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77岁的孔宪涛教授安详地躺在党旗和鲜花丛中，永远地睡着了。
“教授走好！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许多海内外学生纷纷道出心声。
感动人们的，不仅是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更是他高尚的师德、医德和人格力量。从医60年来，他用智慧与奋斗，演绎了一篇辉煌璀璨的人生篇章。一代名师的师德光芒，在我国医学界特别是临床免疫学界熠熠闪耀。
人们将无法忘却这个名字———孔宪涛，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一级教授。
甘为人梯育英才，他用毕生心血为我国医学免疫学界开辟了一片“人才森林”，先后培养了两名院士，14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100多名正副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王红阳院士，是孔宪涛的首批研究生。
想不到孔宪涛给他们上的第一课竟是刷瓶瓶罐罐。孔宪涛有他的理由：做科研要有动手能力，而动手能力要从刷洗试管开始。王红阳很快就理解了导师的一片苦心。
孔宪涛悉心育人，目光高远。他把目光瞄准国际前沿，鼓励学生打“世界牌”。1989年，孔宪涛的学生葛依工发表了一篇国际论文。他要求所有学生向葛依工学习，让国际医学论坛上要有来自中国的声音。在与学生共同完成论文时，他一律要求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
王红阳说，“没有孔教授，当年我的课题就没法完成；而没有这个课题成果，我就不可能作为第三世界青年科学家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免疫学大会。孔教授用行动让我明白，始终要有民族自尊心，要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能力。”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是孔宪涛的黄金时期。他从一名讲师成为一级教授、双博导(消化内科、临床免疫)，并担任中国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全军检验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免疫学会理事长等职务，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军优秀科技工作者”等殊荣。
面对这么大牌的教授，学生自然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但孔宪涛却表示，“我并不聪明，也不伟大。如果跟着我亦步亦趋，那就完了。”“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超过我。”
2006年，长征医院血液科主任侯健诊断出华人第一例IgE骨髓瘤。孔宪涛高兴得像个孩子：“当年我做了成百上千的标本，没有发现。现在你发现了，把华人多发性骨髓瘤的系列补齐了。”
梅长林已是大名鼎鼎的肾病专家，当年读博时做一种对肝硬化有重要价值的Ⅲ型胶原蛋白研究。可七八个月过去，从各种动物身上都没有找到这种蛋白。他来找导师，准备改变方向。孔宪涛的回答是：“不改！”并在与梅长林一起分析失败原因后说：“你已经接近成功了，成功就在坚持之中。”果然，梅长林坚持成功了，坚持出一个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周琳是孔宪涛的关门弟子，2002年代表医院参加大学的优秀博士创新基金打擂答辩。不到10分钟的发言稿，孔宪涛一字一句地与她一起改了3遍；又让她打着幻灯片试讲，自己卡着秒表，一点一点地仔细抠毛病，如此6遍。她如愿以偿获得成功，收获的不仅是科研基金，还有那份自信。
孔宪涛要的就是学生的这份自信。大凡国际交流，他都要把学生往前推。曹雪涛院士如此评价当年的博导孔宪涛：他在临床免疫学上有重大贡献，当时如果申报院士也是够格的。他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让学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超过自己，培养的学生一个比一个优秀。他的实验室成为人才的摇篮，发挥出很大的辐射作用，辐射到科研、临床、教学的各个方面。现在，曹雪涛的学生先后出了8篇全国优博论文，在博导中排全国第一。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传承了我导师的胸怀，就是让学生超过自己。”
孔宪涛把学生们推上了世界舞台，而他却在一步一步往后靠。他的科主任和学术职务，全部都是提前请辞，而把学生推上去。现任实验诊断科主任仲人前博士毕业后，孔宪涛先后推荐他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等著名临床免疫实验室深造，学成归国时，他提前将科主任的职务让给了他。
孔宪涛用毕生心血为我国医学免疫学界培育了一片“人才森林”，他先后培养了两名院士，144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100多名正副教授。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长征医院一半以上的科主任、上海市数十家三甲医院三分之一以上的检验科主任，都是他的学生。
奋发图强创新篇，他首次在国内发现了5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检测标志物，为肿瘤、肝病等疾病的诊断治疗提供了新方法
