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氏孤儿》中看“忠义”文化

　　时间：2009-11-16 00:20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一

　　千百年来，《赵氏孤儿》的故事以震撼灵魂的巨大悲情，感动过无数的中国人，也感动过无数的外国人。在西方，它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哈姆雷特》。

　　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生动描述为以后各种版本的《赵氏孤儿》勾勒出了蓝本，元代作家纪君祥借此改编出杂剧，使它比原来的故事更加富有戏剧性。1731年，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把它译成法文，取名《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先后在《法兰西时报》《中华帝国志》等报刊上发表，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德国诗人歌德以马约瑟神父的文本改编成剧本《埃尔佩诺》，法国文豪伏尔泰也以神父的文本改编出新剧本，取名《中国孤儿》，在巴黎各家剧院上演，盛况空前；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改编了《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2002年，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上又上演了《赵氏孤儿》，反响相当热烈。2003年，两台不同版本的话剧《赵氏孤儿》同时在北京上演，一台在首都剧场，一台在民族文化宫，两部大戏全都场场爆满。当时有人评论称：“这是近十年来中国话剧舞台上最杰出的悲剧。”有学者撰文说：“不看《赵氏孤儿》，等于留下文化鉴赏一页空白的遗憾。”可见它的艺术魅力多么巨大、生命力多么强盛。

　　温和、刘长华、彭斌等作家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赵氏孤儿》，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用艺术的手法，既再现了历史事实，又描写了当时的宫廷斗争之惨烈、权力角逐之复杂，尤其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春秋战国著名义士程婴等人忍辱负重之坚韧、义薄云天之忠贞、杀身取义之亮节、善于周旋之睿智。自始至终，都在讴歌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忠义”文化，让久远的故事与鲜活的现实在此交融，实现着历史与当今的跨越与链接，探寻古朴的“忠义”文化对当今时代的启迪与警示。

　　《赵氏孤儿》的历史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家乡——三晋大地。据传，赵氏孤儿辗转流离后，就到了晋东盂县的“藏山”。千百年来，《赵氏孤儿》中所反映出的“忠义”文化，滋养、熏陶了千千万万的劳力者和劳心者。他们都谨记着、信崇着、践行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守仁行义于天下。

　　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把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600年间，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或称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那是奠定了人性之精神基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被称为“世界宗教”的精神底线。雅斯贝斯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在强调：这个时代的历史，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处于中心和枢纽的地位。由此，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而这个时代，正处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之际。

　　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想深入理解中国，不仅要求助历史，“而且必须上溯其历史长河，以追寻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时期”。他还指出：“自从二十几年前的"文化热"，直到最近盛兴的"国学热"，始终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探究，也总离不开先秦时期种种问题的讨论。”（《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序》）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在我国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三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由镐京迁往洛阳，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 一六国，期间共有549年，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为“东周”。东周以公元前475年为界，此前的295年间，因孔子写《春秋》 一书，着重记载这一阶段的历史，所以，后人称之为“春秋”时期；此后的254年间，因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争霸，战乱不断，故被称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西周奴隶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井田制日益瓦解，反映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便是天子失位，诸侯争霸，“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战国策·书录》）。

　　春秋，是战国的开端；战国，是春秋的继续。战国时各诸侯国的激烈竞争，是春秋社会节奏的陡然加剧。战国时社会的基本特点，早在春秋时期，已具备雏形了。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生活在春秋中期的郑国子产和晋国叔向，哀叹“此季世也”（《晏子春秋》），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把它概括为“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自大夫出”（《论语·季氏》），而战国中期的孟子，则直斥“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

　　然而，就是在这个“无义战”的乱世之秋，中华民族在疆场上的混战厮杀当中，懵懵懂懂地进入了历史上智慧之光初闪、礼新乐改方显的孩提时代。突出成就，是士阶层的崛起和实践，经先秦诸子们的不断总结、提炼、争鸣、升华，形成了代表后来中华民族精神底线和基本个性的“春秋大义”，并在此基础上，造就了中华民族以“忠义”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一直支配着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孟子的直斥，正是代表了当时大批有识之士对“忠义”文化的极度渴望。

　　四

　　公元前707年，郑庄公率先向王权挑战，他以武力对抗周师，并使大将祝聃射中王肩，从而拉开了春秋时代的序幕。在此以后的近300年间，中国由原来周天子“封建亲戚以蕃屏”（《左传·僖公二十 四年》）的大 一统，陷入了分裂、割据的动荡局面。春秋争霸，愈演愈烈。当时的社会，与以往相比，呈现出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当数伴随着争霸战的深入，士阶层的异军突起。

　　这里所称的“士”，是指那些文化素质、政治意识、经济状况略高于普通百姓的人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其社会地位近乎庶民。剧烈、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对士阶层的冲击最为严重，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个阶层必然具有如下特点：

