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低保乱象

　　46岁的曹国付患有脑瘫，躺在病床上已整整46个年头了，伤残一级的他生活不能自理，全靠父母伺候，多年以来却从未得到过当地政府的任何帮助

　　□本报记者 郭振卫 发自河南开封

　　开封尉氏县庄头乡田家村的村头边，70岁的曹玉柱一说起儿子曹国付的低保救助，就有一肚子的委屈要倾诉。

　　“46年前，我的儿子降落人世，起了个名字叫国富（后来户口登记为国付），6个月后发现孩子还不会坐立，后来竟然既不会坐立也不会走路，只能躺着。随后，国付又多了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但是，儿子至今拿不到低保。”

　　曹玉柱的讲述，揭开了开封农村低保的乱象。

　　申请低保多次遭拒

　　家里生活一直很困难，再加上大儿子需要有专人照顾，孩子又要上学，曹玉柱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困难。

　　曹小托是家里最小的，今年刚结婚，盖房子时借了几万元钱至今没有还上。

　　“我家这么穷，家里的两个姐姐都上了大学，姊妹这么多，家里全靠父母种田活命，多么不容易。为了能让哥哥曹国付得到政府的帮助，吃上低保，稍减轻点负担，父亲不知多少次去乡政府和村里找过干部，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低保救助。”曹小托如是说。

　　在曹玉柱的家里，他出示了大儿子曹国付的残疾证，审核时间是1999年3月27日，残疾等级为一级，该证是尉氏县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整整十个年头过去了，曹国付从未得到过当地政府的分文帮助。

　　为了让曹国付能得到救助，曹玉柱不知跑了多少次乡政府，找了多少次村支书。甚至还多次用架子车拉着残疾儿子来到乡政府见证，有干部说救助钱已经发过了，村里领走了；可村支书却说没有这项钱，也没有这个政策。

　　多次寻找无果，乡政府和村委会两级政府如同推磨，对于此事，曹玉柱感到太多的无奈。

　　问题低保也分等级

　　在开封县的杜良乡大门寨村，71岁的徐来正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一只眼睛也几乎失明，劳动能力几乎丧尽。他的老伴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家里因儿子出了交通事故，医疗费花了十几万元，没能保住儿子性命，因此欠下了数万元的债务。

　　他生活十分困难，自己每月有50元钱低保费，属于二类低保，由于长期有病，每月药钱都得几百元；老伴没有他幸运，没有低保救助，药都舍不得吃。

　　徐来正告诉记者：“由于儿子这场事故我变得贫困了，村里一会计也拿着国家低保金，太不像话了。”

　　经了解，就大门寨村委，没有吃上低保的困难户不下十人，村民告诉记者村支书王道有（音）弟兄五人，其母亲也吃上了低保，据村民说一些条件不错的成了村里的低保者，岂不怪了。

　　在袁坊乡米厂村委会管辖的张庄自然村，三个年过70的老太太和一位十几岁的残疾男孩在路边说话。当记者问起低保时，双目失明的李秀荣说，谁会给我办低保，我的眼睛失明很久了，孩子也是养子，能有碗饭吃也就不错了，没有想那么多。

　　站在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记者，现在的低保都乱了套，该享受低保救助的得不到救助，不该有的倒成了低保者，不信你可以问问村支书陈守领（音）的父母及亲属是否吃上了低保。

　　刘店乡黄庄村的翁耿亮已60多岁了，条件困难，目前还在砖瓦窑厂拉土坯干活；该乡天爷庙村的刘三也是出了名的困难户，目前他在开封某单位看大门，村里比他们富裕的却吃了低保。

　　一位在民政系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并不具备享受低保待遇，村干部硬是送来了低保费，拿了这份钱自己都嫌丢人，决定让母亲退出低保救助对象，要不会让人笑话的。

　　“吃”低保的干部很普遍

　　农村低保的申请、分配、反馈等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开封地区的群众深受此害。

　　开封民政系统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关于农村低保问题，有的村委会领导班子健全了，低保问题却更乱了，班子不健全的反而没有这么乱。

　　“现在‘吃’低保的干部不是一两个，都很普遍。缺乏透明度、缺乏监督，是村干部和乡镇一级的民政有关人员勾结的结果，他们不会长期固定吃某一个低保户低保金的，否则容易被发现。”

　　在开封一个乡镇，有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有位退了休的乡干部月工资近2000元，也成了“低保者”，村干部的一些亲属也是低保对象，他们并不具备低保条件。

　　尉氏县庄头乡田家村曹玉柱的儿子曹小托告诉记者：“当地民政部门听说记者来采访低保问题，到我家来调查了，统计我家的财产和收入。其实自己已经和父亲分了家，一千多斤的玉米，一千多斤的籽棉，一头老母猪和三个猪娃。还有结婚时媳妇陪送的一辆四轮车，都成了收入，说我家的平均收入超过了900元，哥哥虽然一级残疾仍不能享受低保。”

　　为什么不问问除去化肥、农药、播种、施肥、浇地、收获、人工这些成本费用外，还剩余多少；曹小托家里欠的外债怎么不统计，曹家父子有太多的不理解。

　　失去监督的低保分配

　　针对开封低保乱象这一问题，河南省社会学专家刘志梅告诉记者，低保是社会保障体系，旨在提高社会整体救助水平。低保分为三个阶段，即检测、分配、反馈，真正问题出现在分配阶段，主要表现在政府职员执法不公正、不够规范，有私心；这不光体现在低保上，也体现在经济适用房上。

　　因为执法的政府官员手中有权，个别人有绝对的为了自己及亲属谋利益的私心，仅仅按照自律监督是不够的。记者发现问题，进行舆论监督，个别官员被曝光批评了才肯改正，这是官员考虑到政绩、甚至位置问题才坐不住的。

　　其实，仅靠媒体曝光批评是不正常的，部门工作本身必须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才行。现在有些政府官员，自上而下，官官相护，问题很容易出现。

　　刘志梅说，有些问题并非领导不知道，而是鉴于权力上下级掩盖问题的心理。低保分配不正常，一经发现，进行常规检测，加强监督，规范执法，畅通监督机制，这应该是工作的侧重点。

　　“也许规范行政，还需要一个阶段。”刘志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