孔宪涛是我国最早开展临床免疫学研究的人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初，他那个检验科就只有四间小屋子、一台显微镜、一台电泳仪和一些瓶瓶罐罐。他遇到了一个有远见的知音，那就是当时的院长杨建南。杨建南决定集中财力先重点装备孔宪涛的实验室。不久，又将检验科改为实验诊断科，作为医院的科研平台。
当时孔宪涛一家四口人只住十来平方米的房子，放不下一张书桌。他头上顶着湿毛巾，耳朵里塞着棉球，双脚泡在一盆凉水里，把膝盖当桌面，或者干脆就趴在床上写。
孔宪涛带领几位技术人员在几年之内自力更生合成了溴化氰、碘乙酰胺，制成了抗Fc、抗Fab、抗μ、抗α、抗κ、抗λ、抗C3等近20种抗血清，为鉴定M蛋白病打下了物质基础。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制备了50余种新的试剂，完善了球蛋白分子病的诊断技术，其中近20种填补了国内产品空白。
上世纪70年代初，他在翻阅国外《微生物学》杂志时，“免疫”两字频频在他的眼前出现，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国内亟待发展的新科学。由此，他便毅然决定了自己的终身追求。
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从他的实验室传出：首次发现了我国第一例免疫球蛋白轻链病；1980年又发现并首次报道了我国的第一例γ重链病；1981年发现了极为罕见的IgA半分子病；1983年再次发现了一个稀有病种———μ链病，同年他还帮助上海兄弟医院鉴定成功了α重链病。至此，孔宪涛先后在国内首次发现5种免疫球蛋白分子病，并在总结数百例同类疾病的基础上，提出了此类疾病诊断的8个步骤；提出了鉴别M蛋白病良性与恶性的5个要点。这些都是轰动全国并引起世界关注的医学科技新闻。
在辉煌的成就面前，孔宪涛没有止步不前。从1981年开始，他又带领学生们开始了第二个主攻课题———肝硬化形成机制研究。这一钻，就是14个年头。经过艰苦攻关，完成了分子免疫学、基因调控等20余项课题的研究，建立了透明质酸等10种肝纤维化早期指标的检测方法，为慢性肝病、肝纤维化早期和无创伤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肝纤维化机制和临床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政委曹国庆介绍说，在长期的临床免疫工作中，孔宪涛善于开发、应用、推广免疫学新技术，撰写了大量的临床免疫学技术专著，众多技术在全国推广。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3项，获得国家专利10余项。
甘愿奉献谱华章，他从医60年始终奋战在教医研第一线，把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祖国医学事业
1946年，l4岁的孔宪涛入伍。195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军医学校，后来当了化验员。他先后在解放战争及朝鲜等战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积极参与伤病员救治。作为功臣，有人建议他去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但为了国防医学事业，他选择到第二军医大学深造。
功夫不负有心人，28岁时，他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5年本科毕业，33岁的他当了外科医生。可“文革”期间，他不得不改行到实验诊断室工作。就在他一次做病毒免疫检测实验中，破裂的试管割破手指，他不幸感染肝炎，后来转化为肝硬化、肝癌。
长期以来，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始终战斗在工作第一线，忘我开展教医研工作。
长征医院检验科曾经只有他一个人受过五年制医学教育。他当科主任后，先是普及大专，接着进本科生，招八年制本硕连读生、硕士生、博士生。他说：“不是为文凭而文凭，而是因为一个好的检验医生应该是一个医学科学家，出去应该是一个高水平的临床医生。”
30余年来，经过孔宪涛呕心沥血的培育，终于使长征医院一个小小的检验室，发展成为一个集科研、教学、检验于一体的闻名于全国的大型实验基地，并成为全军临床免疫中心和全军重点实验室。
退休后，他一如既往地指导学生开展科研，或审阅修改学生的学术论文。病重手术后，身体稍有恢复，他又马上回到工作岗位。
今年夏天，由于病情恶化，孔宪涛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前一天，他还为全院上了一堂党课。手术后，他不顾身体虚弱，常常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大家劝阻他，他却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就让我多做一点事情吧！”
孔宪涛把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就在他生病期间，也不忘记用自己的身体来教学。
长征医院普外科主任王强说：“孔老生病的时候，几次手术我都参加了。这时他是作为一个有医学知识的病人，来把医学上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他自己的体验来反馈给我们，包括一些手术的反应和药物的反应，他把药物的副作用在自己身上的反应描述得非常准确。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教学，他说出来的情况要比教科书更接近实际。这真是一门深刻的人生大课！”
天行健，德润身。大师有爱，生生不息。孔宪涛，这个从没有想过在世界上留名的人，却将被这个世界铭记。
来源：法制日报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