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晒”不同地区行业民众收入 吁完善分配政策
来源:
新华网
2009年11月19日07:30
扩内需,促消费,关键在于钱袋子。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腰包究竟咋样?你的收入涨了还是降了?生活支出多了还是少了?日常生活质量是不是有所提高?对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又有啥期待?带着这些问号,本报记者深入基层,分头采访了几位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状况的普通人,请他们晒晒钱袋子,算算收支账。或许您能从中看到自己现实生活的影子。真心期盼国家的有关政策更完善,大家的收入水平步步高。
——编者
淮北打工者王保献
企业好了,收入才能好
“算算收支账?家长里短的,您让俺怎么说得清啊?”听到记者的采访目的,王保献笑着说。
“那就说说您今年存了几个钱吧!”
老王眼睛一亮:“今年的结余要比去年多,到现在手上已留了8000元,比去年多了几千元!”
王保献是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人,去年底,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他辞工回到淮北,在老家附近的宝迪肉食品有限公司找了一份新工作。
“公司刚开始每月800元工资,但俺是熟练工,很快就转正,现在每月能拿1500元左右了。”王保献笑道,“跟在外面打工拿的钱是差不多的,可外面拿2000元不比在这里拿个1200元啊,家门口打工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天天回家,算算衣食住用行,哪样不省钱啊。”
交谈中,乐观的老王也有不少担心。
首先是物价。一提物价,老王就叹气,积蓄都得从牙缝里抠,为啥?“物价涨得太快!不说别的,咱淮北人爱吃的蒜苗,今年比去年涨了3倍,6元钱一斤,咬咬牙,俺们就不吃了。”
其次是教育。老王的儿子上高二了,对于未来,老王说:“大学的学费是一笔不小开支,就算砸锅卖铁俺也要支持他读书,不过说实话,家里就靠俺一人支撑,的确很辛苦。”
老王还有一个期盼,是早日将自家3间小平房变成小洋楼。老王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但手头积蓄还买不到城里的小半间房子,在家乡盖楼房,也差得很远。俺不能总挤在那几间小平房里不是?”
王保献最后说,“现在,工人就盼这企业增收,企业经营好了,俺们工作才能稳定,工资才能稳中有升。” (记者 朱磊)
富锦粮农孙圣海
让农民腰包有个“底儿”
33岁的孙圣海是黑龙江省富锦市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他们家5口人名下的土地只有5垧,但他“耕作”着的土地却有337垧。他一年的收支账,也要从这算起。
337垧地里,67垧是孙圣海从同村乡亲们那里转包的,种的是水稻;265垧是从附近的前锋农场承包的,种的是大豆。同样的两种作物,却让孙圣海的收入在两年间经历了从峰到谷的变化。
“主要是靠天吃饭,粮食收成没保障。”去年天帮忙,虽然水稻和大豆的价格都不算高,但土地的丰收给孙圣海带来了70多万元盈余。今年天公不作美,春天大旱和随后的连续阴雨让大豆产量只有去年的1/3,面对与去年持平的价格和5500元/垧的成本,一垧地孙圣海就要亏上2400多元。过低的价格让他不得不把打下来的大豆存在家里待价而沽。虽然今年的水稻实现了1200多斤亩产,又卖上了0.98元/斤的高价,扣除成本一垧地可收入6600多元。但是两相抵扣,孙圣海今年在种地上还是要亏将近20万元。
在孙圣海眼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可家里的支出逐年走高。吃穿花不了多少,一年家里5口人有个万把块钱足够了。但是住、行、孩子教育费用、人际关系的开销越来越大。小孙家去年买车,今年在市里买了房,油费、汽车的维护费、房贷、物业费一年下来得6万多元。小孙的儿子上五年级,学费、书本费都已不收,但补习费却看涨,一年也得将近七八千元。当然,今年有一项消费让小孙挺开心,就是享受家电下乡政策买的冰箱,2700多元的价格享受了13%的补贴,他觉得挺划算。
对将来的收入,孙圣海既有信心也有担心:大豆价格连年走低,最近不少农民都准备把种大豆的地改为种水稻,“希望国家对大豆也实行最低价收购,让农民的腰包有个"底儿"。”他说,虽然近年农民种粮有各种补贴,看病有新农合,也有了养老险,但乡亲们还是觉得农业生产风险大,收入不稳定,后顾之忧还挺多。小孙希望国家能为农民建立更完备的保障网,让农民即使遇到天灾也能安稳地生活。(记者 朱隽)
重庆白领晓观
薪水单涨幅太少了
见到晓观,是一个工作日下午,他正和朋友在重庆南滨路的露天茶座喝茶。
26岁的晓观供职于重庆一家国际著名的金融公司,与这个行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眼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他的生活。
“去年9月雷曼破产,没多久就听说公司把原本已定好的员工薪水单重新做了。”公司每年10月会给员工发一份薪水单,列出当年员工的薪水以及下一年将拿到的薪水。“薪水单发下来一看,涨幅少了,按惯例我下一年的薪水应该是每月6000多元,但实际只有5000多元。”
