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算清资源产品调价“糊涂账”？

　　12月1日，北京市发改委向社会公布居民水价调整听证方案要点，总体方案中居民水价每立方米拟上调0．9元。

　　尽管北京市此次听证的居民水价调整方案“没有提高自来水生产环节的价格，只调整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低保人员可以获得政府补贴”，但仍未幸免网友质疑：“又是听涨会﹖”“是靠涨价就能控水资源浪费吗？”“听证代表是如何选择的”……一连串的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占到供暖成本60％—70％的煤价同期下降近五成，热价却依然故我？”这是11月初媒体针对今年兰州市供热价格“不作调整”的责问。有兰州市民要求政府部门举行一次“降价听证会”，无果而终。

　　由于资源类公共产品价格的成本构成信息等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甚至被拒绝解释，俨然“一本糊涂账”，更是引起公众极大质疑。　价格调整与否谁说了算？

　　毫无疑问，在资源类公共产品定价问题上，听证会可以扩大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可对政府部门或企业提出的不合理涨价幅度进行合理的限制。

　　中国的价格听证会，是从2001年8月1日《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颁布后正式实施的，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先后召开价格听证会1万多次。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刘满平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对近几年价格听证会的总体评价是：听证会起到了很大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并提高了政府定价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是一种非常好的政策手段。

　　但是，“尽管很多能源产品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价格波动对其影响很大，而如果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会向市场发送一个严重错误的信号，挽救当前，但丧失长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助理林永生于12月2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如果“政府为保证居民承受得起，微调或者不调油价，固然百姓欢喜，但极易造成对能源的浪费。”

　　因此，“居民听证会在能源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不会、也不应当很高。”林永生认为，从过去几年听证会的实践来看，确实有一定成效，比如居民水、电、供暖等价格尽管呈现以上涨为主要特征的波动，但幅度并不很高。

　　资源类公共产品价格改革是属于公共事务，“在中国，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关信平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说。“尽管我们都承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它毕竟是少数人在决定着公共事务，因此应该通过合理的方式让人们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并且能够对政府决定的公共事项实施社会监督。只有这样，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也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其决策偏离公共利益的方向。”　价格听证会如何才能“客观、公正”

　　“价格听证会是减少社会摩擦和冲突的一种理性安排，至少表明在涨价前是听取民意的，价格调整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董小君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听证会代表的选择要考虑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区域群体的利益诉求，要追求实质性效果。董小君认为，在听证会召开之后，举办方需要对结果做出判断，如果行政机关举办的价格听证会与最终做出的价格调整决策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或者政府在做出决策时，没有说明听证会上何种意见对其产生了积极影响，那么，这样的听证会只是流于形式。由此，老百姓自然会产生“听而不证”、“逢听必涨”这样的抱怨。

　　“目前我们更多的是让专家或政府直接面对民众，倾向于让一些支持政府政策的专家去说服民众”，关信平说，久而久之，民众就会觉得这些专家总是在替政府说话，就会失去对专家的信任。最好采用“专家辩论、民众评判、政府采纳”的方式，以减少政府决策错误的风险。

　　关信平建议，除了听证会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方式来体现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例如，可以通过专家公开辩论的方式，让具有不同意见的专家能够展现自己的观点和分析，让民众能够听到不同专家的声音，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

　　此外，还应该经常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来科学地收集民众的意见，以供政府和专家参考。对于比较重大的决策，还应该交由各级人大去决策。

　　刘满平认为，目前来看，还要从扩大参与听证会的普通消费者代表的规模、设立中介机构和时间选择上来完善。

　　他建议，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占代表总数的比例应提高，可“达到2／3左右”，还要请媒体进行舆论监督。

　　对于企业方面提出的成本和涨价标准是否合理，应寻求与听证会各方均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或国家审计部门，去测算企业的成本和涨价标准，以衡量其是否合理，同时还应避免这些机构被企业收买。听证会不能只在价格欲上调时才召开，消费者要求降价时也应召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