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从今天开始，每月第二个星期和第四个星期的周一，视点版“半月人物点击”栏目将如约和读者见面。
我们“点击”的人物，包括法制新闻人物，涉法事件当事人，有一定思想内涵的政法界人士，高端人士。
我们试图寻找这样的人———他们或为一部部法律的出台奔走呐喊，或将法律的精神践行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案件之中，或锲而不舍地为捍卫公平、正义和自由而鞠躬尽瘁，或用自己的艰辛甚至生命唤来正义的回归。当然，他们也可能功败垂成，未能一展抱负，但是他们绝对有果敢的行动。
我们并非要塑造榜样，也不想给读者讲大道理，而是希望通过生动的讲述和细节的刻画，展现一个全面、丰满、立体的人；通过真实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不一样的人生。
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点击”的人物———其思想可影响人、其事迹可感动人、其行为可启迪人。
每半月一次相约，“半月人物点击”将尽力为您奉上精品，同时也期盼您的支持。
中国反劫持谈判第一人的特殊人生 名片
高锋，教授、二级警监，拥有多个“第一”的头衔———“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中国第一人”、“中国反劫持谈判专家总教头”、国内公共安全危机干预权威；著有《犯罪心理微观系统论》、《多元犯罪心理研究》、《犯罪心理美学论稿》等十部专著，至今共培养了百余名专业反劫持谈判专家，是我国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理论体系、技巧体系和实训体系的原创者，填补了国内反劫持谈判的研究空白。
半月人物点击
本报记者 杜萌
“哎呀，快来人呐！”
茶室里，高锋雄浑有力的嗓音陡然变尖，在颤抖中渐渐减弱。
这位身材魁梧的二级警监坐在记者对面，绘声绘色地回忆起25年前搜寻一起凶杀案的死者残肢的经历，眼睛和面部肌肉呈现出戏剧性的惊恐。
“那一次经历终生难忘！”
话音落下，他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也和他本人一样非同一般———名字的左上方纵列着四行小字，依次为“中国首席反劫持战术专家”、“中国反劫持谈判理论创始人”、“中国公共安全危机干预专家”、“中国反劫持谈判职训总教头”4个头衔。
如今炙手可热的谈判专家，在初入警界时也曾有终生难忘的糗事；和“江南第一扒”的交手，让他有了“初露锋芒”的机会
那次“终生难忘”的糗事发生在高锋初入警界时。
1984年，进入而立之年的高锋告别就职8年的武汉师范学院，经自荐入选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任教，成为“警官的教官”。为熟悉理论结合实战的路子，高锋常去公安基层部门见习实践。
那是在荆州地区公安机关见习期间，得知发生一起无头尸案后，“小高老师”跟着民警来到现场，目睹法医从粪坑里起出一个男性头颅进行痕检，之后又参加了搜寻死者躯体的行动，遍查粪坑附近林场及废墟可疑地点……
在现场附近，有一片人工水域，最深处两米多，民警和民兵几十人排成一行，入水踏勘。
走一趟，没任何发现，再折回时，高锋的右脚踩到了什么。
“我浑身一个冷战，立马感觉周围的水像开了锅。”他走音扯调地呼喊———“快来人呐！”
一个大塑料袋子从水底捞起，上岸打开，难以形容的怪味儿溢出，一些人体残肢出现在眼前……
中午大家吃饭，有个鱼肉菜，高锋夹起一筷子，联想起刚才所见……“天哪，什么叫腿软我算知道了，眼睛发花，脑袋发木，心慌，站不起来，恶心……”
高锋的“初露锋芒”，仍是缘于下基层了解刑事犯罪案例的调研中。那一次，他偶然参与了“江南第一扒”的审讯。
“江南第一扒”从18岁开始“掏包”，直至29岁被擒获时，“掏包”金额达数十万元。经验丰富的民警审来审去，但却无法从“死不吭气”的“江南第一扒”口中套出话来。
当时，民警根本没把来此调研的警校教官当回事。在他们看来，这些年纪轻轻的“老师”不过是黑板侦查、讲台破案的把式，“就当是让这个小青年见识见识审讯吧”———于是，高锋有了一个独立上手的机会。
在随后的4天里，老警察讶异地发现，“江南第一扒”居然与警校来的“小青年”在审讯室里聊起天来，而且居然一口气交代了9起积案，其中几起是久侦未破的大案。公安局领导和民警们不明白，眼前这么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怎么就那么轻松地撬开了这块“顽石”的嘴巴。他们详尽地追问了高锋在审讯对方时的每个细节：