　　其 一：士阶层经常处于动荡之中。 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大批上层贵族的成员不断下降为“士”，成为“士”的新成员；另一方面，士阶层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抛入庶民阶层，甚至“降在皂隶”（语出《左传·昭公三年》。“皂”：无爵位的卫士；“隶”：因犯罪而服役者。“皂隶”：当时是指从事低级政事工作的奴隶，位同服务王室的阉人。引者注。），因而，士阶层是广大庶民的后备军。与此同时，庶民中的出类拔萃者，随时有机会上升为“士”。

　　其二：士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境况相对优裕。他们虽比不上诸侯、卿大夫，但经济待遇远比广大庶民优厚，且不必像庶民那样，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大多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为统治者或贵族服务，他们的地位决定了这个阶层必须绝对忠于职守，“士不以失职为节”（《礼记·射义》），“利其禄，必救其患”（《左传·哀公十五年》）。

　　其三：“士”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了解百姓的疾苦，掌握社会底层的信息，而且能够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进行分析、总结和甄别，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并能付诸实践。所以，这个时期的士阶层大都视野宏阔，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善于任事，拥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斗争经验，蕴藏着巨大的政治潜能。春秋士阶层的崛起，不仅为当时人们的处世方式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而且为后来民族开泰人物的出现及“百家争鸣”的发轫，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

　　春秋之时，列国之间，征战不断，兵燹频仍。各国诸侯为了获取或保持霸主地位，甚至为了使自己免遭被他人消灭或吞并的厄运，在残酷、激烈的竞争面前，再也顾不上自西周以来实行的那一套“贱不逾贵”“少不陵长”（《管子·五辅》）的以血缘论亲疏、凭出身论高下的用人原则，不得不招贤纳士，破格起用尽可能多的有才能的“士”为自己服务。这样，一大批身怀真才实学、智勇双全的俊杰之士，成为王侯公卿竞相招揽的对象。他们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成为春秋时期各国霸主谋取政治地位的有力援手。小说《赵氏孤儿》中的赵氏、狐氏、屠岸贾的先辈们，乃至孔子的父辈，都是从这一时期的士阶层中脱颖而出的。

　　春秋以降，文化下移，士阶层也发生了重大演变。

　　先秦时，有把奴隶叫做“苍头”的说法，故后人把这次士阶层的重大演变，称为“苍头突起”，以此来形容这个阶层的迅猛壮大与崛起，主要表现在：

　　其一：士阶层的队伍迅速壮大。尤其到了战国，随着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上涌现出大批知识分子。各国诸侯不惜重金广揽人才、礼贤下士的良好风气，在客观上促使更多的人去发愤读书，增长才干，争取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战国养“士”之风大兴，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以及秦国的吕不韦等，皆以养“士”众多而名满天下。“士”的称号，不再限于读书人，凡有一技之长的，均以士相标榜。士阶层得到空前壮大。

　　其 二：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春秋之时，士的地位是低下的；至战国，情况陡变。一介布衣之“士”，可以傲视王侯。君王对“士”，只有礼敬有加，而无怠慢。庄子可以用嘲讽的语气力拒齐威王的千金卿相之聘，齐威王却无可奈何；孟子把梁惠王驳得哑口无言时，梁惠王至多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并无怪罪之意。可见，有识之“士”在君王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富有活力的年代。那时候，以杰出士阶层为代表的中国人，高扬“忠义”大旗，轻生死，重然诺；轻财利，重名节，敢恨敢爱，敢作敢当，最富有血性。产生在那个年代的“春秋大义”，是中国真正的民族魂。

　　如果说春秋大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那么，“忠义”文化便是这个精神象征的核心价值，而小说《赵氏孤儿》，正是对这个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解析。

　　五

　　春秋战国之时，旧的奴隶制度业已崩溃，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思想学术等，无不呈现出绚烂多彩、各派林立、多元并举的自由状态，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面对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有识之“士”驰骋遐思，竞相阐述和实践自己心目中的社会理想，最终，导致了盛极一时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争鸣持续了200多年，大大启发了时人的心智，开阔了大家的视野，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争鸣所体现的政治主张、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行为规范、道德伦理、思维方式等，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彩的篇章，被后世誉为“春秋大义”，2000多年来，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研习、传承的文化，历代仁人志士身上所放射出来的优秀品质，无不深深打上“春秋大义”的历史烙印。

　　从春秋到战国，成千上万的才智之“士”异军突起，在剧烈动荡的社会里风云际会，虎跃龙腾，纵横捭阖，大放光彩。他们奇迹般地活跃于群雄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艺术等各个领域，充分展示他们的创造才能，成为当时社会上一支举世瞩目的生力军。士阶层的才情和智慧，不仅使那些依靠世袭而占据高位的达官显贵相形见绌，就连那些“千乘之主”“万乘之君”，在他们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才俊之“士”不仅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强弱，甚至可以左右天下大势，“贤人在而天下服， 一人用而天下从”（《战国策·秦策 一》）。孟子称张仪等纵横之“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滕文公下》），是那个时代的形象写照。

