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杂志
气候博弈：终点在哥本哈根之后？
《环球》杂志记者/林小春
2009年的这个下半年，全世界的天空似乎格外繁忙。欧盟领导人从布鲁塞尔飞到华盛顿，美国总统从华盛顿飞到北京，中国高官从北京飞到新德里，非洲首脑聚集到埃塞俄比亚……他们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协调彼此的气候谈判立场，争取在哥本哈根交出一份有分量的答卷。
然而，就是在通往哥本哈根的道路上，各国依然分歧众多，各种立场难以协调。
两年前，“巴厘路线图”把哥本哈根设计为谈判终点站。但现在，连联合国负责气候谈判的最高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都觉得，终点站好像在哥本哈根之后。
美国对欧洲“路线图”不买账
一些欧洲人对大西洋彼岸那个国家的气候政策日益失望。
“没错，问题就在于美国，”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博洛11月15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这个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总在强调，‘我有（减排的）意愿，但是我无法做到’，这也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欧盟委员会负责环境事务的委员季马斯同样敦促美国加速行动。但他语气比较缓和：“我们会等待，我相信奥巴马总统会兑现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
然而，时间所剩无几。从目前的进展看，哥本哈根会议似乎无可避免要重演两年前巴厘岛的那一幕——在那个传说中的众神之岛，欧洲人退了一步又一步，退到无可再退，才让美国人妥协，而美国人却只前进了一步，那就是在通往“后2012时代”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路线图”上签字。
对美国来说，“巴厘路线图”规定了两年的谈判期限，除这一点有点限制作用外，其他条款没有什么约束力。欧洲人显然并不想要这样的路线图。
前不久，欧洲把诺贝尔和平奖送给了上任不到一年的白宫新主人。但年轻的美国总统对于欧洲主导的谈判体系的态度，与其前任似乎并无本质区别。《京都议定书》作为唯一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法案，规定发达国家减排，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这对于华盛顿仍是政治毒药。
然而季马斯说，他注意到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气候政策上的“巨大转变”。这位欧盟官员最近在雅典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布什执政时期，你不可能跟美国人谈气候变化，他们甚至不想听到‘京都’这个词，他们的词汇表中没有这个词。（跟他们谈气候变化）就像对牛弹琴。这种立场现在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美国的气候政策的确有改变，至少在语言上。今年4月，奥巴马在布拉格告诉欧洲人：“我向你们保证，美国已在这场全球努力中做好了领跑的准备。”今年9月，他又在联合国总部宣称：“我们已将气候问题作为外交议程的首要议题。”
也许这位年轻的民主党人真的打算学习前辈克林顿。当年，克林顿力推数字经济，使美国实现了8年的经济繁荣；现在，美国要走出金融危机，“绿色新政”确实是一个好出路。过去几年，美国的清洁煤等清洁能源技术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开始掌握气候问题的主导权。
但在行动上，奥巴马政府主张各国自主减排。这个车轮上的国家由于其发展模式的限制，不可能接受欧盟提出的到2020年减排至少20%（相对于1990年水平）的提议。奥巴马提出的目标是4%，这差不多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奥巴马的解释是：“美国不是一艘快艇，而是巨大的邮轮——我们无法立刻转变方向。”
然而，即使是4%这样低的目标，忙着进行医改的美国参议院今年还没空讨论。1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明确地说，参议院将于明年上半年进行气候立法。这意味着，美国代表不会带着减排数字去哥本哈根，最终在包含减排数字的协议上签字的可能性极低。
美国向来我行我素。布什在其任期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其前任克林顿虽然曾签署议定书，但正如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所说：“除非这份协议有所修改（即让发展中国家减排），否则我无法将它提交给国会。”克林顿确实从未将它提交给国会批准，美国也是如今唯一游离在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
美国接受不了欧洲人和其他人为他们设计发展道路和时间表，这也许是欧洲人真正感到沮丧的地方。不过，除了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博洛外，还没有几个欧洲官员愿意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英国《卫报》的环境记者戴维·亚当在一份报道中说：“我不太确定欧盟确实有摊牌的胆量，而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
中美恰恰站在对立的立场上
当欧洲为说服不了美国而苦恼时，美国却试图让中国接受它的立场。
11月16日，预言“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的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说：“美中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因为中国贫困人口多得多，因此不必采取与美国完全相同的行动——但是，在计划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我们大家都应承担一定的义务。”
1992年，世界各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确认全球变暖。5年后，各国在公约基础上制定了《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发达国家减排。从那时开始，美国总在气候问题上“扯上”中国。克林顿以中国没承担减排义务为借口不向国会提交议定书，布什同样如此。奥巴马虽承诺行动，但却要美中共同“负起领导责任”。
如今，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亲密”交流程度前所未有。无论是上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还是擅打“感情牌”的两个华裔部长，来北京都是只谈气候不谈人权和贸易。甚至曾连续十年投票反对给予中国最惠贸易国待遇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一改攻击中国的习惯，她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我想气候变化危机将改变美中关系，这是一个不容错失的契机。”
英国《卫报》今年9月的一份报道注意到：“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仅英国就已将20多名外交官派往北京，专门负责密切关注和推动中国改变立场，而美国负责此事的外交官是英国的两倍还多。”
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气候”似乎发生了变化，这使一些乐观人士产生了错误的希望。这些人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达成某种“模板”式的协议，从而为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奠定基础。
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正式签署了一份名为《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文件，但有消息称，这份文件的内容侧重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