高锋带着两包香烟进入审讯室，先来了一段开场白：“我是警察的老师，专门训练警察的，对你那点破事不感兴趣，但是我对你凄凉的人生经历很有兴趣，我想了解你的心理活动。”
“贼王”不冷不热地看了他一眼。高锋点了支烟，轻轻地吹了一口，袅绕的烟雾笼罩住了“贼王”，这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两米。
高锋是个喜欢抽烟的人，他知道人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会抽烟，一个是酒足饭饱后或喝酒期间一支烟，一个是最痛苦最愤懑的时候要抽烟。“贼王”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
“你要不要抽一支？”高锋试探性地问他，对方瞅了高锋一眼，半信半疑地说：“你跟谁说话？”
“当然跟你说话，屋子里还有第三个人吗？”
“我能抽吗？”
“哎呀，烟搁这儿就是抽的嘛，还分家？来吧，我给你拿。”
“贼王”硬生生地看了高锋一眼，这个偷钱时手从来没抖过的人在接过香烟时手却在瑟瑟发抖。高锋知道机会来了，他从对方腿上一条缝了24针的伤疤聊起，“贼王”便心无芥蒂地开始跟他侃侃而谈。
“谈他的生活，他的阅历，他怎么留恋父母，怎么埋怨这个社会。我也谈我人生的体会，谈我对他的理解，谈他现在应该做的事，谈他每一次在盗窃当中成功的心理活动。”
就这样，他们从早上9点一直聊到下午3点。
审讯结束时，高锋对“贼王”说：“我不希望下次我们的见面还在这个地方，我倒希望在阳光灿烂的外面看到你轻松的微笑。”
听到这番话，对方泪流满面地对高锋说：“你说的话全都是人说的话，入情入理，我就冲着你说的话，今天栽了我也认。”
听完高锋的讲述，一位老民警走上前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年轻人，你是我接触的公安院校中真正的佼佼者。”
“我不是神仙，也不是什么圣人。”高锋事后反复回想，他成功突破“江南第一扒”的关键在于———“微笑审讯”，“第一，我做到了平心静气地和他对话；第二，我是完全站在他生活不幸的角度去拟定我们的谈话内容的；第三，以他现在和曾经的感受作为谈话基调；第四，给他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对他未来的生活作了具体构想并表达了期待”。
这起案件突破后，高锋确定了与那些有着类似身世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的基调和思路。
深谙反劫持谈判难度的人都知道，与劫持者谈判要比打死劫持者难一百倍，“好比本来是在地板上跳芭蕾，现在却要到架起的钢丝上跳”
2003年4月2日，高锋奉调令从湖北来到北京。生活尚未安顿，却领受了一个闻所未闻的任务———研究谈判，大背景着眼于北京2008年举办的奥运会。
“当时并没说清楚，就说是研究谈判。”高锋原以为要研究警察与老百姓闹别扭怎么办，后来才知道这个任务的中心内容———研究反劫持谈判。
这个课题早已提出，但却搁置了一年多无人接手。深谙这一课题难度的人都知道，与劫持者谈判要比打死劫持者难一百倍。业内人士对此有一个比喻，“本来是在地板上跳芭蕾，现在却要到架起的钢丝上跳”。
“这不是弄篇文章就完事的，这可是开不得的玩笑。”高锋说，依他分析，一切都需要制定可行的操作体系，精心培养人才，最后取得最佳实践效果。
领受任务后，高锋提出要在国内调研，随即在一个多月里奔波往来于北京、湖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地。
6个月，仅仅过了6个月，45万字的书稿从高锋的电脑里一字字敲出，书名定为《反劫制暴谈判战术》。
“"反劫制暴战术谈判"是我发明的词，后来在全国流行。”高锋的话语里透着几分得意。
在和高锋交谈的整个过程中，记者对他超乎一般人的自信印象深刻。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反劫制暴谈判战术》书中。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本书的整个体系是由高锋教授独立完成的”。“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创造出这样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一个去独立培养这么多反劫持谈判专家，培训教材全部是我原创出来的。”高锋说。
