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的三大命题
徐以升
原定于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前至本月底召开,引发市场热议。
很多市场人士将会议提前召开解读为“定心丸”、“保护信心稳定”等,可能会稍显牵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就已经有多次在11月份召开,比如1999年、2000年、2001年、2003年和2005年。会议召开的时间还和领导人的日程安排有关。
但这次会议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国际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实施一年有余,在取得保增长成功的同时,政策在多方面的负效应也引起广泛的讨论。无论是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宏观政策未来的定调,市场迫切需要指引。
在这样的背景下,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前的第一大命题,是对未来的美国和全球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经济形势给出一个合理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后续宏观政策最基本的出发点。
对于当前的美国和全球经济形势而言,虽然市场主流意见给出了已经复苏的乐观预期,但发达国家失业加剧、美国居民支付能力未改善、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处置等多个核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背景下,过分乐观显然没有坚实的基础。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投资带来了增长却也在一些方面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前的第二大命题,是一系列短期形势和短期政策的考量,以下一些问题迫切需要答案。
其一,“保增长”的巨大财政、货币信贷投入,是否在总量上导致了新的资产泡沫,在结构上加剧了产能过剩?
其二,“保增长”的初衷本是为了“保就业”,那么,保增长的核心举措——政府投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保就业”的目标?
其三,在货币政策方面,信贷结构是否增大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度,以及是否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
其四,财政政策方面,如何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宽松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全年竭力“保八”,税收增长对实体经济的紧缩效应,怎样包含在宽松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中?
其五,这一轮巨额政府投资的安排上,乡镇、县、市、省多级政府均累计或直接向中央要项目,基于管理半径的考量,这种安排在效率、地方公平等问题上是否有损失?
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前的第三大命题,同样有一系列中长期形势和短期政策的考量。今年已经进入“十二五”规划制定期,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将对下一个五年计划具有直接影响。
其一,怎么衡量中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经过这次危机,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从过去5年的10%的高速增长,转移到一个6%左右的次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保八”是否要继续持续?
其二,产业振兴规划强调推动企业跨所有制重组,在目标和路径上,怎样回应市场的各种疑问?
其三,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为了扩大内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是中国扩内需的根本之策,如此根本之策怎样能实质性推动?
对于观察者而言,人们喜欢找一个词语来整体概括宏观政策。比如今年就是“保增长”,虽然去年底定义的宏观政策目标为“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很多人关心,今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怎样的三个字会上位成为优先者。是以上三者其一,还是会有一个“新三字”?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