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魅影下的农民工何以自处

　　卫生部部长陈竺日前在上海表示，卫生部已考虑明年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强工作力度。陈竺还透露，性传播已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中国青年报》11月25日）

　　此前，湖北崇阳7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72名是农民的新闻，引起坊间议论纷纷，这些感染者中，有59例是打工期间感染的；只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长江日报》11月1日）。尽管没有农民工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整体数据，但农民工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应是不争事实。此番卫生部长的表态，应该是官方首次就农民工可能成为艾滋病高发重点人群的回应，其坦诚、负责任的态度令人欣慰。

　　艾滋病当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艾滋病在农民工这一缺乏基本防护意识与措施的群体中传播。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调查显示，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月收入依然不足千元。这些农民工只能集体住在简易工棚，处于生育和性活跃期的他们如何自处，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同性性行为之外，不正当性关系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大渊薮。

　　论者每每喜欢强调农民工人群的防护意识缺乏，事实上，个体对健康、卫生、安全的需求与这个群体的经济水平往往正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城市的城乡接合部会有那么多发廊、按摩店、小宾馆。现在的农民工已不比30年前20年前那一代，未必完全不了解防艾常识。之所以飞蛾扑火，不过是因为生理煎熬与侥幸心理。

　　卫生部长没有透露具体将如何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力度，我想，首要的还是摸清感染人数、传播途径、感染谱系等。进行细致周密的调查时，还要给予被调查者足够的尊重，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加以道德评判。以往过度强调道德价值，结果只能是让人数庞大的农民工隐匿病情、回避调查——那些患病农民工更在乎感染后被乡亲们知道。

　　其次，政府、社会都应对农民工群体多一些关怀，应将其视为与其他社会群体平等的公民。这方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依然举步维艰。如北京市卫生部门此前宣布，北京人将全部免费接种甲流疫苗，这个“北京人”一开始并不包括非京籍人员，后来在舆论追问下，才又宣布，卫生部门也考虑接种人群的扩大。

　　相应的，城市政府是不是应考虑建设一些更“廉租”的住房，使常年分居的夫妻有个短暂的容身之所？城市各相关部门是不是也考虑繁荣一下农民工的夜生活？相关部门是不是考虑以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带着记者采访，给农民工分发一些安全用品？对于城乡接合部那些发廊、宾馆、按摩店之类可能提供性服务的场所，不要总是想起来就查一次，关闭一阵，过一段时间就让它们继续开张？

　　当然，农民工何以自处其实取决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听任两三亿之多的农民工一直这样漂泊下去，笼罩在农民工头顶的艾滋病魅影将很难彻底散去，交叉感染还可能使情况更加严重。因此，最根本的应对之策，在于畅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路径，加快这个转化的速度，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过上一种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