事实上，关于减排问题，中美均不可能作出可以让其他国家仿效的突破性让步，因为两国恰恰站在对立的立场上。
中国始终按照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免受排放的法律限制，而发达国家导致了气候问题，应为解决这个问题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一名欧洲外交官还注意到：“过去中国提出，（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将排放量减少25%到40%（相对于1990年水平）。如今，他们只提40%。”
美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减排目标。事实上，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们尽管还没通过低得可怜的减排目标，但从不忘记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减排，他们甚至提议征收“碳关税”——矛头直指中国。这种绿色壁垒中国不会接受。
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对奥巴马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人们注意到，当天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有这样的表述：“双方决心根据各自国情采取重要减缓行动。”无论是《中美联合声明》还是胡锦涛与奥巴马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论，都没有提到或要求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减排。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说，这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在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成果，谁也不想让哥本哈根会议失败，谁也承担不了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责任。”
虽然中国不会承诺到2020年的强制减排目标，但已制定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今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代表中国承诺，将“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全面协议将要推迟到墨西哥城？
气候问题上的分歧，归根结底，还是美国为弱化自身减排承诺和资金技术转让义务，而不愿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原则。如果抛弃这样的原则，那么或如一些人所言，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10多年的谈判将变成“非正式的闲聊”。
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美国并不是“孤家寡人”，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都是它的追随者。这些能源生产或消费大国提出的目标，要么以主要排放国减排为前提，要么数字过低，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日本虽然提出减排25%，但国内产业界抵触情绪严重，极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连线组成伞形，因此它们被称为“伞形集团”，这个集团在气候谈判中力量强大。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欧盟国家的立场渐渐向“伞形集团”靠拢，这削弱了欧盟作为整体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因此力推全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能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机，这种商机曾一度掩盖欧盟内部的分歧。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意大利和中东欧国家公开声称，减排可能危及就业及其经济发展。
200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兰波兹南召开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公开宣称：“在金融危机之时，我认为讨论减排是件荒唐的事，这就好像得了肺炎，却想找个理发师看病。”今年10月，欧盟首脑会议指出，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000亿欧元的气候援助资金。然而，由于内部分歧，它并未就欧盟具体援助金额以及各成员国出资比例达成一致。
这一切美国人都看在眼里。《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反问道：“如果欧洲人都不能彼此商定如何分担（援助金额）负担，那还有什么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全球协议？”
在另外一大阵营中，不同的声音也很多。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和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基本一致，即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减排至少40%，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有关技术和资金。减排方面，除中国外，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也制定了国家方案或国家行动计划。巴西最近还宣布，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自愿性减排36.1%至38.9%。而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则担心减排影响石油出口，立场比较消极。
两年前，“巴厘路线图”把哥本哈根设计为谈判终点站。但现在，连联合国负责气候谈判的最高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都觉得终点站好像在哥本哈根站之后。他在11月的巴塞罗那会议期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也许人们只能再达成一份“哥本哈根路线图”，最终的协议可能还需要人们等待“最多一年”。
欧盟似乎妥协了。11月初，奥巴马在华盛顿对来访的欧盟领导人说，哥本哈根会议构建的将是一个“应对潜在生态灾难的框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回应说，“是的”，“我们正在为一份框架协议而努力”。
在北京，奥巴马在与胡锦涛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将不是致力于一项局部性的协议，也不是一份政治宣言，而是一项包含谈判涉及的所有问题的协议，一项可立即运作的协议。”可惜，华丽的辞藻加快不了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在华盛顿，更广泛的意见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全面协议将要推迟到明年的墨西哥城会议才可能达成，那时美国国会应已完成气候立法。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持有类似观点。他说：“在哥本哈根会议到来前，各国纷纷亮出了谈判底牌，比如，美国减排4%，欧盟至少20%，加拿大2%，印度人均排放量永远不超过发达国家，等等。但在哥本哈根会议还是达成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大，法律协议可能还需要一两年，因为各国提出的目标不同，还需要很多时间就具体细节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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