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门杀亲案频发 专家呼吁国家应建心理干预机制

　　他为何向亲人狠下毒手

　　——灭门杀亲案频发的背后

　　11月28日，杀害了父母、妻子、两个儿子和妹妹共6位至亲的北京人李磊在三亚被捕，登上返京的飞机前，他回头望了一眼这座以海滩、椰树闻名的城市，似乎在惋惜他的逃亡之旅结束得太快。

　　无独有偶，今年8月13日，因为妻女对自己态度不好，安徽横埠人宋美生把妻子和一对还在上大学的子女反锁在家中，将堆放在堂屋的木柴浇上汽油后点燃，3人被活活烧死。被捕后，宋美生毫无悔意，“哀莫大于心死”，他说。

　　2008年12月，河南唐河一位妇女因家庭矛盾将公公、婆婆以及不足10岁的一双儿女杀害，随后自杀。

　　2006年12月，安徽宿州人朱大鹏因长期家庭不和，将妻子和两个女儿先后杀害，被捕后还扬言“最大的后悔是没能杀死父母”……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然而，近两年来，残忍的杀亲案却频频发生，此次李磊案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为何向亲人狠下毒手？杀亲案频发，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长期抑郁的爆发

　　在三亚一派出所的审讯室里，李磊向民警要了一根烟，开始叙述自己的犯罪经过。他交代说，从小父母就对他的管教非常严厉，结婚后妻子在家里又过于争强好胜，加上自身性格内向，长期的家庭积怨在他心中累积，最后终于爆发，便用利器将父母、妻子、儿子和妹妹全部杀害。

　　在首都北京过着小康的生活，拥有一对可爱的儿子，经营一家餐馆，这些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应该意味着幸福和美满。然而，李磊却选择用杀掉全家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关注这一案件的人们质疑，李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起初也这样认为。

　　“他应该没有精神疾病”，随着事实逐渐明确，李玫瑾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据李磊供认，在杀害父母、妻子、妹妹后，整整1个小时，他都坐在客厅里，内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挣扎，考虑是否杀死两个儿子。“这1个小时就说明，在案发的时候他有情感反应，因此我判断他应该是正常的。”李玫瑾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此外，李磊早在11月23号就已经将南下的火车票买好了，又在作案前打电话确定妻子和子女均在家中。“这些证据都证明，他不是精神病患者。而且，他的作案工具是从外面带回来的，预谋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李玫瑾说。

　　“长期消极情绪的累积一旦遇到某种刺激，就容易爆发。”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新中国司法心理学奠基人罗大华教授说：“人格方面的缺陷，比如说长期的抑郁，遇到了导火索是很危险的。李磊的爱人是比较好强的，就会使得他的抑郁心理更加强烈。”

　　杀亲案：家庭教育的悲剧

　　“这些杀亲案是有共同性的，主要就在于人格方面的缺陷。”李玫瑾认为，“心理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早期如果没能抚养孩子而形成情感依恋关系，后期就很容易在管理过程中失去管理权，你管他，他就会恨你。”

　　据李玫瑾分析，李磊性格好斗，常与人打架。这些都体现出他不太成熟、不太懂事的性格特点。

　　始终令人惊诧的是，作案之后，李磊没有寻找藏身之处，而是选择去海南三亚旅行，被捕后还称“三亚真好，如果有来生，一定来三亚”。

　　“他杀了那么多人，还有心思去享受。那么对这种人而言，藏起来是很痛苦的，是需要忍的。他忍不了，就一定要挥霍。”据报道，李磊在逃亡期间疯狂挥霍，每天花钱过万元。李玫瑾分析认为，李磊存在着严重的心理缺陷。

　　接触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杀人案件之后，李玫瑾发现，早期的教育和抚养，对一个人的心理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她利用自己的博客“农家小院”来发表“心理抚育”系列博文。

　　她写道：“只有建立了幼儿对抚养人的依恋，才能发生幼儿与抚养人的‘心理上的依赖关系’，这种含有感情成分的心理依赖关系，会使儿童自觉自愿地接受抚养人在管教和观念方面的影响。如果人在生命的初期没有形成过这种心理依恋关系，那么，人的心理异常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这种人容易形成冷漠、拒绝他人、无情残酷等性格。”

　　李玫瑾认为，父母一定要亲自抚养孩子，“要建立孩子对父母的依恋情感，同时还要有性格方面的教育，要让他想到别人，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认为，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性格教育的孩子，往往会出现弱能的情况，体现为自尊心特强、脾气大。“当其成年以后，只要遇到问题，遇到麻烦，就有可能出现危险的结果。他不会用复杂的方式处理，只会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

　　李磊就是其中的典型，情感教育的不连续和性格的缺陷，使他最终将屠刀伸向了自己的骨肉至亲。

　　“当你拥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教育就已经开始了。”李玫瑾教授说，“可惜的是，在独生子女时代，父母没有试验期，当你终于明白抚育的道理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教育期。”

　　专家呼吁：国家应建立心理干预机制

　　“如果有人对他进行了心理干预和治疗，李磊这样的惨剧是可以避免的。”罗大华教授说，“倾诉是最好的释放。如果有人与他谈话、做工作，那是很有效的。当事人自身也希望有人疏导，希望消极情绪在心中的郁闷能够得到发泄。然而，现实中恰恰没有人去帮助他。”

　　“目前，社会上收费的心理咨询门诊很多，如北医三院、人民医院等很多医院都有，但在我国毕竟不像国外那么普及。”罗大华教授说。

　　罗大华认为，在心理健康的维护上，家庭教育是第一关，学校教育是第二关，然后就是单位等社会组织。“我们历来的传统，是把心理问题看成思想问题，单位管思想教育，但是思想教育不能代替心理卫生工作。因为思想教育往往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教育关系，而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双方是平等的。这也是我国心理学发展水平低造成的结果。”

　　罗大华教授介绍，目前，许多中小学已经按照教育部要求，在学校内配备了相应的心理教师，大学里也都设有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如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虽然设在较为偏僻的旧宿舍楼，但打来电话预约心理咨询的在校学生，仍然很多。

　　“大中小学大多能按照要求成立心理咨询中心、配备心理教育课，但社区还没有到位。要将心理卫生工作做到社区，做到基层。”罗大华说。

　　据记者了解，早在1985年，卫生部就曾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这部《精神卫生法》被各界寄予厚望，但历经24年10次修改，仍未出台。目前，全世界已有130多个国家拥有自己的精神卫生法律，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进程远远落后于它们。

　　“要立法，要有制度保证。”罗大华认为，“如果《精神卫生法》通过审议颁布出台，之后肯定就会有政策出来，从法律上保证相关机构的设立，从中央、省级到县市级、社区基层，都有一套组织，就会比较受重视，得到落实。现在我们没有制度保证，而是靠义务、靠志愿者、靠学者。这样的话，心理健康工作就不那么容易开展。”

　　“如果将心理健康看做与身体健康一样重要，国家有一定的投入，有一套制度的保证、机构的保证，这样应会减少很多因心理问题而导致的自杀、精神病和犯罪。”罗大华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