都说高锋是奇人，没有人知道他怎样没日没夜地拼命，绞尽脑汁将人生积累的老本都榨出油来；没有人知道他透支体能全力以赴，血压增高、视网膜充血……
2004年10月29日上午，大教室。
讲台上，刚刚度过50岁生日的高锋，身着二级警监制式上衣，被一片刺目的闪光灯晃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数十台高级相机的闪光灯持续曝闪，新闻媒体的记者们正在观摩由高锋独立执教的反劫制暴谈判战术课。教室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民警，他们是经过苛刻考试后精选出的佼佼者，是第二期反劫制暴谈判研修班的学生。
距此3个月之前，吉林省长春市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人质被杀、劫持者被击毙，结局震惊社会。
就在公众质疑警方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的舆论声浪中，高锋与他正在培训的研修班“横空出世”。新闻媒体蜂拥而至，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对此密集报道，高锋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瞩目的热门公众人物。
曾经有人这样问高锋：“你一夜成名有什么感受？”
高锋毫不犹豫地答道：“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曾经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很骄傲？”
高锋回答：“我没有时间骄傲。”
父亡母病，幼年时的惨痛经历却让高锋积蓄了意志力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为他日后研究危机谈判对象和谈判方法提供了深厚的心理积淀
“生活阅历，是做人做事的最大本钱！”高锋的话锋陡然一转，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高锋的父亲早年叫高维州，后来改名高华，老家河北抚宁。1948年，父亲从燕京大学毕业，“外语好得不得了。不论大学入学还是毕业，父亲在老家形成的轰动效应历经数十年，甚至直到今天，还为家乡父老们津津乐道。”高锋说。
走出大学校门参军后，高锋的父亲被分配到南下工作团军政委员会，专门搞清产核资和接收工作。从部队转业后，又到了华中电管局工作。
在高锋童年时那朦胧的记忆中，总是梦幻般地浮现出瘦瘦高高的父亲带自己去打猎的情景，“现在想想，父亲是那种精干的、和善的、成熟的中年人，对谁都很和善。后来听人说起我爸来，没一个人说他不好，我就很惊讶”。
高锋的母亲是湖北仙桃人，毕业于南通纺织工业学校。“母亲是知识分子，形象很好，有点像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演员。”高锋说，母亲的正派和刚毅早早在他年幼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烧饭用柴———买柴的地方离家最少十里地，那里还没有公共汽车，母亲竟一次次只手拎上二十斤干柴一步步艰难地走回来。
生活用水———机关宿舍三楼水管不上水，又不好意思总去楼下别人家里打搅。于是，每到夜半时分，母亲便用壶、桶、盆，接水管里时断时续涌上来的水滴，盛满后再倒进缸里。
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也幸福。然而，甜美的时光在高锋6岁那年戛然而止。
那一年———1960年，父亲乘车从湖北武汉出发前往孝感检查工作。喜好开车的他看到司机很疲劳，便接手开车，当车行驶到一个年久失修的木桥上时，桥体突然塌断，轿车一头栽到桥下的水里，方向盘把父亲的胸部顶塌……
“父亲去世那年36岁，母亲才34岁。”高锋说，“母亲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经医院诊断患上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出院后，也无法自己料理生活，只好去姥姥家养病。”
对高锋来说，人生最艰难的岁月还不是父亲刚去世那几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始于11岁以后，高锋成为了胸前挂着家门钥匙的孩子，除做饭、料理家务、独立掌管经济、照顾好弟弟之外，还要随时随地留意母亲情绪的变化，防止她自残或伤人。