薪水少了些,晓观并没太在意。真正让晓观感到危机的严重性,是在去年底,晓观所在的公司开始要求员工休无薪假,晓观的假期是15天,被平均分配到2009年的每个节日。同样开始执行的还有低薪长假制,员工可自行选择休1年到1个月不等,每月薪水为正常薪水的20%。
假期多了,是因为工作少了。晓观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两部分,一是给上市公司做常规年审,二是在公司上市过程中提供帮助,“以前两类业务量大概各占一半,近两年后者的业务量明显下降,而前者涉及的许多企业会因年景不好而要求降低年审费。”
今年10月,晓观收到了年度薪水单,“非常吃惊。”按惯例在公司工作第三年的员工如考核合格,月薪将升至1万元,但晓观的薪水单上只有8000多元。“大家都很沮丧,毕竟4位数和5位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尽管如此,晓观说他依然会留在公司努力干。晓观感觉一切在逐渐好转,“以后这样在工作日出来晒太阳的机会肯定少多了,但愿明年的薪水单涨幅不会像今年这样让人难接受。”(记者 侯露露)
沈阳工程学院老师田旭
希望工资改革更到位
“宝宝,慢点走,别着急。”35岁的田旭一边说一边赶紧伸手去扶蹒跚学步的孩子。
“累嘛,那是应该的。关键现在养个孩子,费用高着呢,自从出了三鹿奶粉事件,家长们都买进口奶粉,我家也不例外。一罐100多元,孩子一周就喝完了,还得添加各种辅食,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田旭说。
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波及到东北,但身为沈阳工程学院技术经济系副教授的田旭,由于工作在事业单位,收入不高,但依然稳定。她每月收入平均在3000元左右,丈夫在市政规划设计单位工作,收入比她稍高一些。
“收入少,支出也就简单了”,田旭掰着指头算起账:衣食住行占总支出的90%左右。家住8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商品房,贷款买的,还要月供还贷2000元。
前些日子公婆在这儿帮着看小孩,70岁的老人了,照料日渐调皮好动的小孩有些吃力,可有什么办法呢?保姆不好请,就算请到了,每月要多支出大概1000元呢。田旭在读辽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家里家外连轴转,这一年忙得不可开交。父母年龄大了,“家里没点储蓄总不行吧,现在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难应急啊!”
对收入分配,田旭认为,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手段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应通过二次分配以多补少,千方百计提高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
“中央和地方开展的事业单位工资改革,还没改到我们单位呢。”田旭期待着下一步的工资改革能合理调整工资结构,体现工作的强度、难度和知识技术的含量与价值,“希望工资能体现一线员工价值,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线员工承担的。”(记者 刘文波)
昆明企业主肖静
盼给经营者减点负担
“普洱茶正处在回暖期,又遇上金融危机,市场调整时间会更长些。”坐在自家店里呷一口茶水,肖静淡定地说,虽然收入不稳,危机加重了经营困难,但也是一个优胜劣汰过程,“让我面对市场经营消费时更理性。”
肖静名片上印的是“云南茶马王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现有七八个人,作为大益公司经销商,分别在昆明两家茶城拥有两个铺面。2003年从昆钢内退后,她和亲友组建公司进入普洱茶市场,2004年销售额还不到20万元。今年她开店的总费用都过50万元了。
“这几年总体讲,经营成本更高了,而收入却很不固定。从成本上说:铺面租金从3万多元一年涨到7万元;给每个员工多花3000多元买养老、医疗保险;员工工资也从七八百元涨到一两千元。从收入上讲:2006年起,普洱茶经历炒作风潮,30公斤一件的茶叶被拉高到1.2万元左右,从2007年4月起又一路降到3000多元,现在恢复到六七千元。”
肖静说自己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公司,但公司账目是独立的。家庭开支基本固定:孩子已毕业在自家公司工作;家里养两部车每年花两三万;今年4月买下的一处房产要月供5000元;其他柴米油盐的花销若干。以前老羡慕人家开大排量的车,如今觉得还是经济实用的最好。
谈起收入分配政策,肖静认为,这几年国家对劳动者的保障要求不断提高,“以前一些人对员工的保险能拖就拖,现在要交了,”这是好事;但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困难时国家政策就要多拉一把,“比如加大对劳动者社保的投入力度,以及降低经营负担。解决就业的大问题终究还要靠千千万万中小企业。” (记者 徐元锋)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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