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庆：中法外交风波与中国新时期外交

　　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世界奥运会。这次奥运盛会也是一次外交盛会。这一年发生的中法外交风波颇引人注目。分析这一外交事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丰富我国新时期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法外交风波发生的经过

　　中法外交风波从2008年法国干预西藏“3·14”事件开始，到2009年4月1日《中法新闻公报》发表结束，历时一年。期间经历了许多曲折。

　　——3月11日，法国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组织的所谓纪念“西藏起义”的和平集会、游行以及“挺进西藏运动”。“3·14”事件发生后，法国媒体歪曲暴力事件的真相和性质，声称拉萨爆发了争取人权、独立、反对文化灭绝的所谓“自由西藏运动”。诬蔑我依法处理暴力事件是“镇压”、“残酷镇压”等等。

　　——3月19日，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表示赞赏记者无国界组织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关于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建议，旋即又推翻了自己的讲话。

　　——4月4日，时任法国外交和人权事务的国务秘书拉玛?雅德对法国《世界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萨科齐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有三个条件：中国政府停止镇压；释放政治犯；和达赖喇嘛对话。但当天下午她就否认这个讲话。法国《世界报》记者证实，讲话确有其事，他们有录音在手。最后，这一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冲突”，不得不由法国外长库什内出面平息。

　　——萨科齐总统在访英前夕对记者发表讲话，表示拒绝排除抵制奥运会开幕式的可能性，并表示他将采取审慎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其玄机是一方面对中国保持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为自己改变立场预留了空间。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罗雅尔提议分两个阶段对北京奥运会实施抵制。第一阶段先对北京发出警告，如不停止镇压、屠杀并与达赖谈判，第二阶段则实行全面抵制，扬言“民主国家不能容忍一面从事体育和娱乐活动，一面对要求尊重自己文化身份的女人和男人进行屠杀”。

　　——4月7日奥运火炬巴黎传递受阻，巴黎市政厅挂出了雪山狮子旗和“维护世界人权”的横幅。

　　——法国政府派遣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等特使修复中法关系。

　　——7月1日萨科齐声称，他是否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取决于北京和达赖喇嘛谈判的进展。

　　——7月10日萨科齐表示他仍有可能在8月中旬会见访问法国的达赖。

　　——萨科齐在日本洞爷湖举行的八国峰会期间表示他将以欧盟轮值主席和法国总统的双重身份出席奥运会开幕式。

　　——8月中旬，萨科齐夫人布鲁尼同法国外长库什内和社会党领导人罗雅尔一起会见在法国访问的达赖。

　　——11月13日萨科齐在爱丽舍宫接受法国杂志《国际政治季刊》颁发的“政治勇敢奖”仪式上亲自宣布将以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在波兰会见达赖。

　　——12月6日，萨科齐在欧盟的旗帜下会见达赖，成为第一位会见达赖的欧盟轮值主席。随后，中国被迫宣布取消预定在里昂召开的中欧峰会。

　　——2009年2月，法国政府派前总理拉法兰等法国资政修复中法关系。

　　——2009年4月1日，《中法新闻公报》发表，双方确认了在中法关系和西藏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法国表示“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中法关系重回正轨。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中法外交风波最大的特点是法国对华政策的摇摆不定。其严重程度不仅在中法关系史上，而且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二、中法外交风波的起因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7月在日本洞爷湖举行的八国峰会期间会见法国总统萨科齐时指出：“前一时期，中法关系出现了不应有的困难局面，这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坦率地讲，这其中的原因不在中方。”中法外交风波的发生，责任不在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就法国这方面来说，情况也十分复杂，有法国新领导人对中国事务的不熟悉、媒体的误导、民众对西藏问题的不了解、法国领导人的外交风格等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法国矛盾的对华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法国“人权外交”的矛盾性

　　萨科齐上台后，法国对中法关系进行了调整。在希拉克执政期间，中法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得到了平衡的发展，但是萨科齐上台以后，提出和希拉克实行“平静的决裂”，就中法关系来说，法国认为希拉克的“对华叩头政策”没有得到实际好处，法国政治科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杜明?认为，“中国还非常相信法国源自戴高乐主义的"亲中国传统"，似乎中国和法国之间有着一种无法言传的历史性和道德性的伙伴关系。然而恰恰相反，只有对中国以及所有的独裁政权保持强硬，我们才能取得成就”。

