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网
沙龙:从以色列定居点的缔造者到其摧毁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一度被称为“屠夫”的鹰派人物，已成为巴以和平的最大赌注。
定居者死死拽着身后的栏杆，叫喊着“叛徒”、“纳粹”，声嘶力竭；被斥责的以色列军警则努力将他们的手掰开，拉拽着将定居者拖走……回望身后的家园，许多军警和定居者最后都抱头痛哭。
看着电视中的直播画面，77岁的沙龙泪流满面。
历史就是这样弄人：1974年，约旦河西岸，刚脱下军装的“铁血将军”沙龙和这些定居者一样，也曾以自己“血肉之躯”挡在推土机面前，阻止拉宾政府拆除非法定居点的行动。最终，沙龙也在汗水和泪水中被军警拖走。
从一个捍卫定居点的最强硬的鹰派领袖，到现在下令放弃加沙的以色列最高决策者，沙龙的转变不可谓不大，其下的赌注也不可谓不重。他会成为将犹太人带向和平的当代“摩西”，还是如定居者所言的“历史罪人”？
历史最终会给出答案。但不管成败与否，沙龙都已作为以色列最具争议性的领袖载入史册。他推土机式的倔强个性，他大转弯的政治胆量，都不由得让人刮目相看。
加沙已成“鸡肋”
加沙，36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曾出现人类最早的用火遗址，《圣经》22次提到此地。
到过加沙的人，可能不用问就很清楚：为什么巴以冲突会如此激烈，为什么仇恨总是根深蒂固——巴勒斯坦人就曾对我说：“加沙，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监狱”中圈禁着130万巴勒斯坦人。西是地中海，东、南、北三侧是以色列修建的高墙、铁丝网、炮楼，加沙被团团围住，巴人插翅难飞。
事实上，40岁以下的绝大多数的加沙人，平生都从未走出过这块地方。
“监狱”中担任“狱警”的，是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和军队。定居者占据了加沙水资源最丰富、土地最肥沃的三分之一土地。
定居点这边，鲜花盛开，设施俱全；定居点那边，肮脏不堪，青年大半无所事事。
如此强烈的视觉对比，激化了源自心底的民族仇恨，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巴勒斯坦人岂能驯服？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在加沙崛起也就成必然。
在解释以色列为何要撤离加沙时，沙龙就回答：“我们不能永远控制加沙，那里有超过100万名巴勒斯坦人，每过一代人口将增加一倍。他们住在拥挤不堪的难民营里，感到贫困与绝望，他们在仇恨情绪高涨的温床上，觉得地平线上没有任何希望。”
作为以色列最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和领袖，沙龙最终领导了加沙撤离，可能正暗合了中国人的俗语——“解铃还需系铃人”，但这却更让人感叹历史的无情和弄人。
加沙的犹太定居点，有很多当年就是在沙龙的鼓动下建立的。为推进定居点建设，沙龙本人置办的农场，也设立在距加沙不远的内盖夫沙漠。
自古“屯兵”，主要为国境安全，定居点也不例外。
在加沙，定居点把守了加沙地带三分之一长的海岸线，其楔入的部分，如触角般将巴重镇罕尤尼斯和拉法团团包围。每次加沙局势动荡，以色列能在几十分钟内，将狭长的加沙地带切成南、北、中三段进行扫荡。
另外，总面积只有北京、天津大小的以色列战略空间极其狭小。以军方就曾开玩笑：飞机一起飞，就必须拐弯，不然就侵犯别国领空。
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战略位置就显得更重要，一旦阿拉伯国家从东方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定居点将能迟滞阿拉伯兵团的进攻速度，为以色列战略总动员赢得宝贵的战略时间。
但当以色列取得对阿拉伯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后，“屯兵”早已失去往日的战略重要性，相反，与巴勒斯坦城镇犬牙交错的定居点，更成为以色列的安全负担。
比如，在加沙，21龆ň拥悖?000余人，却需要至少1万名以色列士兵保卫。有些深入巴勒斯坦人中间的定居点，甚至就是1个定居者生活，10个以色列士兵保卫。
被占38年的加沙，现在早已成了以色列的“鸡肋”。
“大以色列”梦破伴随“屯兵”政策的，则是一个“大以色列梦”。
有胆量深入阿拉伯人腹地“屯兵”的犹太人，大多是极右翼分子，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一样，都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绝不能让外族占领。
对于撤离加沙，他们就指责沙龙是在“与上帝对抗”。一些极右翼分子已据此对沙龙发出“追杀令”。以色列总统卡察夫也警告：要小心拉宾的悲剧在沙龙身上重演。
在加沙抗争的定居者，很多是约旦河西岸出生的“定居者第二代”(或被称作“高地青年”)宗教观点更加保守、偏激。这种意识形态和信念的纷争，也形成了以色列社会“我们”(赞成撤离者)和“他们”(反对撤离者)的矛盾。