渐渐地，高锋熟悉了母亲发病的规律，并开始竭尽心思地去揣摩化解母亲心结的方法，尝试着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平缓她激烈不安的焦躁情绪。
母亲发病最厉害时，在家里捶墙，出现幻听，老觉得有人说她坏话，听不进任何人的劝慰。“我劝说母亲时首先要靠近她，让她坐下来听我说话，和她说，"我不舒服了"。”
母亲关注孩子的感受，情绪就有所转移。这时，高锋会给母亲倒杯水，在她身上捶捶，对她说：“咱家东西损坏了没人给修，公家来修是要钱的，咱们工资就那么多。”
见母亲不吭声，高锋接着说：“没人说您坏话，我是您的儿子，我没听到。”
很快，母亲声音没那么大了，声调没那么高了，说话频率没那么快了，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少年高锋也曾有过自怨自艾，怪父亲早早走了，叹母亲得了重病，看人家家里天天呼爸喊妈，那种亲情的温暖早就从自己身边永远溜走了。如果有父亲庇护，在外面受了欺负有人倾听有人消解；如果有父亲庇护，母亲就不会一次次受人恶语奚落。坎坷中袭来的酸楚一次次刺痛着少年高锋的心灵。
“直到现在这个年龄，我才知道，我的父母很慷慨，什么都给我了，给了我很好的DNA，给了我应对生活困苦的良好心态。”高锋说，“我今天坚韧的个性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命运中相似的情景继续延伸：初中升高中，他赶上推荐选拔，因为与老师关系不洽，凡人人引颈憧憬的上高中、参军、进技校那些前途无限光明的机遇，无一惠恩于他。
后来，因表现出色，他从插队农村被推荐到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却又因出任校团委干部忙碌班外庞杂事务，荒疏了与班里同学的交往，他没有通过入党投票的表决，并因此与已经看好他的新华社湖北分社失之交臂。
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一心想当记者的他错过了在中文系留校的时机，学校执意留他，却只能把他安排到教育学科教研室。
这一连串的挫折让高锋感到“五雷轰顶”、“天旋地转”。
“但人生告诉我，机会是争取来的。”而立之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当了8年教师的高锋，看到《长江日报》刊登了湖北公安专科学校招聘教官的广告，他“脑子斗争了一下”。
“我小时候对警察特别向往。”电影《秘密图纸》中民警身着制服的画面，深深地烙在少年高锋的脑海里。中学没当成兵，插队时见邻队知青应选公安交警，不久穿着“上白下蓝”警服回村探望，让他羡慕得眼珠发红。
姗姗来迟的机会出现在30岁的高锋眼前。他曾悄悄去招聘学校“侦查”一番，那里虽然比不得自己服务了8年的熟悉校园，但他咬着嘴唇给自己打气，“我不是来挑地方的，我是来挑事的”。
入校后，高锋在抓紧时间大量通读公安专业知识的同时，开始了下基层了解刑事犯罪案例的调研。从助教晋升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从湖北奉调入京，一路披荆斩棘……
岁月流转，少年高锋、青年高锋在应对苦难、不幸、挫折、失意中积蓄了意志力和自我调整的能力，积蓄了日后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实感体验，为他研究危机谈判对象和谈判方法提供了深厚的心理积淀。
高锋清楚，比自己能干的人大有人在，如果没有很好的秉赋，如果不是“最最努力”，他无法获得今天的成功。
在他看来，努力、机遇、遗传这三部分合在一起，成就了今天的他。
“来北京之前，没人想到我能做到今天这样。”回首往事，高锋说，“我要感谢挫折。没有挫折，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挫折，我就不能更进步。”
在风险谈判中，高锋提出“生命至上”的原则，在保护好人质、谈判专家生命的前提下，“不到迫不得已不打死劫持者，不到迫不得已不将枪对准劫持者”
反劫持谈判专家手里握着两条人命，一个是被劫持者，一个是劫持者。
人质是第一位的，如果人质死了，劫持者也死了，称之为双输；人质救出来了，劫持者被打死了，叫缺位；人质没有死，劫持者也活了下来，称之为双赢。
要让反劫持谈判专家的嘴能成为“武器”，深深感染、打动直至改变劫持者的意识和行为。
传统理念是以暴制暴，以往出现诸多的失败案例，皆因观念上出了问题，始终居高临下，认为劫持者应该屈服于我。
倘若谈判使劫持者产生绝望，那是谈判专家的失职和高度无能。