　　法国新的对华政策突出了人权外交的作用。法国把人权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点有其自身的原因。法国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认为自己在军事上难与美国相比，在经济上也不敌日本和德国，唯独在人权问题上占尽优势。萨科齐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和提升法国在世界外交舞台的地位，而“人权”则不失为一面旗帜。但是人权外交在法国从来就有争议：第一，双重标准问题。人权外交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在1976年提出的，密特朗总统把它接过来并发挥到极致。关于人权外交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希拉克本人就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说自己在人权问题上十全十美。发达国家不应该在人权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教训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大都有侵略和奴役他国的历史。”而这些事，正如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所说，只有发达国家自己忘记了。第二，在外交实践中，人权外交很难实行。在法国政府内部，对人权问题的看法就不一致，对利比亚出售武器是否违反人权外交原则的争论导致了人权国务秘书拉玛·雅德与总统和外长的不和。法国外长最后宣布，设置人权国务秘书职务是个错误，而萨科齐则在第四次内阁改组时，把拉玛?雅德“逐出”内阁。第三，法国的人权外交在国际上也备受争议，法国被控告在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中犯有反人类罪，包括法国前总理巴拉迪尔、前外交部长朱佩和时任总统的密特朗在内的13名法国政界人士以及时为朱佩的高级助手、后任法国总理的德维尔潘等受到指控。法卢两国已于2006年11月断交。目前此事虽无定论，但国际舆论认为，卢旺达是法国前殖民地，法国在非洲致力于人权事业达数百年，但在20世纪末，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竟用最原始方式互相残杀，80万生灵惨遭涂炭，法国和西方社会袖手旁观，无所作为，这对于总把人权挂在嘴边的西方来说，很难说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法国是最早用资产阶级人权作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的国家。但是这种人权既有历史局限性，也有阶级局限性。人权外交也是如此。外交是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而国家又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国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产阶级总是要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甚至是受侵害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权外交的矛盾性和虚伪性也就很难掩盖了。

　　2、法国对华政策的实用主义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因此，外交和内政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法国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和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法国的外交政策通常被解释为民主决策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法国的外交政策是由总统和议会决定的，是代表国家利益的，超越党派的。实际上，法国虽然是多党制国家，但大多数小党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决策权主要掌握在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和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手中。西方的两党制实际上也是两党合作制。这一点在代表国家利益的外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两党只不过唱红脸和唱白脸，角色分工不同罢了。在对外政策中右翼代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多地关注如何抢占资本制高点，而左翼则以抢占道德制高点为己任，彼此唱合。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抢占道德制高点对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做法，而是由来已久，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西方列强就拿出一部分建学校、医院、育婴堂等慈善设施，以此来改善侵略者的形象，缓和宗主国和殖民地（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的矛盾。美国国务卿鲁特在退回一部分赔款时甚至说，“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西方国家的所谓抢占道德制高点从来就是伪善的。

　　在这次中法外交风波中，我们看到，人民运动联盟和社会党的对华政策趋于一致。两党虽然在国内政策上差别很大，但在外交政策上，因为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往往联合一致。在外交事务上，两党有分工，人民运动联盟侧重于利益外交，而社会党则更侧重于人权和价值观外交。法国社会党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可以赢得左翼选民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借此抬高社会党本身的地位。法国对华政策的摇摆与法国的政党政治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法国的反对党基本上对执政党的政策一概加以反对，因而制约了本党以及人民运动联盟中对华友好人士的作用，同时也限制了萨科齐本人的政策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萨科齐从策略上考虑，往往采取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即把反对党的政策接过来，甚至比反对党走得更远，以此来反制反对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也是他惯用的挖反对党墙角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对华政策则成为两党斗争的工具，甚至可以说，法国出于自己内政的需要，不顾中国的感受，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国的内政变成了法国的内政。

　　法国对华采取的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也有它的边界，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法国国内经济不景气，萨科齐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进展很不顺利，几乎每项改革都遇到阻力。如果同中国关系恶化，特别是损失了中国这个大市场，那么，他就会遇到极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得不采取措施，修复对华关系。

　　法国的实用主义政策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指出：“当我听到一名政要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时，我认为这是虚伪的行为，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召回驻华大使或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什么必须由体育来付出代价？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法国新生代政治家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使法国的国际形象遭到极大的损害，其后果要在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

　　3、法国当权者对形势的误判

　　法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西方大国，是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建交45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1997年，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历史上看，法国并未染指西藏?，这一点与英国、俄国和美国不同，英国和俄国都直接侵略过西藏并在西藏争夺势力范围，而美国则在1959年西藏叛乱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为达赖集团提供武器和资金，对叛乱分子进行军事训练。但是这次为什么法国要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呢？这与法国当权者对形势的误判有关。

　　误判一：认为这是“以压促变”的好机会。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准备奥运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中国“好面子”，对中国在政治上施压，可以迫使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缅甸军政府问题等）上对西方让步，从长远看，甚至还会引起国内政治的变化。误判二：认为这是向美国靠拢的好机会。萨科齐上台以后，法国对外政策明显亲美，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正式回归西方。萨科齐在向阿富汗增兵等许多国际问题上向美国示好，积极修复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一直紧张的美法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行遏制中国发展的共同战略，这是西方的根本利益决定的，法国也想借此机会表现自己，甚至认为法国在捍卫西方价值观方面理所当然应该充当带头羊的角色。

