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作者接受本网专访 探讨中国模式本质

　　中新网11月27日电 近日来，一本名为《中国力》的最新时政书籍悄然问世。这本由两位旅居海外的华人作者撰写、由国内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新书，被推荐为“最大胆、最前卫、最具冲击力的重磅时政书”，出版社的编辑评语为：“三十年来中国学界精英的眼光和思维始终落后于中国政界精英，《中国力》的出版宣告了这一状况的改变。”

　　该书作者寒竹和文扬，都是常年活跃在海外华文传媒界的时评作者，特别是文扬，作为海外华文报纸的主编，是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中的知名人士。日前，本网记者独家采访了两位作者，首次披露了这部时政书籍的背后新闻。

　　记者：据媒体报道，《中国力》是继《中国不高兴》一书后又一时政力作，请问这本书跟《中国不高兴》是什么关系？

　　作者：不必讳言，《中国力》和《中国不高兴》有一种呼应关系。首先，这两本书都是在谈论中国的事情，都对今天的中国，对中国跟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这两本书的书名已说明了这一点。其次，民族主义是这两本书的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这反映出这两本书的作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关心和期待。

　　但是，《中国力》跟《中国不高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这两本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不一样。《中国不高兴》的关注面是横向的，主要是专注于中国当下的现实，专注于今天的中国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作者主要是想表达自己对中国现状，特别是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看法。如果说这是一本有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书籍，那么，它直接表达的是作者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怀和思考。

　　《中国力》这本书关注的是一个纵向的历史轨迹，即先发的西方国家和后发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轨迹。《中国力》这本书本身并不是要伸张一种民族主义，而是试图用事实说明，所谓现代国家，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这是先发的西方国家示范给大家的。中国一百多年的道路尽管艰难曲折，走了很多弯路，但基本方向是沿着西方国家的民族建国之路在前进。鉴于这么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力》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西方各国和中国的“伪自由派”没有理由指责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西方不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另外，从全书的基本内容上看，《中国力》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探索中国模式的现代化之路，对民族主义的关注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记者：能否讲一下写做这本书的动机吗？为什么想起写这本书？

　　作者：写这本书的动机应该早于《中国不高兴》产生得很早。本书的作者虽居于海外，但时刻关注着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历程这个问题。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两位作者已在海外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发展的文章。事实上，这本书虽然只写了几个月，但很多思想已经酝酿了很久，讨论交流了很久，许多思想都散见于两位作者以前撰写的文章之中。如果问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想最主要的动机还是想对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之路进行总结，找到今天中国成就的历史因素，也找到今天中国存在问题的历史根源。

　　《中国不高兴》在今年春天的出版确实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在中国模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民族主义的建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在中国知识界，现代国家，民族主义这些基本概念常常被人误解。《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的讨论，使我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对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考察。可以说，《中国不高兴》是我们写作这本书的一个推力。】

　　记者：这本书考察了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考察了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一百多年的艰难曲折过程，也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前后两个三十年。能不能简要讲一下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提出“中国力”这个概念？

　　作者：这本书主要想说明这几个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在今天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中国社会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今天，向西方学习已是中国朝野一致的共识，中国社会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成千上万的学子走向海外学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西方作为先发的现代国家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惑着许多中国人。我们既不能妖魔化西方，但也不能天使化西方。我们考察中国一百多年向西方的学习过程，就是要还原西方国家本来的真实面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天怎样学习西方国家，怎样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成都相比，中国今天仍然处于学生阶段，正是由于这一点，正确理解西方国家才特别具有重要意义。

　　2)什么是中国模式的本质？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今天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书中提出，由国家主导并整合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近三十年取得高速发展的关键，这种整合的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这种模式促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缓慢但有着重要意义的发展，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社会舆论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力的平衡。这四大力量的平衡实际上超越了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离。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平衡体系，而仅仅是政治权力内部的分割和制衡。但政治力量在西方社会并非一种主导性的力量，资本的权力远比政治权力大得多。资本可以制约政治，而政治很难制约资本，这一点从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我们提出的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社会舆论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力的“四权平衡”，是全社会的平衡，这种平衡远比政治权力内部的平衡更重要，更能防止社会的畸形发展，更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当然，中国今天尚没有真正达到这种权力的平衡，但中国模式使得中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3)走出意识形态的窠臼。中国若要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人说，中国模式非驴非马，是个四不像。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还没有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教条中走出来，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要批判共产主义。按照一个理想化了的蓝图去创造一个社会正是空想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们提“中国力”(sinolizing)这个概念最主要的原因，是强调应该由中国或中华民族这个主体来整合各种社会发展的理论，而不是相反。中国今天的发展不是要去符合某种主义，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相反，所有有价值的主义，人类有价值的思想成果都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工具，都应该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服务。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长期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首先理想化出一个舶来品的主义，然后希望中国按照这个理想化了的主义框框去发展。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其实，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理论，不过是人们从现实中抽象出来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就拿美国这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也存在着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从不忌讳把非资本主义的理论用于实践，这就是“美国力”的特点之一，也是美国能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今天提出“中国力”这个概念，就是希望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真正走出意识形态的窠臼。

　　记者：编辑评语说，三十年来中国学界精英的思维和眼光一直落后于中国政界精英，《中国力》的出版宣告了这一状况的改变，你们认同这一说法吗？如果同意，中国的学界主流主要是在什么问题上落后于政界呢？

　　作者：坦率地说，在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上，中国学界不仅落后于决策的中国政界，而且也落后于企业界。寒竹在二十几年前就注意到这个现象，但这个现象在今天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学界落后政界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1)由于马克思哲学的巨大影响，中国学界始终没有摆脱唯理主义的偏见，理论先行、蓝图先行成了中国学界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教条，始终无法走出泛意识形态化的阴影。对于相当多的中国知识界人士来说，只是把共产主义的教条换成资本主义的教条，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二十世纪的乌托邦年代。

　　2)由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由于一百年来的不断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知识界有着跟当年俄罗斯思想家类似的民粹主义情节，平等至上的幽灵始终缠绕着中国知识界。这种民粹主义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3)由于中国学界大多由国家奉养，这导致学界的主流跟私人企业、跟商业活动、跟社会实践严重脱节。显而易见，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根本无法提出切合实际的社会发展理论。

　　中国学界要想摆脱落后于社会发展的状态，一方面要走出唯理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阴影；另一方面，中国学界一定要从国有化的书斋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我不敢说《中国力》的出版改变了学界落后于政界的状况，但《中国力》作者至少是没有受到上面三个方面的束缚。

　　记者：为什么用英文SINOLIZING表示“中国力”？

　　作者：根据英文词典的解释，Sino-这个前缀，源于拉丁语Sin?、希腊语Sinai和阿拉伯语Sin，据猜测是从秦朝的Qin这个音演变而成的，代表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在19世纪70年代，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以Sino为基础创造了Sinology这个词，表示汉学或中国学。

　　在英文里，目前还没有Sinolizing这个词，它是本书作者的一个创造，创造的依据是：在英文里，Westernization被译为“西方化”，Modernization被译为“现代化”，按照同样的构词规则，“中国化”可以反译为Sinolization.由于这些词都属于动词性的名词，带有主体运用某种力量使客体发生变化的含义，因此，“中国力”在英文中即可以用Sinolizing来表示，被理解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实践力量。作者认为，“中国力”这一力量基于中国传统和文化，又在西学中得到改造，包含有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历经了近一百多年的失败和曲折之后，终于蓬勃地生发出来，成功开创了“中国模式”，并保障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