在地缘政治学家约西·卡茨看来，“他们”行事更意识形态化，“他们”认为加沙撤离只是第一步，沙龙还会继续让步，但放弃定居点，违背《圣经》，如同世界末日。
中东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强烈的宗教情结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原因。犹太人如此，巴勒斯坦人也难例外。
加沙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也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祖先曾经活动过的地方，穆罕默德的曾祖父据称就埋葬在这里。
除了地处偏远的加沙，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宗教情结更严重，牵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情绪，一个具体的让步，可能甚至都不是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就能做出的。
加沙撤离，犹太人泪水涟涟。这可以理解——他们毕竟在这块被占领土生活了38年，故土难离，但对许多宗教强硬人士来说，还有一个“大以色列”梦的破灭——他们几十年为这个理想所作的苦行僧般的奉献都已付诸东流。
但沙龙从来不相信眼泪。当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他负责撤离西奈半岛定居点，面临定居者更激烈的反抗时，沙龙调来直升机将定居者强行带走，然后将定居点一一爆炸摧毁。
为安抚这些极端分子，沙龙也承认，强硬派保留《圣经》中提到的所有以色列土地的梦想已经破灭。
“我们曾经有一个梦想，我们没能完整地实现这个梦想，但是我们成功地使这个梦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了现实。”他说，摆脱加沙，是保护以色列和保留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唯一办法。
相对于加沙，西岸对犹太人意义更重大，这既出于历史宗教联系，犹太教多个圣地都在这里；更在于现实状况：在西岸，犹太定居点约140个，定居者20万人，占领的是西岸最富庶和战略之地。
对沙龙来说，放弃不是“必得之地”的加沙，抓大弃小，丢车保帅，更符合以色列国的最高利益。
为什么是沙龙？
政坛云诡波谲，立场与时俱进。杀伐决断的悍将成为媾和的推动者，在以色列也屡见不鲜。
阿以和平的第一扇大门是以色列右翼先驱贝京开启的，就是他，同埃及总统萨达特达成了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拉宾更是“赎罪日战争”中的功臣，但他一旦决定媾和时，就毫不犹豫启动了“勇敢者和平”。
但沙龙不同。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一来，他就一直竭力推动定居点建设。以色列《国土报》一篇文章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沙龙一直是以无畏勇士著称，他一直是定居者运动的精神支柱。
以色列评论家本·西蒙说，右翼仇视拉宾，骂他是国家的叛徒，总还有点觉得拉宾是左派，跟他们不是一类；“问题现在是沙龙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人为新定居点设置蓝图，对右翼来说，沙龙就是他们的家长，现在背叛来自家里。”
现实就是这样的无情，当年最反对奥斯陆协议的鹰派领袖，现在似乎摇身一变成了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而且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走得更远——即使是最温和的拉宾、佩雷斯政府，当年都不敢这么大规模地拆除定居点。
美联社说，沙龙如何完成从定居点的建设者到定居点的摧毁者的转变，实在是一个谜。
但仔细观察沙龙的言行，橄榄枝背后，可能还是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极度不信任。沙龙最近就说：“我母亲曾对我说‘千万别相信他们’。”
在沙龙看来，撤离加沙，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远远要比和巴勒斯坦谈判更有实效。
必须注意到，撤离加沙计划，被以色列官方称之为“单边计划”。所谓“单边”，就是以色列单方面行动，规则由以色列制定，实施程度也是由以色列掌握。
撤离加沙是当年工党主席米茨纳的政纲，但最终由利库德主席沙龙来落实，可能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沙龙13岁即为国走上沙场，南征北战，战功赫赫，“赎罪日战争”中更是力挽狂澜，是当今最无可争议的国家英雄；另外，他政治手腕娴熟，行事强硬又不失圆滑，他“老狐狸”的绰号就足以说明一切。
如果不回避事实的话，“和平总理”拉宾和巴拉克都曾是以色列军队的统帅，但在政界实力相对薄弱；两度出任总理的佩雷斯，是以色列乃至当今世界最资深的政治家，也是唯一可与沙龙匹敌的政坛元老，
