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调查（上篇）
孩子的问题永远关乎未来。当身居都市的人们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这个我们熟悉而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正在渴望着父亲爱母亲疼，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享受心灵的润泽。
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有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其中包括跟随父母在他乡的1400多万随迁子女，58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要为这7000多万名孩子守望美好的明天，让他们充分享受受教育权利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教育的重要意义怎么提都不过分。然而，发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有关教育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每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的心情都不会轻松。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然而，随迁子女难以融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多，初中毕业基本是城市容留他们接受教育的极限；众多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产物，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进城市化与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益的双赢，应该成为全社会不懈的追求。关注这一群体，正是我们报道的初衷所在。从今天起，本版推出《聚焦7000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系列报道，聚焦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上、下篇）、高中教育、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敬请读者关注。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
“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如何让这些孩子真正融入城市已经是很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有这样两组数据，一组的数字越小，几乎就表明另外一组数字越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
这一数据的减少就产生了另外一组不断增加的数字：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已达1834万，全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400多万。
毋庸讳言，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难问题逐步凸现，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如此多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产生连锁式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反应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据北京、广东公安部门发布的数据，城市外来青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如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近日，记者在流动随迁子女多达40万的北京展开了调查采访。
留还是回，这是一个难题
张丽红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农民工学校教师，同时，她们还是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几乎从这些学校刚开始兴办的时候，她们就投身其中做老师，孩子跟着她们一起上学，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选择：孩子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事实上，中考之后，就不会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按照相关规定，这些孩子只能读北京的职业学校，并且不享受国家对职校生的补助。而孩子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这对张丽红而言，是一个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让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纸户口，孩子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张丽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老家的情况。
幸运的是，张丽红的女儿很聪明，成绩很好。张丽红有个小小梦想，孩子读初一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尽早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教育，然后参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读大学时一家人再团聚。她认为这是社会给他们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对她们虽稍嫌曲折，但却可行。
祝敬可老师也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但相比其他的农民工家长，这两名母亲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经算好的。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问题。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繁华的三元桥东面是一大片待建楼盘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东北亚学校，紧邻新修建的将台公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到这了，大望京拆迁的时候，附近五所打工学校都没有了。”祝老师对学校未来也心存忧虑。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越搬越远，很可能就要去顺义等远郊。”
记者观察到，一直存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区域位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偏僻，交通不便利。如果哪天城铁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着要被拆迁了。
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告诉记者，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其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
“以公立学校为主”难以实现
在实地的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少数公办小学里面几乎没有北京学生。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先生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些学校已经“被农民工子弟校化”了，北京本地的孩子反而很少。
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的公办小学涌入了很多农民工子弟。北京学生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抱有很复杂的心态。往往会想方设法地将孩子送入其他地区的学校读书。“在一些城市家长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读书的。”刘文华表示。
祝敬可痛苦地对记者表示：“虽然如此，我也理解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北京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在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读书。”她认为，外来打工人员普遍生活压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属不易，在家中普遍对孩子缺乏管理，不经意间会形成一些坏习惯，孩子的学习状况也不太理想。
一所公办校的老师告诉记者，班上少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难以融入学生的群体，他们感到被老师、同学歧视，心理上压抑，严重的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
刘文华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绝大多数学习成绩处于“弱势”地位，也使他们在公立学校处境尴尬，部分人不得不选择“高兴进入，无奈退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但是，孩子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在给孩子们打饭的时候，突然祝老师转身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她的班上有40多名学生，11月24日中午他们吃的是西红柿鸡蛋豆腐汤，没有一个回家的，“家长太忙，我们要负责孩子的午饭。”
让孩子有学上，是城市农民工义务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近年来显现的一个现象是融入难。北京理工大学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对记者表示：“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给他们安放一张书桌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更难的是融入，以新公民的心态融入城市。”杨东平认为，从城市公立学校的角度审视，“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面临诸多困境。
打工子弟学校陷入困局
