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有能力有义务大规模量化减排

　　11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了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加以落实。与此同时，中国还将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使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增加森林碳汇，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中国在作出上述承诺的同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减排成效。截止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已经在2005年的基础上累计降低了13%，有望实现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的指标。这相当于少排放了二氧化碳15亿吨以上。在此之前，中国在1990-2005年单位GDP的能耗已经下降了47%。按照经济发展和减排规律，提高能效、节能减排越往后越难。中国政府最近三年关闭了很多钢、铁、焦炭、小火电、水泥等工厂以淘汰落后产能。这些容易减排的、容易提高能效的都减排了，以后进一步提高能效、节能减排面临的困难会越大。中国政府宣布的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看上去比1990-2005年的减排指标降低了一些，但是困难的程度会更大，付出的成本会更高。

　　中国还通过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全球减排努力贡献力量。中国目前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及核证减排量供应量方面已领先全球。2008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既面临着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改善民生的任务，还要考虑到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的挑战。因此，中国在承诺强力减排的同时，也必须坚持捍卫自身的发展权，不会承诺在2020年之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作为目前人均GDP仅为3200美元左右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必然导致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大，因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也必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增加。

　　科学数据表明，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倒U型”的趋势：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较快，达到1.5万美元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增量才会趋缓；在后工业化时代，排放总量才开始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今年11月公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显然不具备在近期内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条件，也不可轻言排放总量峰值的准确时间。

　　其实，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转移排放”，正是导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近期有所攀升的重要原因。美国《自然地球科学》最近刊文指出，发达国家从根本上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排放负责，以中国为例，2002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中有50%来自于出口生产，中国2005年的总排放量中有30%来自于出口生产；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今年夏季时曾一度倾向于美国消费者对这些排放承担部分责任，但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政府很快压制了这种说法。“转移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巨大增量，不应该算在中国头上。

　　中国在2020年之前不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不表明中国不承担保护全球气候的义务，并不表明中国未来不承诺具体的减排目标。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在没有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下，同时承担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的不利情况下，现在又宣布了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自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例如，英国路透社发表的评述指出，中国提出具体的温室气体控制目标广受欢迎，这是中国努力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积极信号。

　　事实胜于雄辩。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之即，面对中国的减排成效与最新承诺，一些不愿积极减排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发达国家，应该认真重估它们的政策与行动。

　　据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大气中现存温室气体排放中，约70%至80%来自于发达国家，它们的历史排放直接导致了地球气温的升高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这些发达国家不愿正视其历史排放责任，不愿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量化其减排目标，反而热衷于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一起共同承担历史责任，试图以“碳关税”等手段迫使中国和气体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之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这些无理要求只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谴责和反对。11月28日，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与“七十七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在北京发表共同声明，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至少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至40%。

　　正如美国历史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所言，“发达国家总是要求发展中国家不要做我过去做的事情，而要做我现在能做得起的事情”。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通过毫无限制地排放温室气体取得了巨大发展，现在有义务、能力和实力率先大规模量化减排，同时承诺在技术开发和转让、资金支持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以促使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拯救地球和全人类的相关协议。

　　（作者为人民网记者，即将赴丹麦全程报道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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