部”显得高雅清静，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成了文化人乐意的去处。大家在这100多平方米的天地间，或喝茶品茗，聊天叙旧，或商议探讨，倾情交谈。一些文化界的头面人物，诸如郭沫若、茅盾、周扬、田汉、夏衍等，也常来俱乐部参加活动，一时间俱乐部高朋满座，车水马龙。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去。至于楼上容纳400余人的礼堂，经常安排放映中外电影和观摩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活动，就连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来此参加活动。他们与文化界人士在一起亲切交谈，显得非常高兴。周恩来就赞赏过文艺俱乐部搞得好。

　　拍摄梅兰芳艺术传纪片

　　1961年8月8日，我国著名的人民艺术家梅兰芳因患冠状动脉梗塞症不幸去世。为了纪念梅兰芳，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安排了多项纪念活动。当时，阿英因4年前突发脑血肿，动了一次大手术，正在疗养休息期间，医嘱每天至多工作4小时。但阿英想到梅兰芳对京剧艺术的杰出贡献，在向医生作了说明后，毅然接下了拍摄一部有关梅兰芳艺术传纪片的任务。

　　阿英很敬重梅兰芳，早在建国初阿英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时，他就邀请了梅兰芳率团到天津演出。那次，他还特地起了个大早到车站迎接梅兰芳一行，并陪同市长黄敬为梅兰芳设宴洗尘。梅兰芳在天津演出期间，阿英就梅兰芳有意对京剧改革的想法，建议他可以改编万历本和嘉靖本的《柳毅传》为新戏演出。梅兰芳当即欣然采纳，乐意与阿英合作。1951年，阿英调北京工作后，梅兰芳也从上海迁居北京。据黄裳撰文披露:阿英在闲暇时间里，常常应邀去梅兰芳的护国寺街的寓所里。梅兰芳有关演出什么剧目、剧本修改和写好的文章初稿或发言稿，都非常诚恳地请教阿英，听取意见。在钱璎、钱小惠所写的《镜湖水》中，她们也说“父亲成了梅家的"座上客"，梅兰芳的第一部书《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初稿，就是请父亲润色的，其他文章也常派人送来请父亲过目。”

　　由于他熟悉梅兰芳，又大量占有资料，因而从构思大纲到写作文学剧本的进展很快。担任拍摄任务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王映东，也就提前来到阿英的工作处，着手写出了分镜头剧本。1962年5月，新影厂王映东、摄影师金城、制片人李在安等即赴山西、陕西和河南等地拍摄实景。刚写好传记片文字不久的阿英也不顾病体，欣然策杖前往了。

　　摄制组首站来到山西省大同市。阿英站立在北魏时期的石刻前，他感叹地说:“梅兰芳足迹所涉，常常踏访和钟情这批珍贵的石雕佛像的。”当阿英与摄制组的王映东等寻觅到巍峨的武周山下北崖那里的云岗石窟第20窟时，待到见里面端坐着一尊神态恰然、姿势优美的佛像，阿英真是喜出望外！他显得激动地说:“梅兰芳表演的手势、身态、神情，有不少就是受了这尊佛像的影响，它是最能绝妙地体现梅兰芳表演艺术与古代雕刻之间的关系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他们终于拍下了这组满意的镜头。在晋祠阿英对王映东说，1958年5月，梅兰芳来太原演出时，专门到了晋祠游览，在他事后所写的《晋祠颂》中，特别用了“体态轻盈，一颦一笑，似诉生平”等词语描绘了这里的宫女群像。阿英伫立在宫女像前，凝视许久后对王映东说:“梅兰芳的许多舞蹈动作，正是从宫女和一些雕刻、塑像那儿来的。他注意吸收中国古代表演艺术的精华，融会贯通，才创造出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在阿英的具体指导下，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接着，阿英又随着摄制组来到陕西西安郊外70余公里处的乾陵，在唐永泰公主的墓地，观赏了身穿罗襦和长裙、肩披长巾的唐代妇女的典型形象。最后，他们又到达洛阳龙门石窟，在香山和龙门两座山之间选景拍摄。为给梅兰芳演出《洛神》作背景，他们还到了美丽的洛河拍摄了镜头。到了洛阳，已是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奔波了，阿英强撑病体还是拄着拐杖，顺着山道上下登攀，精心指导拍摄。经过摄制组的辛勤努力，一部高质量的梅兰芳艺术传纪片终于摄制完成，献给了热爱梅兰芳的广大观众。

　　到故宫的地库里挑选文物

　　1963年8月17日至12月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3个月时间的展览，吸引了21万人次参观。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时间长、参观人数多的展览会。被评为红学研究史上影响很大的一次展览。

　　阿英是筹备这个展览会的负责人。他早年就对红学资料进行整理、评价和通俗红学的研究。1936年，他对收集到的17种红楼梦研究资料进行了归类评析，1941年编定了《＜红楼梦＞书录》。建国后，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之中，依然挤出时间研究红楼梦，不过这段时间主要是从事通俗红学的研究，侧重在对红楼梦的绘画、戏曲、说唱艺术进行评价上。1955年编辑出版《＜红楼梦＞版画集》，1957年写出了《红楼梦书话》等，这对于深入开展通俗红学的研究和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红楼梦》这部巨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阿英在着手工作时，特别选用了两个人作他的助手:一个是著名书画家黄苗子，由他管史料；一个是著名漫画家丁聪，他负责装潢布置。当时这两个人正值盛年，在书画方面有他们的独特专长，很适合做举办展览会一类的工作。论年岁阿英要比他们大上10来岁，尚属忘年之交。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尚属“摘帽右派”，但阿英不避嫌疑地起用了他们。果然，他们在阿英的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展览会从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各种著作到《红楼梦》时代的参考文物，康、雍、乾时代的服式、器物和园林建筑，共设6个展室，2000多件展品，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值得一提的是，展室中许多对研究《红楼梦》极有意义的珍贵资料和文物，如康、雍两朝颁发给曹雪芹祖先的诰命，曹寅、曹頫给康熙、雍正的奏折，还有曹頫、李煦被革职抄家的档案史料等。至于《红楼梦》书中写到的通常以为并非真实的诸如联珠帐、琥珀杯、金玉如意等文物，则是阿英在故宫文物库里精心挑选到的。这些文物经他的考证，其制作年代、工艺、式样等，竟然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完全相符。更使阿英喜出望外的是，他还在故宫文物库里找了贾宝玉身披的那种大红猩猩毡斗篷和元春归省时仪仗用的俄罗斯毛裘。这是他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他曾多次对人说:"我也未曾想到，还真有这样的毛裘！它是用孔雀毛捻成线，再加金线缕织成的。从这些珍品看，足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许多细节，都是有其生活根据的。"