古往今来，“恶有恶报”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采用以暴制暴手段对付劫持者，历来有着强大社会心理惯性的支撑。而高锋在积累学识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这样的核心观念：在中国当今社会现实里，反劫持谈判更多的是需要与中国弱势人群中采取极端手段的个体进行谈判，这不同于与有信仰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
在突破“江南第一扒”的心理防线的过程中，有一段对话令高锋至今未能忘怀：
问：你把手伸进人家兜里不感到不道德吗？
答：你们(指社会)把我逼得这个样，你们不道德，逼我不道德，就等于无所谓不道德。有两种人我不偷，工人农民我不偷，老人不偷。
依高锋的分析，在中国劫持人质事件中，劫持者大多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自认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先是受害者，后来成为害人者。这样一批人是弱势人群，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用极端的方式向社会进行最后的呐喊和诉求。
“面对这样的诉求，你是把他打死好，还是留下来探讨解决问题？”对此，高锋提出的原则是：生命至上。他认为，劫持情境中要保护5种人的生命：人质、谈判专家、现场警力、周围围观和聚集的公众，以及劫持者的生命，“不到迫不得已不打死劫持者，不到迫不得已不将枪对准劫持者”。
2003年11月，在基本完成反劫持谈判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架构后，高锋认为，去国外了解同行的时机已经成熟。申报的外访计划很快得到批准，年底前，高锋便飞赴德国柏林，前往柏林高级警察局调研。
德国的反劫持谈判研究始于40多年前。在1972年慕尼黑召开的第20届奥运会上，德国特种部队向扣押以色列体育代表团人质的恐怖分子开枪，导致9名以色列人质被杀、8名恐怖分子被打死，酿成了举世震惊的惨案。40多年来，德国政府精心磨砺反恐行动与谈判技战术，积累了丰厚的实践经验。
出访德国的一个多月里，高锋把时间全用在了解德国警察部队反恐技战术和谈判经验上。他追着德国研究谈判的顶级专家劳伯等，询问谈判经历、谈判要点、谈判方式、培训方式等等问题。
回想起这次德国之行，高锋非常欣慰，“我是处心积虑地去学习的，我很有收获”，“去之前，我的整个理论体系已经完成；去之后，我发现德国的反劫持谈判实用，战术和战斗性很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德国的理论不严密，都是经验性的传述和操作性的体系，不像我们中国首先有基础理论，再转为应用理论。现在到了一个全国整合、建立谈判专家机制的时候了，招收、培训、复训、使用、待遇，即使这不能成为一个警种，那么，成为警种下分支也行”。
2004年，首届国际反劫制暴战术谈判国际警务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劳伯应邀来到北京。
与会期间，劳伯在了解到《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一书的内容后，非常惊讶。他在评价书中阐述的“生命至上，反对以暴制暴”原则时对高锋说，“你的理念能够操作，是最令我震撼的”。
在此次国际研讨会上，有位美国专家对《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书中论述的“近距离谈判”非常感兴趣。这位美国专家告诉高锋，美国考虑到近距离谈判直接威胁谈判人员生命，因而从发起劫持谈判之初就一直加强红外跟踪仪、微型播话器、机器人等高科技设备的开发，没有重视近距离谈判的真正效能。详细了解了近距离谈判的理论、操作方式以及在中国实施的效果后，这位美国专家希望高锋能前往美国，参加一年一度在加州萨克拉门托举行的世界谈判专家大会。
顾名思义，“近距离谈判”就是谈判专家与劫犯近距离面对面的谈判方式。高锋认为，这种自然沟通的方式，不仅能够把很严重的劫持事件转化为一般纠纷，还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反劫持方的诚意。此外，能清楚地观察对方的情势，近距离地观察和把握战机，使谈判手能够随时向攻击手转换。