由于农民工子女全部转入公办学校并不现实，这让“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仍然活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几经周折，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五环外的奶西村，东北人崔克中在这里办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周围是大片的拆迁地。从这个地方到北苑城铁站要经过一大片没有柏油路的荒地。
崔克中租的校舍是原来村子里的活动基地，两排平房，院子里有假山。相比很多学校，这样的条件还算可以。11月25日晚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开一辆旧的面包车将一些要求接送的孩子送回家。当然这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服务。
崔校长原来是沈阳一所大学计算机系的老师，觉得做教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辞职后开始办打工子弟学校。但是他做了几年后才发现：“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江湖。”
目前他的学校仅有200多名学生，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里规模不大。他对记者表示，办学校的校长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为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顺利入学，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盈利空间。一些人从老家带来了老乡亲戚就开始办学，资质很差。
在自己的学校走上正轨的时候，崔校长将学校交给一个生意人打理，自己去哈尔滨做生意，结果一年后，原本400人的学校只剩下了不到200学生。“他拖着不给老师工资，老师都走了，我真被坑苦了。”
他告诉记者很多打工学校条件比较恶劣，管理混乱，老师的素质也良莠不齐，“有些老师为了拿奖金，甚至考试的时候就把答案写在黑板上，这样的教育方式别说传授知识了，孩子做人都成大问题。”
令他们头疼的是拆迁问题，由于没有合法的办学资质，他们随时有被取缔的风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被取缔，只有在这片需要征地的时候才会被轰走。对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征地是创收，而留着这些学校则是负担。
在他看来，打工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是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从未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是曾经的代课教师，由于无法转正或工资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对于他们来说教书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流动很快，教学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一项调查显示，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与公办学校相比要相差10多分。这些学校的学生成绩，低年级平均80分左右,高年级平均60～70分。
管理、资质、人员流动、频遭取缔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让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深陷多重困境。公办学校进不去，民办学校问题多多，那么夹在中间的这些孩子何去何从，对未来城市造成不良影响的隐患如何消除，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记者车辉）
“两为主”原则
尽管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书桌也许并不算安稳，但是在多方参与努力下，目前，从政策上，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可以为农民工子女安下一个书桌。根据中央的有关政策，对于打工子弟教育采取“两为主”原则。一、以公办学校为主；二、以流入地政府为主。
2008年7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国务院文件要求，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办学任务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按照和公办学校学生一样的标准享受免除学杂费政策。
国务院文件在重申“两为主”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方面要求：一是做好统筹规划；二是足额拨付公用经费；三是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此外，国家还有相应的政策引导，让各地更重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时候，只要符合当地政府设定的合理的条件，就可以和城市当地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的、免费的义务教育，不能再向这些孩子收取额外的任何费用，比如“择校费”等等。可是各地政府执行情况不一，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北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调查（上篇）
孩子的问题永远关乎未来。当身居都市的人们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这个我们熟悉而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正在渴望着父亲爱母亲疼，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享受心灵的润泽。
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有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其中包括跟随父母在他乡的1400多万随迁子女，58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要为这7000多万名孩子守望美好的明天，让他们充分享受受教育权利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教育的重要意义怎么提都不过分。然而，发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有关教育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每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的心情都不会轻松。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然而，随迁子女难以融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多，初中毕业基本是城市容留他们接受教育的极限；众多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产物，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进城市化与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益的双赢，应该成为全社会不懈的追求。关注这一群体，正是我们报道的初衷所在。从今天起，本版推出《聚焦7000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系列报道，聚焦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上、下篇）、高中教育、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敬请读者关注。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
“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如何让这些孩子真正融入城市已经是很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有这样两组数据，一组的数字越小，几乎就表明另外一组数字越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
这一数据的减少就产生了另外一组不断增加的数字：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已达1834万，全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400多万。
毋庸讳言，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难问题逐步凸现，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如此多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产生连锁式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反应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据北京、广东公安部门发布的数据，城市外来青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如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近日，记者在流动随迁子女多达40万的北京展开了调查采访。
留还是回，这是一个难题
张丽红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农民工学校教师，同时，她们还是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几乎从这些学校刚开始兴办的时候，她们就投身其中做老师，孩子跟着她们一起上学，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选择：孩子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事实上，中考之后，就不会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按照相关规定，这些孩子只能读北京的职业学校，并且不享受国家对职校生的补助。而孩子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这对张丽红而言，是一个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让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纸户口，孩子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张丽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老家的情况。