　　展览会开幕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给阿英写了信。他在信中说:"展览总算开幕了，真是大喜之至！五个月的劳动，成绩还不错，但把你累坏了。"使阿英感到高兴的是，他自从1947年3月在山东前线与老首长陈毅分别16年后，8月11日这天的下午，陈毅终于来到展览会参观预展。这天，陈毅是从毛泽东的家里出来，就驱车直接来到了故宫文华厅。他一进大门，就满面笑容地对阿英等同志说:"我很喜爱曹雪芹的《红楼梦》，所以不能不来啰！"阿英高兴地充当讲解员，向老首长一一作了介绍。参观结束时，阿英征求陈毅意见时，陈毅说:"很好，很好，我没有意见。"随后，就在展览会的现场，陈毅与在场的茅盾、王昆崙、邵荃麟、阿英等，谈笑风生地发表了对《红楼梦》这部巨著的一番评说。陈毅说:"《红楼梦》很值得我们研究，它是那个时代产生的最伟大的作品。它从各个方面摄取镜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于今天的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古今中外，还没有一部作品能这样全面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否认历史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对于这部书，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都有可取之处，没有关系，艺术欣赏嘛总归是这样的。"陈毅与大家边谈边交换意见，气氛非常活跃。他在告别时，大声祝贺说:"我祝贺展览会成功！"

　　这次展览会国内展览结束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配合拍摄了纪录影片《纪念曹雪芹》，特请阿英撰写了解说词。阿英还应《文物》杂志的约请，发表了《漫谈＜红楼梦＞的插图和画册》。在此期间，对外文委将展览会展品稍作调整后，改名为"红楼梦展览会"，由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朝日新闻社主办，于1964年到日本的东京、大阪、九州等地巡回展出，引起了东瀛文化界的巨大轰动，为国家赢得了声誉。

　　让周作人做一点有益的工作1956年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根据党的政策，考虑对周作人应作适当安排，以发挥他作用的问题。周扬把他的这个想法给中国文联的秘书长阳翰笙谈了，他要文联研究办好这件事。为此，阳翰笙与阿英进行了商量，准备让周作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做点有益的工作。

　　对于周作人在抗战时期的表现，阿英是异常气愤的。早在1938年的5月27日，阿英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就发表了《周作人诗记》一文，对周作人的行为给予了无情的抨击。但从政策出发，阿英同意周扬的意见，认为应该对周作人作出妥善安排，让他做一些工作，发挥一点作用。于是，他与阳翰笙商量先组织一次参观活动。他们两人找来了组联部主任佟韦，交代他带领周作人和钱稻荪、王古鲁3人去一次西安，参观那里的名胜古迹和代表性的工厂、农村。由于当时周作人已是古稀之年，他们特别关照佟韦，参观活动不能安排得太紧张，尽量宽松一点。所以，这次参观活动从9月23日至10月12日前后用了20天时间。从佟韦的汇报中反映，周作人他们3人在参观时，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工农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绩，情绪很好。为此，他们还写了这次参观的总结。另外阿英又邀请周作人等3人出席将于10月19日召开的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当时周作人等3人同赴全国政协礼堂参加了大会，周作人非常激动。会后接着又安排周作人等3人在北京参观了官厅水库发电站、碧云寺等。

　　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负责联络周作人的佟韦向阿英反映说，周作人夫妇年老多病，需要看医生、购买药品，还要对儿孙进行补贴，手头很是紧张。阿英听后就对佟韦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决定要出版周作人的著作，可以通过支付、预付稿酬的办法来解决，不过现在每月给200元是少了，能不能给他400元至500元？"随后，他就交代佟韦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果然，在楼适夷的支持下，周作人手头紧缺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每月从200元增加到400元。期间，佟韦感到周作人的副食品紧缺，他又找了阿英，提出了能否办一张发给当时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乙级补助证。阿英郑重考虑后，认为这不太合适，没有同意佟韦的意见，但对周作人的困难要想法适当解决。逢年过节时，他同总务科的同志商量，请他们往周作人家送些羊肉、萝卜、点心、水果等副食品。

　　1962年的3月间，《光明日报》编辑黎丁来找阿英，准备拍摄梅兰芳在上海沦陷时所画的佛像，并请阿英能为图片写一个跋记。阿英当即应诺由他来写这篇序跋。在这次与黎丁见面谈话中，阿英专门询问了有否去找周作人写稿的事。他认真地对黎丁说:"周作人的稿件，可以用"周遐寿"的名字发表，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何况毛主席还批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的书。"黎丁向报社领导汇报后，专程去八道湾周作人家邀约稿件，《光明日报》随后刊登了周作人的《鲁迅佚文及注释》等文章。

　　沈伟东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