“参与谈判的人给劫犯一个笑脸，一句问候，再给他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成功率是很高的，甚至能把劫犯谈哭。”正因为如此，高锋一直倡导“近距离谈判”这一我国所独创的谈判方式。
高锋说，在近距离谈判时，谈判者便装上场，理想的距离在13米左右，既能够彼此看清对方的表情听清对方的声音，又不致让劫犯产生过度的戒心。“在谈判过程中可以适时地向劫犯靠近，但最好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在劫犯喊停的时候，一定要停下脚步。”
通常来说，劫犯已经站到了社会对立面，仇视社会以及自卑情绪都会比较明显，而谈判专家是代表社会来谈判的。基于劫犯微妙的心理考虑，高锋认为，在挑选警员进行谈判专家培训时，对外型和气质都有严格的要求，“一般的原则是，要矮的不要高的，要瘦的不要胖的，要丑的不要帅的，要老的不要年轻的。总之，谈判专家的外貌不要有刺激性，越普通越好。此外，目露凶光者不要，面庞发黑者不要，高大魁梧者不要”。
而谈判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保持高度的和善，用高锋的话说，“要做到像糖稀似的，芝麻一旦碰着就没有不沾上的。”
保持亲和力的一大关键是脸上的表情，高锋提出的要求是，“夸张而不凝固，要不断通过表情去拼接劫犯的心理。”
“凡是上我的课冷脸的，我都要单独谈话。”高锋说，在培训时，他要求每个学员针对自己忧愁、烦闷、轻微的喜悦、狂喜4种表情，每样都拿出3个版本。“保持亲和力还要做到"三个没有"：脸上没有蔑视，口中没有否定，动作没有威慑。”
至于谈判时的动作，“在出场前掏空裤兜，使其处于空瘪状态；双手切忌插在裤兜里，以免给对方造成随时掏枪的感觉；上衣口袋里也不能有东西。以这种无声的语言消除对方的戒备和紧张心理，尽快在双方建立一种无声语言的认知和信任。”
当双方正式开始交流时，高锋说，“身体姿态要平和自如，不可居高临下。千万不要使用挑衅、压迫或侮辱对方人格等方面内容的词句，应当给对方有一种平等对话的感觉”。
为了让谈判时的动作更加“柔”一些，高锋会让他的学生们去学习舞蹈。
谈判时全靠一张嘴上的功夫，高锋说，“说话时，首先是要"清"，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要保证对方能听清楚；其次是"和"，脸上的神态和语言要体现理解宽容同情的姿态，给对方以心灵的震撼力，达到刺破前胸留在心坎的效果。”
“谈判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谈判者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能迅速观察劫犯的性格、职业等诸多信息，因此谈判者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上。”高锋说。
高锋对记者说了几句培训谈判者时常说的话：“我们的舌尖要顶起一座泰山”；“不要把劫犯逼上梁山，劫犯要上梁山，你要让他下来”……
一则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口讯传来，说在该校世界反劫持谈判法学课上，有位英国教师在战术史中提到高锋，说中国有个老警察，创立了完整的谈判理论体系。在这位教师看来，中国的反劫持谈判已经跟上了世界反劫持谈判的时代步调。听到这个转述，高锋很受鼓舞。
“老警察”高锋今年55岁，警龄于今越过第25个年头，却在知天命之年陡然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
采访高锋期间，媒体连续报道了几起劫持事件。针对其中的一些击毙劫持者的案件，高锋的评价是：“人性的根本就是维护人的生命权。这是最高的标准，也是底线。开枪打死劫持者的社会成本太高。如果没有开展劫持谈判就开枪，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时至今日，“维护劫持者生命”的观点正日益得到广泛的接受。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它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谈判专家坐在与劫持者仅有两米远的一张椅子上，与对方开始了谈判。龙宝军摄（资料图片）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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