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5日，外交部新闻司与中国记协联合举办“新闻茶座”，邀请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就气候变化问题向中外记者介绍情况并进行交流。来自美联社、彭博新闻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共同社、加拿大广播公司、瑞士德、法语广播电台、瑞典电视台、挪威《日报》、意大利《晚邮报》、荷兰广播电视协会、西班牙电视四台、新加坡《联合早报》等3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记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于庆泰表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现实的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携手应对。中国政府本着对本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2007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在方案中，我们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并作为重要的约束性指标。我们还提出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左右，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0%的目标。过去几年里，为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开展植树造林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即使面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也没有动摇，行动也没有松懈。根据中国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已经在2005年基础上累计降低13%。我们还在继续努力实现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这相当于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5亿吨以上。在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200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已达到9%。在植树造林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此外，我们积极扩大沼气在农村的利用，2007年中国农村的沼气用户已达到2600万户，仅这一项措施就可以实现每年减排4400万吨二氧化碳。不论从行动力度，还是实际效果看，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贡献同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
今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要求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立法工作进程，这就保证了应对气候变化将继续是我们未来发展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在未来10年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第一，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第二，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5%；第三，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第四，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于庆泰表示，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出于我们对人类社会未来负责任的态度，更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自身需要。今后中国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应有贡献。
关于哥本哈根会议，于庆泰介绍说，哥本哈根会议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在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果，重点是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做出明确、具体的安排，一是要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应当承担的大幅量化减排指标，确保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承担具有可比性的减排承诺；二是做出有效的机制安排，确保发达国家能够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三是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情况下，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采取适当的适应和减缓行动。
于庆泰强调，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授权。中国政府将继续以积极、建设性态度参加最后阶段的谈判，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随后，于庆泰大使回答了记者提问。
关于中方对丹麦宣布放弃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一个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文件取而代之持何态度，于庆泰表示，会议成果的实质内容要比成果文件的名称更为重要。不论哥本哈根会议的最终成果叫什么名称，它都应当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厘路线图”所确立的原则和有关规定，其结果不能偏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基本原则。另外，哥本哈根会议的最终成果应锁定在过去两年谈判中有关各方已经实现的进展和取得的共识。
关于中国是否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仍有可能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于庆泰表示，一个会议产生的最终文件，它的实质内容核心是关键。过去两年我们在谈判过程中确实用了许多时间放在一些边缘问题和技术问题上，没有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聚焦到谈判进程的核心任务上，我们为什么谈了两年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我的看法是因为发达国家在谈判过程中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诚意来，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致看法。现在哥本哈根会议距离我们还有非常短的时间，我们应该致力于用好余下的时间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即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原则和“巴厘路线图”的有关规定，锁定谈判过程中已经取得的进展。
关于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是否都应承担更多责任，于庆泰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讲什么，而在于我们做什么。中国人的一个理念是言必信，行必果。如果我们说到的事情做不到，同时又讲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结果未必好。我们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期待和要求是很简单的，即大家应该做承诺做的事情，把承诺落到实处。
关于中国对哥本哈根会议有何期待，于庆泰表示，在未来的谈判中，我们会继续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与各方一道努力去推进共识，推动成功。我们的立场和态度非常明确，哥本哈根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为了人类共同利益，为了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这次会议应该成功，也必须成功。中国对会议成果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即各自国家切实履行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和应该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有关规定，各自国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应该采取的行动做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
关于国际上要求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于庆泰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合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整个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确立的原则。科学家的研究表明，我们今天面对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发达国家在过去一两百年的时间里，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长期排放二氧化碳累计造成的结果。从1750年到现在，大气当中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有80%以上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这是我们今天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所以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明确两点：第一，这是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携手应对。第二，根据历史责任，根据各自国家的能力，要作出不同的贡献。公约对于发达国家应承担的义务和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的行动做了明确规定。这不是发展中国家或中国的主张，而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也就损害了国际合作的基础。因此，要求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承担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义务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公约所确立的这一原则。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他们应该更多考虑是如何把自己的承诺落在实处，而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种种与公约原则相背离的不合理要求。
对于有人认为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许多承诺，而中国的承诺则非常模糊，于庆泰表示，欧盟确实作出了许多承诺，但如果把其行动同承诺比较一下，还有相当的差距。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承诺在2000年把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我们可以看一看欧盟国家在2000年是不是在行动上履行了承诺。《京都议定书》规定了每一个欧盟国家应该实现的减排指标，也就是在2008年到2012年这5年时间里，不同的欧盟国家要以一定的百分比减少自己排放的水平，基础年是1990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指标，大致说来对欧盟的整体指标应该是7%—8%，这也是欧盟的承诺。现在已经是2009年底，我们注意到有些欧盟国家的排放并没有减下来，反而在增加。此外，在公约中，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承诺要在气候变化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是上个世纪1992年作出的承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上。
关于中国近期是否会公布单位GDP排放的具体减排目标，于庆泰表示，应当从总体上看待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措施，单位GDP排放的指标只是我们一系列重大措施中的一项。举一个例子，胡锦涛主席在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讲到我们在未来10年要增加4000万公顷造林，我请教过林业专家，专家告诉我，4000万公顷的造林相当于600亿棵树，也就是说在今后10年里中国要为世界每一个人种大约10棵树，这些树种下去以后，在未来许多年里都会发挥碳汇的作用。总的来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不会动摇，行动力度不会减弱。
关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何时达到峰值，于庆泰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研究人员发现，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曲线具有一些共性。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消耗以及相应产生的排放总体上呈比较大幅增长的趋势。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也就是所谓的后工业时代，随着人口增长的稳定，一个国家的排放会经历从增长，到增长幅度逐渐平缓，到达到峰值，到出现下降的趋势。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处于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排放何时能够达到峰值要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要看我们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科技水平，我们的人均GDP，我们的资源禀赋，还要看国际合作的力度，尤其是在技术方面的合作力度。目前，峰值问题还是中国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正在研究的问题。
关于中国致力于2020年把可再生能源占能耗总量比例提高到15%的目标是否太过保守，是否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宣布新目标，于庆泰表示，中国政府有关指标是通过反复论证得以确定的，最终确定的数字已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也是中国政府认为可以经过努力去争取实现的指标。但中国政府对扩大对可再生能源、非化石燃料能源利用态度明确，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关于国际报道中“中国温室排放居世界第一”的提法，于庆泰表示，温室气体排放不能只看当前，不看历史，当前大气当中累计的温室气体80%源自发达国家，中国只占余下20%里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中国有13亿人口，当前人均排放只是发达国家的1/3、1/4甚至1/5。不能只看生产，不看消费，排放的另一面是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我们不可能接受中国人只享有发达国家1/3、1/4甚至1/5权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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