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过度关注大理“男同”酒吧被迫延迟开业

　　张建波向记者展示他收到的一条“攻击短信”供图/《都市时报》

　　大理“男同”酒吧。酒吧负责人张建波表示，多数桌椅都淘自旧货市场供图/《生活新报》

　　酒吧志愿者被贴上“男同”标签遭遇冷嘲热讽　酒吧负责人收到匿名短信指责其“荒唐之举”　当地另外两家“抗艾”机构也受到报道的牵连

　　11月29日，多家媒体以《卫生局出资建男同性恋酒吧》为题，报道了大理“男同”酒吧将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正式开业的消息。此后，该酒吧迅速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就在11月30日，已开始试营业的酒吧却突然停业，酒吧所有志愿者全部撤离。酒吧负责人张建波昨晚向记者表示，媒体来得太多了，大量的摄像机、镜头对准他们（男性同性恋者），他们肯定担心了。暂停，也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酒吧是否重张，张建波称，“开肯定是要开的”。但对于重张的时间，显然他自己也无法预期，“等媒体热度过去后再说吧！”

　　对于酒吧被迫延期一事，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北川表示，媒体的报道是一把“双刃剑”，而媒体的过度关注强化了社会对男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和“标签化”。

　　如何在报道“男同”这一群体的同时，不影响其“私生活”，在“关注新闻”与“保护隐私”之间谋求一个平衡，已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件

　　酒吧开业前一天

　　志愿者全部撤离

　　11月30日，《春城晚报》的记者前往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寻找张建波医生时，院方表示“电话都被打爆了，现在正在扑火，已经焦头烂额”。

　　文中提到的张建波正是大理“男同”酒吧的负责人，他还有另外两个身份——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大理好朋友工作组创始人。据介绍，张建波从事艾滋病志愿服务已经多年。

　　志愿者被打上“男同”标签

　　受酒吧被迫延迟开业的影响，张建波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他手下的数十名艾滋病志愿服务工作者也被无形中打上了“男同”的标签。亲戚朋友们冷嘲热讽，隔壁邻居避而远之，平时工作上打交道的人也用异样的眼光在看他们，正常的生活都不能保证。

　　据介绍，这些人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与女性组成了家庭的。身份暴露后，已经有家庭在闹离婚。

　　受影响的并非只有该酒吧

　　一位酒吧的志愿服务者表示，“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时，参与了我们从事艾滋病志愿服务日常工作的全过程。在发稿的时候，却没有给我们看过，也没有征得被报道者的同意”。他还表示，就连一直被社会公认的、从事艾滋病志愿服务工作多年的大理好朋友工作组也被贴上了“男同”的标签。该工作组的一些志愿者如今已闭门谢客，并表示不愿再出来抛头露面。而新近成立的“大理市艾滋病健康促进会”也难逃“厄运”。有志愿者表示，“我已经不愿意再从事艾滋病志愿服务工作”。

　　有媒体称张建波被带走调查

　　事发后，当地一家报纸在报道中表示，在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了“大理男同性恋酒吧”后，张建波接到了国内100多个媒体要求联系采访的电话。而在第二天，张建波被“相关部门”请走，限制其接触媒体，并书面交待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经过。与此同时，还有媒体披露：“撤除了全体在酒吧内从事艾滋病志愿服务的工作人员，并不允许任何志愿服务者再向外界透露酒吧地址。”

　　报道中提及的“相关部门”究竟是谁？又是谁撤除了志愿者？两家媒体都没有透露。

　　专访

　　酒吧负责人表示

　　媒体来得太多了

　　在昨晚记者采访张建波之前,他已经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10多20家吧”，具体的数字，他已经记不清楚。自中央电视台11月29日的节目播出后，他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关注他的不仅是全国各地的媒体，还有当地以及外地的百姓。

　　张建波手机上的一条短信证实了他开办酒吧的压力，这条来自陌生人的短信指责他所做的是“荒唐之举”，劝他“在同性恋们浮出水面后，不要再教他们"作恶"的方法，而应重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去掉"人类的恶习"，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张建波说，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病人得病而不站出来教给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防治疾病的措施。对于舆论的压力，他说：“欢迎大家质疑，不希望大家曲解。”

　　是关闭还是暂停

　　肯定要开但会延迟

　　记者：关于酒吧的报道里有很多说法，包括流产、关闭、暂停等等，到底哪种是准确的？

　　张建波：开肯定是要开的，但会延迟。

　　因何未按时开业

　　媒体来得太多了

　　记者：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张建波：因为媒体来得太多了，大量的摄像机、镜头对准他们（男性同性恋者），肯定担心了。这（暂停）也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记者：今天去了多少家媒体？

　　张建波：10多20家吧。

　　是否属政府出资

　　政府是注资

　　记者：酒吧的运营主体是谁？

　　张建波：大理市艾滋病预防健康促进会。在这里工作的志愿者也是促进会招募的。（注：大理市艾滋病预防健康促进会是一个NGO组织，基础是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张建波医生牵头的“好朋友”工作组，得到了贝利·马丁基金会、全球基金等的支持，由社会人员自愿参加）

　　记者：酒吧的资金来源问题是怎样的？能说是政府出资开“同性恋酒吧”吗？

　　张建波：政府是注资，将经费给艾滋病预防健康促进会，具体怎么用是健康促进会商量决定的。

　　记者：据悉大理市卫生局从市级防艾专项经费中下拨了12万给市第二人民医院，用到酒吧上的有多少？

　　张建波：这笔钱有6万用到酒吧上，主要是装修和其他工作经费，包括工作人员的费用。

　　是否有外力介入

　　我没有被相关部门“请走”