幸运的是，张丽红的女儿很聪明，成绩很好。张丽红有个小小梦想，孩子读初一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尽早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教育，然后参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读大学时一家人再团聚。她认为这是社会给他们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对她们虽稍嫌曲折，但却可行。
祝敬可老师也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但相比其他的农民工家长，这两名母亲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经算好的。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问题。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繁华的三元桥东面是一大片待建楼盘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东北亚学校，紧邻新修建的将台公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到这了，大望京拆迁的时候，附近五所打工学校都没有了。”祝老师对学校未来也心存忧虑。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越搬越远，很可能就要去顺义等远郊。”
记者观察到，一直存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区域位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偏僻，交通不便利。如果哪天城铁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着要被拆迁了。
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告诉记者，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其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
“以公立学校为主”难以实现
在实地的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少数公办小学里面几乎没有北京学生。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先生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些学校已经“被农民工子弟校化”了，北京本地的孩子反而很少。
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的公办小学涌入了很多农民工子弟。北京学生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抱有很复杂的心态。往往会想方设法地将孩子送入其他地区的学校读书。“在一些城市家长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读书的。”刘文华表示。
祝敬可痛苦地对记者表示：“虽然如此，我也理解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北京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在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读书。”她认为，外来打工人员普遍生活压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属不易，在家中普遍对孩子缺乏管理，不经意间会形成一些坏习惯，孩子的学习状况也不太理想。
一所公办校的老师告诉记者，班上少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难以融入学生的群体，他们感到被老师、同学歧视，心理上压抑，严重的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
刘文华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绝大多数学习成绩处于“弱势”地位，也使他们在公立学校处境尴尬，部分人不得不选择“高兴进入，无奈退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但是，孩子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在给孩子们打饭的时候，突然祝老师转身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她的班上有40多名学生，11月24日中午他们吃的是西红柿鸡蛋豆腐汤，没有一个回家的，“家长太忙，我们要负责孩子的午饭。”
让孩子有学上，是城市农民工义务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近年来显现的一个现象是融入难。北京理工大学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对记者表示：“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给他们安放一张书桌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更难的是融入，以新公民的心态融入城市。”杨东平认为，从城市公立学校的角度审视，“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面临诸多困境。
打工子弟学校陷入困局
由于农民工子女全部转入公办学校并不现实，这让“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仍然活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
几经周折，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五环外的奶西村，东北人崔克中在这里办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周围是大片的拆迁地。从这个地方到北苑城铁站要经过一大片没有柏油路的荒地。
崔克中租的校舍是原来村子里的活动基地，两排平房，院子里有假山。相比很多学校，这样的条件还算可以。11月25日晚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开一辆旧的面包车将一些要求接送的孩子送回家。当然这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服务。
崔校长原来是沈阳一所大学计算机系的老师，觉得做教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辞职后开始办打工子弟学校。但是他做了几年后才发现：“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江湖。”
目前他的学校仅有200多名学生，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里规模不大。他对记者表示，办学校的校长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为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顺利入学，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盈利空间。一些人从老家带来了老乡亲戚就开始办学，资质很差。
在自己的学校走上正轨的时候，崔校长将学校交给一个生意人打理，自己去哈尔滨做生意，结果一年后，原本400人的学校只剩下了不到200学生。“他拖着不给老师工资，老师都走了，我真被坑苦了。”
他告诉记者很多打工学校条件比较恶劣，管理混乱，老师的素质也良莠不齐，“有些老师为了拿奖金，甚至考试的时候就把答案写在黑板上，这样的教育方式别说传授知识了，孩子做人都成大问题。”
令他们头疼的是拆迁问题，由于没有合法的办学资质，他们随时有被取缔的风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被取缔，只有在这片需要征地的时候才会被轰走。对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征地是创收，而留着这些学校则是负担。
在他看来，打工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是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从未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是曾经的代课教师，由于无法转正或工资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对于他们来说教书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流动很快，教学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一项调查显示，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与公办学校相比要相差10多分。这些学校的学生成绩，低年级平均80分左右,高年级平均60～70分。
管理、资质、人员流动、频遭取缔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让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深陷多重困境。公办学校进不去，民办学校问题多多，那么夹在中间的这些孩子何去何从，对未来城市造成不良影响的隐患如何消除，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记者车辉）
“两为主”原则
尽管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书桌也许并不算安稳，但是在多方参与努力下，目前，从政策上，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可以为农民工子女安下一个书桌。根据中央的有关政策，对于打工子弟教育采取“两为主”原则。一、以公办学校为主；二、以流入地政府为主。
2008年7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国务院文件要求，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免除学杂费，不收借读费；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办学任务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按照和公办学校学生一样的标准享受免除学杂费政策。
国务院文件在重申“两为主”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方面要求：一是做好统筹规划；二是足额拨付公用经费；三是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此外，国家还有相应的政策引导，让各地更重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时候，只要符合当地政府设定的合理的条件，就可以和城市当地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的、免费的义务教育，不能再向这些孩子收取额外的任何费用，比如“择校费”等等。可是各地政府执行情况不一，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来源：《工人日报》)
来源：人民网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