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华人失业威胁下生活心路：车到山前必有路

　　中新网11月21日电 2008年经济危机蔓延全球，日本的经济也陷入萧条，失业率暴涨。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在日华人也不得不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随波逐流，经受失业和下岗的冲击。日本《中文导报》记者近日特别采访了几位已经失业或面临失业的华人，讲述华人在失业威胁下的生活和心路。

　　“五小时工作”后重压重重

　　黄明亮(化名)在一月份公司通知他“下周开始，实行五小时工作”，一时伤心与公司课长吵了起来，黄明亮讲这些年自己为公司作了这么多贡献，从没在公司里呆过，这次结束一个工程后刚刚回公司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要实行五小时工作，公司是过河拆桥，令人气愤。公司课长解释，由于经济危机，公司里没有工作的员工有三分之一，没办法公司为了减低成本渡过难关，“五小时工作”是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正巧从一月开始实施，正巧5年多来一直在外面工作的黄明亮结束工程回到了公司，要求黄明亮理解公司的处境。

　　黄明亮在一家日本IT企业工作，公司有300多人，在IT行业算是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公司里既有自己开发也有外出派遣工作，黄先生来公司6年了，是正社员，只有在第一年做社内开发，此后5年一直作派遣工作。由于技术出色，公司很多棘手的活儿，在他手里都顺利解决，很受公司好评。黄先生也从来没为工作发愁过。

　　去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很多公司经营困顿，从业员失业下岗，但黄先生从来没想到过这些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直到去年年底，它在外所作的工作到期结束，但公司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地点把他派出去，黄先生于今年1月回到了公司，回公司一周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说的事，令黄先生震惊，感到了经济危机对自己的威胁。

　　此后直到8月份，黄先生再次外派工作为止，7个月的时间，黄先生与公司里的100多位员工一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公司里工作学习，倒点下班，工资也降到了原来的80%。

　　黄先生介绍，托中国人爱储蓄的美德，他来日工作10多年了，前些年妻子也曾工作，因而夫妇俩有些积蓄，生活上没有忧虑。但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力却非常大，让他度日如年。

　　主要就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是家庭的支柱，5小时工作后，虽然是80%的工资，但各种手当都没了，所交税费却没有减少，实质上工资所得只有平时的一半多点，让黄明亮感到了失业的威胁，对日后的生活有一种茫然感，有积蓄也不敢花。

　　黄明亮说，妻子为此出去找短工打，但经济危机短工也不好找，心里更加紧张。此前刚到日本生活时，他们家里买菜买东西曾看广告、跑多家店，拣便宜的买，过过一段节俭的日子。这么多年过来，他们家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稳定，早已告别了那样的日子，买东西不再看价位，而是看品质。5小时工作后，妻子重新翻广告买菜，一次为了买一袋99日元的1公斤面粉，妻子骑自行车半个多小时去做广告的店里买，让他心里一阵的辛酸，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但这一段的5小时工作的日子也有一个地方让人很温馨，就是他的妻子没有一句怨言，两人都没有对国内的老人说这件事，心理压力大，但也感受到了夫妇一体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家庭的温暖。

　　车到山前必有路

　　来自上海的郑阳(化名)今年34岁，国内大专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26岁时来到日本留学，28岁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部。在应聘欧美系银行没有成功后，2007年，大学毕业后郑阳进入东京的一家小型证券公司工作。

　　谁知郑阳所在的部门上司却是公司内一个臭名卓著的人物，上司在业务上没有过人之处，却专门喜欢欺负人。比如，他经常在午休前安排大量工作给郑阳，干不完不许吃午饭，还经常在背后说郑阳的坏话。

　　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初，郑阳所在的证券公司开始公开募集自动离职者。而上司也不止一次暗示过他，公司并不打算留他在这里工作。于是，在证券公司吃尽了苦头的郑阳选择主动离职，开始了失去工作的日子。

　　大学时代，郑阳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此辞职后他计划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2009年2月，郑阳退掉了东京租住的房子，一个人来到纽约，寄住在朋友家，专心复习。谁知此后郑阳的硕士入学考试成绩却是一塌糊涂，失业后的郑阳又遭受了落榜的打击。由于工作签证尚未到期，落榜后的郑阳又回到日本东京，再次寄住在朋友家。

　　此后，郑阳开始了失业后最灰暗的一段时光。去美国前，朋友们曾经轰烈烈地为他送行，他却不到一个月就打道回府。一个很熟的朋友打趣说，当初还说自己要去美国闯荡几年，大家又请客又送礼，最后不到一个月就会来了，你小子当是去旅行了。