　　“士”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他们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表现得极为出色，用自己卓越的智慧和胆魄，为子孙留下了源远流长、历久不衰的精神瑰宝。

　　在那个时代，尽管有少数人为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翻云覆雨，行险使诈，惑主欺君，倾人之国，但这些人显然不占士阶层的主流。大多数“士”人志向远大，以匡时济世为己任，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抱负。他们敢为自己秉持的真理锐意进取，兼容并包，克己容人；或以改革变时风，或以巧智取卿相，或以善战解国难，或以雄辩屈人君，或恃道而拒势，或守道而殒身，皆成一时之名，令百代之下，叹为观止。他们饱含激情，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敏锐的才智，忍辱负重，上下求索；更有甚者，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用自己的理想、信念、鲜血和生命，演绎出一曲曲像《赵氏孤儿》那样动人心魄的忠与义的故事。故事中所表达的价值取向、思想情感等，对后人无不发挥着教化、启迪的作用。

　　《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无疑是这 一时期义“士”中的典型代表。

　　六

　　“忠”与“义”，既是政治学的范畴，又是伦理学的范畴，有其丰富的哲学内涵。《礼记·礼器》称：“忠信，礼之本也。”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说：“忠者，内尽于心也；信者，外不欺物也。”

　　孔子的学生曾参认为，孔子的学说，用两个字足可概括：“忠恕”而已（《论语·里仁》）。对此，朱熹的注释是：“尽己之谓忠，推心之谓恕。”

　　曾参还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意思是：为他人做事，能不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吗？可见，“忠”的前提，是诚心、尽力、恪尽职守。

　　“忠”，是坚定不移的，要求忠贞不 二、忠贞不渝；“忠”，又是道德修养，故《易·乾》言：“忠信，所以进德也。”

　　“忠”，是一种责任，所谓忠于职守、忠心耿耿、“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忠”，是有原则的：“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吕氏春秋·应同》）故，“忠”是志士仁人所向往、所追求，而且矢志不渝坚持的，是可歌可泣的，故被誉为“忠心贯日”“忠贯日月”。“忠”是主客体互相认同、互相尊重的，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义”，《中庸》解释说：“义者，宜也。”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作而宜之之谓义。”可见，所谓“义”，是指做事适宜，合情合理。“义”，体现着一定意义上的“度”，即适度合律。而合乎规律，则意味着光明、进步和正义，故人们把普遍皆宜的道理称为“义理”，把应遵守的规矩法度称为“义方”；将富有正义感的人称为“义士”，将他们的行为称为“义举”，对违背正义的言论和行为感到“义愤”；称英雄的气概为“义勇”、正当的战争为“义战”。

　　《列子·说符》曰：“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疆（同“强”，引者注。）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荀子·王制》则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可见，在先哲眼里，人之有“义”，是人区别或高出一般动物的根本标志。

　　“义”，是高尚的道德，故称“仁义道德”。“义”，是人的真实情感，是为义气；“义”，又是一种情趣和理想，故人们追求义气相投，崇尚义结金兰。所以，“义”是圣洁的象征。

　　孔子说：“仁者，爱人。”有爱心，才是仁人志士的前提；爱民的军队，才是仁义之师。“义”虽利他，并不排除利己，但利己的手段必须正当，所以孔子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义”不是人先天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修养、实践、磨炼而获得的，所以《三字经》上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孟子说：只要肯努力，“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义”是扶危济困、施惠于人，所以才有义务、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义”意味着，人们只要认准了，就要立即实施，一往无前，古人称之为“义无旋踵”。行“义”是付出，行“义”之人必然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故有仗义疏财、慷慨赴义、义无反顾、轻生重义；同时，利不妨“义”，但要穷不失义、见利思义，不可见利忘义、因利害义。“义”是主持公道、勇于表达，即义形于色、仗义执言、义正词严。

　　“义”是不畏强暴，故《赵氏孤儿》中的程婴能舍生取义，不惧强权；鲁仲连能够大义凛然，义不帝秦。“义”是一种品格、情操，故人要重情守义，不可薄情寡义。“义”是感恩的：义重恩深、义海恩山，恩绝则义断、忘恩必负义，割恩则断义。

　　“义”为天下之本。人无义不行、无义不立，多行不义必自毙。“义”是神圣而光明正大的，为了“义”，人们可以大义灭亲。“义”是伟大而崇高的，故有大仁大义、义薄云天；“义”是美好而悦人的，故有义浆仁粟、沐仁浴义。行“义”之人必有侠肝义胆、急公好义，而不能因一己之私，伤害大义。

　　自古以来，“忠”“义”一体，是孪生兄弟，难解难分，如忠臣义士、忠肝义胆、忠义双全等。大凡为忠心所驱使，必为正义所感召；为正义所感召，必为忠心所驱使。

　　凡此种种，在《赵氏孤儿》中，均能得到较好的诠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读者掩卷之后，定会有自己的感悟和见解。

　　二月河　贾樟柯　杨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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