　　记者：有报道称你11月30日一早被相关部门“请走”，并限制接触媒体，是否属实？

　　张建波：这是不实报道。要真是这样，我怎么接受你的采访？

　　预计何时开张

　　等媒体热度过去之后吧

　　记者：现在能预测酒吧大概什么时候开张吗？

　　张建波：等媒体的热度过去之后吧。

　　声音

　　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北川

　　媒体过度关注　强化了“男同”群体的污名化

　　对于大理“男同”酒吧未能如期开业一事，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张北川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媒体的过度关注强化了社会对男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和“标签化”，使得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面临“流产”的困境。

　　张北川表示，此前已看过央视对于大理“男同”酒吧的报道，昨天他也接到了一些同性恋人士的电话，他们对报道中的一些不妥措辞表示了不满，比如把同性恋叫“患者”，并称这部分人群有“心理障碍”。张北川从学术角度也对这种表述进行了质疑，“男同性恋是正常人，这在学术界早已得到公认，怎能称他们为"患者"或者有"心理障碍"呢？”

　　“媒体报道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男同性恋人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媒体应该关注什么。目前主流社会对男同性恋人群的歧视仍然很大，媒体对于这部分人群的负面性报道太多。”张北川表示，媒体很少报道男同性恋人群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他们在社会压力之下如何积极、正面地去面对生活；相反很多媒体对这一群体的报道充满了阴暗、痛苦等负面色彩，这在无意中强化了社会对男同性恋人群的“污名化”和“标签化”。

　　对于大理市政府高度重视男同性恋人群中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并支持开设“男同”酒吧的做法，张北川给予了积极评价。“我认为当地政府在做一件好事，在一个边远省份通过这种方式来开展对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干预工作，证明了艾滋病防治的希望。”

　　张北川透露，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目前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2009年，当年新发艾滋病感染者4.8万人。在这4.8万人中，同性性传播导致的感染占32.5%，异性性传播导致的感染占42.2%。相较于之前艾滋病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吸毒和血液传染来说，同性性传播已经成为新的传播发展趋势。“正是因此，男同性恋人群比一般人群感染艾滋病的概率要高十几倍。今年艾滋病日的口号是"普遍可及和人权"，那么当我们不能维护一个特殊人群的权益时，何谈维护整个社会的权益？”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理事童戈

　　男同性恋酒吧　能否有效抗艾还有待观察

　　“其实大家对大理男同性恋酒吧过于关注了，毕竟这件事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本身不应该被贴上一种标签。”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男同健康论坛主席童戈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论。

　　在童戈看来，由政府支持开设男同性恋酒吧是一种不错的尝试，但即使酒吧如期开业，究竟定位于公益，还是兼顾商业运营，仍不明确。对于大理这样的小城市来说，由于原本没有男同性恋聚会的场所，开设这样一个酒吧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一方式是否能持续有效地深入到当地男同内部开展艾滋病干预工作，童戈认为仍有待观察。

　　“我认为针对男同群体的干预工作，应主要依靠男同社区内有影响的人物，靠他们通过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网络及他们的影响力来做艾滋病防治宣传的教育。”童戈说，一些自发形成的男同社区组织近年开始陆续形成，并且出现了十几个比较成熟的志愿者，还有几十个男同社区组织也在逐渐走向成熟。“志愿者有一个自我认同问题，也就是对自己行为表现的文化评价。如果志愿者本人比较成熟而坚定地认同自己的行为，那么就不会出现大理酒吧志愿者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躲避的现象。”

　　据童戈介绍，与大理的男同性恋酒吧类似，在云南昆明也有一家低调经营的茶室，以男同性恋人群为艾滋病防治干预对象，但不同的是，该茶室有国际非政府组织资助背景。童戈曾参加过该茶室组织的活动，他告诉记者，该茶室免费提供一些关于艾滋病防治的资料，还通过召集男同人群中的志愿者进行艾滋病和性病的知识培训，开展同伴教育和志愿者培训，同时还开展一些联谊活动，以及免费发放安全套。

　　童戈认为，随着男男同性性传播导致的艾滋病感染率持续上升，男同人群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将更加显化。从整个社会对于男同群体的歧视态度上来看，已有了很大改变，可以说有大跨度的进步。对于男同社区组织建设来说，比较迫切的近期目标是争取抵制艾滋病的危害。

　　文/本报记者　肖榕

　　链接

　　艾滋病人孟林　因“过度报道”毁掉半个人生

　　孟林，北京人，国内已知的发病后存活时间最长的艾滋病人。

　　2005年11月27，孟林在北京市“第18个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启动仪式上，戴墨镜、着棒球帽上台代表感染者发言。此举后来被报道为“北京艾滋病毒感染者首度现身面对公众”。发言前主持人曾再三知会媒体不要照相录像，以保护感染者隐私。然而最后孟林在台上讲话的影像还是在未做图像、声音处理的情况下被某电视台播出了。

　　其后果，孟林自己表述：“影响太大了，损失相当惨重。我用十年时间经营起来的、真的是从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开始建立起来的一个生意的场，完全被破坏了。”

　　“暴露之后至少得用小半年来调整，因为生态环境又一次完全改变。第一次是因为病，人脉关系、家庭关系整个都改变了，你隐姓埋名，又建立了一个生活关系、工作关系，十年。这一下，又全都破坏了。”

　　“1996年发病以前我在生活里是一个名字；1996年到2005年之间两个名字，一个孟林，生意圈用另外一个名字，等于你在不同的世界生活。现在我只剩孟林这个名字、只有艾滋病这种生活。现在没人叫我真正的名字了。连我自己有时出去签字，随手写出来都是这个假名字了。”

　　文/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