　　误判三：认为这是平衡中美法关系的好机会。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法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同中法建交时相比，反差很大。法国民族自尊心极强，中美接近使法国产生很大失落感。法国又是一个平等意识很强的国家，总想同美国“平起平坐”。具体在达赖问题上，2007年7月布什在白宫接见达赖，出于攀比心理，萨科齐认为，凡是美国人能做的事，法国人也能做。既然美国打“西藏牌”游刃有余，那么法国人也要享受同样的战略空间。同时这样做还可以敲打中国，提醒它不要忘记“老朋友”，可谓“一石两鸟”。

　　事实证明，法国的算盘打错了。中国沉着应对，既顺利地解决了“3·14”事件，也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同时，中国还表明，在涉及主权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法国向美国示好，美国并不买账。美国虽然把达赖当作政治工具，但它有根据自身需要作出的安排部署，这个安排部署并不与法国同步。对法国抵制奥运这种并不高明的做法，美国则保持距离。布什非但没有理会法国抵制奥运的呼吁，反而兴致勃勃地观看奥运，萨科齐自讨没趣；法国担心被中国小看，那是对中国外交的误读。中国一向认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对待柬埔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法国了。中国充分理解法国的民族自尊心并予以关照。中国对法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国，常怀感念之情，对法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人类进步事业和文明发展所作的贡献常怀敬畏之心，因此不存在低看法国的问题。相反，倒是美国常以大资产者的眼光，把法国看作是小生产者国家，对法国的狂妄自大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法美素有芥蒂，法美之间的恩恩怨怨看起来复杂，?实际上很简单，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向来支持戴高乐主义关于建立独立的法国和独立的欧洲的政治主张，关注法国对世界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这一点正是中法关系的战略基础。戴高乐将军具有远见卓识，他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而短视如萨科齐者只是事到临头才有顿悟。这才有了今年四月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夕萨科齐夜访胡锦涛的一幕。

　　法国当权者对形势判断失误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过错。“历史是无主体过程”，他们只是政治符号。问题在于法国政治生态的恶化。法国是有深刻批判精神的民族。法国的有识之士指出，法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发生蜕变，由于竞选制度的美国化和激烈的商业式竞争，以及过分迎合选民，法国的政治家已经丧失了判断是非和正常思考的能力。

　　三、中法外交风波的性质和中国的应对

　　对中法外交风波性质的正确判断至关重要，因为第一，法国政府和媒体千方百计地模糊事件的性质和是非界限，混淆视听；第二，我们只有对事件的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制定正确的对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两点：其一，西藏问题既不是民族和宗教问题，也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而是主权问题，因而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其二，反对把西藏问题同奥运挂钩，反对把奥运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因为这样做不符合奥运精神。

　　在中法外交风波中，我们在战略、策略上的应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握大局。中法关系属于中西关系。中西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中法外交风波反映出中西关系对抗的一面，但对抗决不是中法关系的主流。中法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是中法关系的基轴。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中法友好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中法关系的波折仅仅是围绕这个基轴出现的波动。1989年至1993年，中法两国关系也曾出现波折。在此期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当时的法国领导人误判形势，认为中法关系已失去战略意义。他们先是利用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带头制裁中国，后又于1991年和1992年，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先后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耶特”护卫舰和60架性能先进的“幻影2000-5”战斗机。法方的错误行径给中法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中方理所当然地作出强烈反应。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撤销两国正在谈判的大型项目、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馆等措施。法国政府一再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使中法关系深陷低谷。后来经过两国的努力，中法关系不仅走出困境，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史证明，中法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中法友好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把握大局就是要在我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外交格局的总体上把握中法关系的定位，一切按照客观规律办事。2、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我国外交战略的总目标是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最基本的原则，这个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我们坚持原则，并通过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愿望是建立和谐世界，但是这种和谐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够实现。

　　政策是外交工作的生命线，区别就是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们首先要把法国的反华势力同法国人民区分开来。在法国真正坚持反华立场的只是极少数。普通民众对西藏问题了解极少，大部分人只是受到法国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对中国产生了一些误解。法国的当权者中也不乏对华友好人士，他们为中法关系的恢复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甚至原来对华有偏见的人士，通过我们的工作和事实的教育，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风波后期，我们已经争取到法国政界、学术界、媒体中部分人士以及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事实证明，我们的有区别的外交和宣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3、从容应对，有理、有利、有节。由于我们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对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有深刻的了解，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同时我们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因此可以做到从容不迫地应对。这同法方的进退失据、手忙脚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采取了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做法。法方虽然攻势凶猛、动作频繁，但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在策略上，我们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法国政府采取的是“两手”策略，我们则以“两手对两手”；法方担心中国民族主义膨涨，而中国民众则对法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作了有理、有序、合法的表达，决不授人以柄。我们的策略是从属于我们总的战略的，而我们的战略的出发点则是中法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在中法外交风波中，中国真正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四、中法外交风波的启示