但却没有从军经历；少壮派内塔尼亚胡既缺乏战功，执政期间也显得缺乏经验。
只有沙龙，作为“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最强势的总理，能在内忧外患中杀出重围，进行撤离加沙这一当代以色列最大一次单方面的让步行动。
沙龙的最大作风就是“打了再讲”，他拙于言辞却崇尚实际，也总是能在实际中赢得最大好处。以色列记者乌齐·本杰明就这样评价沙龙：“遇到红灯他也不会停下来，他没有什么道德或思想禁忌。”
和平最大的赌注
17日，在得知一名抗议的士兵被犹太极端分子刺伤后，沙龙立刻发表讲话：“如果你们要伤害任何人，那就冲我来。”
对已77岁高龄的沙龙来说，单边行动计划，是他一生的最大遗产，甚至超过他当年为保卫以色列进行的战场厮杀。因为战场决定的是只是一时形势，政治决策则将给犹太民族留下巨大的生存空间和利益。
历史留给沙龙的时间不多了。从身体上讲，他大腹便便，身体状况一直不佳。感冒就多次让他卧床在家以至于更改国事安排，去年又被查出肾结石进医院开刀。
和他同一辈的阿拉法特已经作古，沙龙不得不考虑自然规律。
可以说，现在撤离加沙乃至后续的4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其最大的障碍，不大可能是定居者的反抗，而是沙龙的病情。如果他身体不出意外的话，加沙撤离基本已成定局。
为了这个遗产，沙龙一年多来也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定居者指责他“投降”“叛国”，沙龙回应说，作为一个为以色列浴血奋战的老兵，“这里没有一个人对祖国的感情，会比我的更深……”
面对党内的分歧、定居者的辱骂、多位阁员的拂袖而去，沙龙被迫一再改组政府，几次濒临倒台境地。但他依然拒绝放弃。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赌博，他输不起，也绝不允许自己输。
不能说沙龙没有一点和平的诚意，但这个在阿拉伯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将军也很难说是一个真正口衔橄榄枝的“和平使者”。
在单边计划酝酿过程中，哈马斯成为沙龙撤离加沙的“祭旗”对象。去年先杀亚辛，再杀兰提西，震动中东，显示了沙龙的“屠夫”本色。沙龙大开杀戒，就是警告哈马斯：撤离绝不是示弱。
可以说，目前是巴以局势最敏感的时期，如果巴武装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沙龙将面对内部更大的压力，他势必对巴采取更大规模的“以血还血”的报复。
沙龙就警告说：“现在，世人正等待巴勒斯坦人做出回应——伸手迎接和平或引燃恐怖之火。如果他们伸出和平之手，我们将以橄榄枝回应，如果他们引燃恐怖之火，我们将以最强硬的手段扑灭恐怖之火。”
橄榄枝的背后，是沙龙的极端强硬，可以闻到呛人的血腥味。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的安全顾问贾布里勒·拉朱卜说：“这是个考验。我们需要让全世界相信，我们是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会成为该地区的稳定因素。如果我们失败了，历史是不会原谅巴勒斯坦人的。”
撤离加沙，使巴勒斯坦人终于等到了1967年屈辱失败后“最兴奋的日子”。如
果以色列的占领只限于加沙，那么沙龙的撤离命令足以让他得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西岸和耶路撒冷才是中东问题的根本。巴勒斯坦人口号中的“今天是加沙，明天是西岸，后天是耶路撒冷”会实现吗？
阿巴斯就曾指出，以色列撤离加沙不是和平的姿态，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在西岸扩大定居点的注意，巴勒斯坦人对此不抱幻想。
如果撤离加沙确实是沙龙橄榄枝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那巴以冲突注定还将继续下去，和平、“痛苦让步”只能是一种假象。
即使沙龙为以色列谋取了最大利益：以隔离墙为界，将西岸定居点圈到以色列一侧，巴勒斯坦被迫接受现实。但屈辱的和平绝不可能是长久的和平，哈马斯等武装也不可能甘心放下屠刀。一有风吹草动，暴力将卷土重来。
撤离加沙，使“定居点无可侵犯”的神话破灭了。奥斯陆协议的以方“设计师”贝林就说：“假如我们可以两天内撤离加沙，那么(撤离)西岸就是可能的。”
但如此一来，沙龙也势必面临更强大的国内压力，他必须做出更勇敢的政治抉择，必须撤出至少相当一部分的西岸定居点，实现他向真正“和平缔造者”的跨越。
沙龙艰难地走出了和平的第一步，他将以色列带到了一个新的和平门槛前面，这或许是以色列近代史上最具意义的一个门槛。
历史正等待着沙龙的下一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一度被称为“屠夫”的鹰派人物，已成为巴以和平的最大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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