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小岗村民曾放鞭炮挽留猝死村支书连任

　　资料图：沈浩

　　小岗村官沈浩之死

　　一个外来改革者的非正常死亡，把小岗再度推到了聚光灯前。这些年的分合之争，这些年的致富探索，小岗村的困境已经不是小岗人自己的困境，而是中国农村的集体困境

　　本刊记者/周华蕾 (发自安徽凤阳)

　　两个月以来，小岗村村主任沈浩的工作日程表里，排满了一大摊子“土地流转”的遗留问题。

　　先是10月底，村里新规划的循环路要在村民严美昌家的麦子地里经过，50多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不乐意，结果十来个不明来历的小痞子冲进他家里，恐吓说要揍他；

　　然后11月2日，GLG甜叶橘产业园生产道路破土动工，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十几个村民不满意村委会先斩后奏的做法，闹到了沈浩办公室；

　　当天晚上，“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媳妇段永霞裹上棉被，就睡到了自家地里——当初，村民严家乐家的地被规划入村文化广场，被村委会请去喝杯茶的工夫，地就没了。

　　一连三天，严宏昌家没日没夜守着庄稼，生怕给挖掘机刨掉了。到第四天，小岗村就出事了，一件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大事。

　　45岁的沈浩死了，在又一个三年任期将尽之际。

　　11月5日中午，县里来了几拨客人，村委会在“大包干”农家菜馆里摆了酒席，喝的是120块一瓶的本地酒“明帝十八”。那天总共喝了多少酒，已经成为一个谜。老板娘支吾着说1瓶，有人说3瓶，还有人说8瓶。

　　总之，下午4点，房东马家献看到小岗村副书记张秀华扶着沈浩跌跌撞撞地回来了。马家献给沈浩倒水，他摇头说不喝。过一会儿，马家献上楼叫沈浩吃晚饭，听到他呼呼扯鼾，睡得特别沉。

　　第二天早上6点多，村民杜永兰来找沈浩办事，在床边怎么喊也不应。赶来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了。在那摆满发展经济学和财政学书籍的房间里，沈浩保持着头一天的睡姿，趴在床上朝门侧着，左手扶着脸，像还在熟睡。

　　上面来的“摇钱树”

　　11月8日沈浩的追悼会上，那些接受过他帮助的村民和跟他拍过桌子、吵过架的村民们都哭了。

　　5年前，这个开着桑塔纳的省财政厅干部刚进村时，小岗人并不热心。那时村民大都住在茅草屋里，连固定电话都用不起。小岗村有句话，“一步跨过温饱线，多年未进致富门”，这里的村民也往往被外来者们打上刻板印象，“难缠的小岗人”。沈浩是1993年以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第四个外面来的干部。村里人不指望一个走马观花的下派干部能做点什么。

　　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觉得，沈浩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见了谁都亲热地打招呼，不像别人只顾低头走路不理人。沈浩在农村长大，去到哪里，端上桌的水就喝，衣服的袖口磨得快没有了，他也不在乎。

　　村民关小伟是一个有智障的大龄青年，家里穷，沈浩就常跟人半开玩笑地叨挂，要帮他讨一房媳妇。还有一回，沈浩把自己的棉被送给关小伟，喝醉酒了回到自己房间，弄不清自己的被子去哪儿了。

　　沈浩大大咧咧，也不记仇，有时跟村民吵翻脸了，第二天别人再来，有事的话他该办照办。

　　对于小岗人而言，沈浩最大的不同是，“别人有想法，但要不来钱。而他是财政厅来的干部，好比一棵摇钱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说。

　　之前的小岗村干部们总是空有想法，但没钱。沈浩一来，资金链便顺畅多了。沈浩为每户小岗村民争取了2万元的建房补助，于是，2007年前后，几十年如一日的茅草屋一跃成为两层高的楼房了。

　　2006年底，沈浩的3年下派期行将结束。这时，严宏昌牵头，发动了小岗村98户村民，和他们当年签下那纸生死契约时一样，在挽留沈浩的申请书里盖上了红手印，放着鞭炮送到了省财政厅门前。思虑再三，沈浩留了下来。当年安徽省2000多个下派到基层的干部里，连任两届的，他是唯一一个。

　　沈浩总在为小岗村的成功谋划着。他反复和小岗人、媒体、乃至经济学家讨论小岗的致富之路。

　　沈浩想法很多。2006年起，沈浩在小岗村大力推广双孢菇的种植，将小岗发展为大学生实验基地，鼓励政策之优惠是小岗人从前不敢想的，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以上。此外，沈浩还在小岗村引入了一家上海的养猪场，并发展葡萄园、农贸市场等。

　　人心散了

　　2009年11月10日，下过一场暴雨，沿着长江村援建的友谊大道，小岗村自西向东一路排开。沈浩依旧是外来者的姿态，只是从最西口的住所，搬到了最东边的墓地里。

　　路边的宝塔松歪歪倒倒，有的已经仆倒在地，几年前的大学生走得差不多了，小岗人一度光鲜的蘑菇大棚也已废弃了，衣衫褴褛地徒然立着。为了建养猪场，2007年以4000元/亩征了好些庄稼地，如今还荒在那里，看得小岗人心疼。

　　村里人认为沈浩不是一个明智的投资者。他不熟悉农村，也不熟悉这块土地。

　　沈浩的到来只解决了小岗村源源不断的输血功能，而小岗要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实现自身的造血功能。

　　“单靠种粮食，只能解决温饱，小岗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化道路。”3年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沈浩时，他这么说。这些年，沈浩多次组织村里人奔赴“红色之旅”，参观靠集体经济致富的明星村。2004年10月，沈浩在南街村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以分出名的小岗村要再走南街、大寨的集体化道路，这种发展模式遭遇了“包干派”的反对。30年前的人民公社曾让小岗村陷入四处讨饭、甚至大批饿死的轮回，村民们心有余悸。严宏昌认为，小岗要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严宏昌主张发展小岗的本土工业，过去十年里，这个当年小岗村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包干带头人曾积极招商引资，也拉来了许多项目，但这些项目却屡屡遇上怪事，一个不落地流产了。在2001年，严宏昌投产的瓶盖厂厂门被炸出一个大窟窿，从那时他立誓淡出了小岗的舞台。

　　而村里以严俊昌为代表的“合作派”，则力主合地。

　　严宏昌和严俊昌是堂兄弟，但在孰分孰合的问题上，两个家族的分歧持续了十几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沈浩很清楚，在小岗，自己没有影响力可言。他一再对媒体表示，“我只是一个引导者”。

　　作为发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活化石，小岗村12位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并不给沈浩面子。在2008年中央电视台“改革30年”的镜头面前，沈浩卖力讲述着土地流转和小岗村的未来，而那些老人们无精打采地直打哈欠，干脆把头枕到椅背上。

　　后来，进过中南海的农民严宏昌在镜头前站了起来，指着沈浩大声说：“你不能牺牲农民利益！”这样一幕，也曾在前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的眼皮底下发生过。

　　沈浩时常跟自己打仗，他曾表示想过无论如何都不会留在小岗了，他觉得小岗人一盘散沙，不团结，怎么也扶不起来，何况自己还有妻女和90多岁的母亲要照料。但往往一宿闷睡，第二天又迎着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机遇雄心勃发了。

　　几年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沈浩吵过不少架，也挨过打，还有村民反复举报他。他一直在用染发剂，别人看他一头漆黑，其实他已经满头白发。

　　“小岗，缺一个真正能够凝聚人心的当家人。”2006年中，沈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