　　此时的郑阳只剩下一条路，就是重新就职。他一边领着失业保险，一边投简历、参加面试。最后，两家日本公司愿意聘用他，开出的条件都是支付日本标准的工资，派他去上海工作。最后郑阳选择了其中一家，月薪2万元人民币，去上海分公司担任部门经理。

　　郑阳到了上海才发现，工作地点说是在上海，其实是离上海市中心很远的郊区。说是部门经理，其实整个部门只有他一个人，上面却有一个总经理，整个中国分公司只有他们两个人。郑阳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总经理当翻译，陪总经理作市场调查，搜集整理一些资料等等，实际工作内容和秘书差不多。

　　但郑阳表示，回国工作后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好的变化。比如，虽然工作地点在上海郊区，但是毕竟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看望父母。自己现在每月工资2万元人民币，但自己在上海郊区办公室附近租的一套公寓，每月房租只要1千多元人民币，还比原来在东京的房子要大许多。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日本工作时，因为32岁才作为新社员参加工作，所以郑阳的工资不高。没钱、没房，平时工作又异常繁忙，要找一个中意的女朋友非常不容易。但回到上海后，郑阳马上就进入钻石王老五的行列。不仅是海归，而且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在外企工作，有着月薪2万元人民币的高工资。郑阳回上海的第二天就被母亲安排去相亲，正式开始新工作前的几个星期时间里，郑阳几乎每天都被长辈们安排去相亲，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见三个人。

　　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虽然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自己对目前的生活基本还是满意的。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失去工作的日子也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可怕。

　　在日本“停薪留职”

　　“停薪留职”这一特殊的劳动关系，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光阴荏苒，20多年过去了。当初办理“停薪留职”来日闯荡的蒋培良，竟然在日本再次遭遇“停薪留职”。

　　从来没想过没有工作是个什么概念，毕竟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几乎没有停止过，就算当初来日留学，也是自己的意愿并且还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去年9月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一年后蒋培良无奈地发现他也被这股金融海啸给波及了，首次遭遇失业的日子。

　　今年8月初，蒋培良人生头一遭在日本的医院做了手术，还为此住院约两周。住院期间他每天没事可做，除了胡思乱想还是胡思乱想。没想到出院后，会社让他在家继续休养。等到8月底会社则明确告诉他，包括他在内的30名正式职员都被“停薪留职”了，会社申请了“中小企业紧急雇佣安定助成金”，到明年3月31日止，如果会社还没有起色，大家将正式“下岗”。

　　蒋培良是学工出身的，在日本著名电器企业下属的这家软件会社，从事软件调控工作。他原本一直觉得会社还是很重视他的，但现如今才发现会社真的重视的只是钱。会社对他们是“停薪留职”，由于会社没有解雇正式职员，蒋培良则可以从日本政府那里领取每月90%的基本工资。

　　蒋培良的妻子对记者说，工作这么多年，是时候找个自己喜欢的事做了，回首想想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份工作。当初他在大学学的也不是这个专业，所以说句题外话做家长千万不要为了有个本科文凭，就随便让孩子读个专业，专业其实比学历重要，蒋培良说他就是个样板。

　　蒋培良对再次遭遇“停薪留职”想不通，没办法，连他自个都想不通，更不要说企业了。蒋培良本来不想再做软件行业，但是又不会其他的，这就是一个专业人士的悲哀。会社让他们去进修，说是为了“转换角色”，蒋培良选择了“培养领导能力的培训”，认真地培训了三周，会社为此每天还可以从日本政府那里拿到6000日元/人。但是他的许多同僚却都去休长假了，大家说难得有这样的养生时期。

　　培训结束后，蒋培良关了手机，想让自己静一静，虽然“停薪留职”期间有90%的基本工资可拿，但是没有工作好象是没有根的浮萍，周围的邻居一说起来总觉得你怪怪的，怎么会这人没工作呢？靠什么过活呢？一户建的贷款如何还？没有工作就没有保险。蒋培良为了躲避世人的目光，带著一家四口去长野游玩几天，没想到才第三天，孩子们就很懂事地跟他说，等爸爸找到新的工作再来玩也不迟。真可谓：是有失必有得。日子久了，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介意电脑的辐射了，不用长时间以固定的姿势坐在电脑前，也不像从前那么驼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