　　中法外交风波的发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开辟道路的。不管法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如何特立独行，它仍然属于西方，因此中法之间的这场较量，实际上也是中西之间的较量，总结这一事件，可以使我们在中西关系方面得到诸多启示。

　　1、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条件下，外交成为国际交往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手段。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向“巧实力”转型，努力成为“聪明国家”（法国认为自己当年反对伊拉克战争时，就已经是“聪明国家”）。所谓“巧实力”就是把军事等硬实力同文化等软实力结合起来。西方的硬实力首推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可以借助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等军事组织的硬实力来充分发挥各自的软实力。而对付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武器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美国认为自己担负着领导世界的责任，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世界民主秩序。这就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化战略。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国家，是建立世界民主秩序的障碍。因此，中西之间的外交摩擦和斗争是回避不了的，其复杂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一切外交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一切政治斗争又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交错，决定了中西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融合与对立将贯穿斗争的始终。中法外交风波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2、西方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这次法国迫不及待地在奥运前夕向中国发难，说明西方对中国加紧实行既接触又遏制的两手政策。西方外交代表西方的核心利益。遏制中国的发展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而西方外交又是实用主义的。只有同中国接触才能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才能西化、分化中国。西方对华政策是矛盾的，是实行双重标准的。例如，它们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它们又是怎样做的呢？美国以“制造两场战争和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来表明它是如何做“负责任大国”的。法国在中法外交风波中，则以它特有的的玩世不恭诠释了“负责任大国”的涵义。正像一位法国学者描述的：“法兰西在外交场合就像一个靓丽的女人，女人只有多变，才能魅力四射、光彩照人。”?当然，西方外交往往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10国际舆论评价萨科齐在中法外交风波中的表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以损人始，以害己终”。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似乎是为萨科齐量身定做的。

　　3、人民外交的创新。这次风波开启了人民外交的新时代。我国的外交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因此从本质来说是人民外交。在我国，人民外交具有悠久传统。但是以往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民外交开展的范围和规模还是十分有限的。这次中法外交风波对人民外交起了空前的动员作用。从金晶用残疾之躯捍卫火炬，感动世界，到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共和国广场慷慨激昂的法语演讲，人民外交显示了巨大威力，网民们自发地直接参与，对说明事实真相，正面影响舆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次风波从坏事变成了好事，特别是使广大青年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从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这是西方始料不及的。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西方帮了我们的大忙。此外，西方政治多元体制有很大灵活性，如何应对，这是一个课题。如果我们只有政府一个声音，就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大力开展人民外交可以弥补这个不足。这次风波为解决这个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4、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支撑。这次风波证明，只有在正确的外交路线的指导引下，外交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而正确的外交路线又是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的。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十分迅速，知识更新很快。我们必须密切跟踪国外有关理论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快、加强自己的国际问题学科的建设。显然，直接搬用西方的学科理论是行不通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说明和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为研究对象”。但是纵观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它除了在协调西方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取得成功以外，其它方面则乏善可陈。很多理论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例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甚至他本人就把这种理论否定了；有些理论相互矛盾、混乱不堪，难以自圆其说，例如关于中国的“崩溃论”、“威胁论”、“负责任论”、“中美国论”等不一而足；还有的理论，例如小布什的反恐理论甚至连基本定义都遭到质疑。实践证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足为训。在这次风波中，法国的外交虽然令人眩目，但也谈不上什么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同西方相关理论有本质区别，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这方面，法国战略学会会长马翼科关于巴黎火炬传递失败原因分析的一段讲话颇具启发意义。他说，巴黎火炬传递失败的原因不在法国，巴黎市政当局和法国警察已竭尽全力，中国官员的长达27公里的“浪漫之都火炬行”计划制定得十分周密，它的唯一的缺陷在于忽视了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11他的讲话虽然是在为法国辩护，但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视了香榭丽舍大街与长安街的区别，我们将会犯多么幼稚的错误。

　　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必须准确地反映当今时代的特征；必须有明确的战略和策略论证和阐述；必须做到理论、政策、谋略研究的有机结合。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将以中国几千年古老文明和文化积淀以及建国60年来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提供的思想和实际材料来丰富自己。此外，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也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将吸收国外一切相关理论的科学、合理的成分，借鉴它们的方法，重视和利用它们搜集的弥足珍贵的实证材料。

　　新中国外交只有60年历史，而西方外交已有数百年历史。90年前，当西方外交家们在巴黎和会上把中国玩弄于掌股之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弱国无外交，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新中国外交虽然年轻，但它有无限生命力，因为它第一次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将证明，这样的外交是不可战胜的。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