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专家：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根本因素

　　中新网12月7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在众所注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议程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意料之中”地成为中央下一阶段工作部署的重点。改变消费率低这样一个经济结构中的顽疾，成为值得期待的“突破口”。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表示，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因素，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只有这样人们才有更多的钱能够消费。”

　　在众所注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议程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意料之中”地成为中央下一阶段工作部署的重点。改变消费率低这样一个经济结构中的顽疾，成为值得期待的“突破口”。为此，就明年扩大消费政策的重点思路和调整方向，《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有关权威人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增长一直较快，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消费增长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08年全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21.6%，增速加快4.8个百分点。而2009前三季度，消费需求依然保持了15.1%的同比增幅，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0%。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过高的投资增长率，导致我国消费率多年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2.1%下降至2007年的48.8%，下降了13.3个百分点。这种下降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来，短短8年间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骤降至2007年的48.8%，下降了13.5个百分点。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7%，而2007年我国消费率只为48.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2个百分点。

　　细分来看，我国政府消费率的变化波动不大，1978年与2007年的政府消费率基本持平。而居民消费率从1981年的最高点52.5%下降到2008年的35.3%。“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实际上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引起的。”上述权威人士表示，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他解读说，应对危机以来，中央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下个阶段，重点是完善和细化目前的消费政策，将从 提高消费能力、改善供给结构、优化消费环境和引导消费预期上，进一步优化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提高消费能力

　　“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因素，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只有这样人们才有更多的钱能够消费。”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提高消费能力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

　　他指出，把“蛋糕”做大很重要，把“蛋糕”切好同样重要。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率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由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制约消费增长，使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或保持较低水平。

　　有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差从2000年的2.8倍扩大到2008年的3.3倍。而且在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中，收入向一部分人集中的倾向显著。目前，收入最高的20%阶层和最低的20%阶层的家庭收入差，从2000年的3.6倍扩大到了2008年的5.7倍。农村也是如此，收入最高的20%与最低的20%的差距，从2000年的6.5倍扩大到了2008年的7.5倍。

　　权威人士介绍说，这几年来，虽然社会财富明显增长，蛋糕越做越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6%，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导致，企业收入上升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

　　“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常修泽强调，当前分配不公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倾斜”，即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要改变这一状况，应当在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同时，在再分配领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是从宏观上保证分配公平和提高消费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

　　提高消费能力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就业。采访中，权威人士强调，没有就业就难言消费能力的提高，中央要求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制定实施扩大内需拉动就业,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政策扶持鼓励自主创业,以及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就业能力等一系列政策，特别是要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城镇困难群体采取专门的促进就业措施。

　　改善供给结构

　　“在谈到扩大消费时，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视，就是当前的供给是否能够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上述权威人士谈到，供给偏离市场需求的结果，导致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无效的生产中去，不仅造成巨大浪费，挤占消费资金，而且导致经济结构扭曲，加大整体经济风险。

　　因此，他解释说，应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导向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使生产适应市场需求，形成有效供给，“就是要使人们有更多的称心如意的产品和服务愿意消费，就要提高产品质量，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大力发展包括家政、社会化养老和旅游、文化、健身、非学历教育等服务消费，积极发展网上购物、数字娱乐等新型消费业态。”

　　而在常修泽看来，改善供给蕴含着更多意义，“市场就像一个馅饼，供给方不仅仅要着眼于在分割馅饼时分得更大的一块，更应当致力于烙出更多的馅饼。”言下之意，供给方不仅要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去适应当前的消费需求，还要学会创造需求。

　　发达国家历史上经历过长期的“供给创造需求”时代，即通过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通过产品品种的丰富和功能的完善，来创造和激发市场需求，形成一波一波的消费热潮。另一方面，经济调整时期也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孕育时期，谁在这一时期看准科技进步方向，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谁就能率先走出低迷，引领一个新的经济高涨时代。

　　经济技术创新，实际就是生产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也就是供给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把投资用在鼓励创新创业上、用在创新创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用在重要关键技术开发上，就完全有可能创造出领先的技术、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就会创造出新的巨大需求。

　　“也就是说，重视改善供给是要鼓励供给创新，通过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来开辟新市场。”权威人士进一步解读说，如果不是在改善供给、鼓励创新上着力，而是仍然盲目投资于产能已经过剩的产业，甚至又把高污染、高消耗、资源型项目端出来，就抓不住调整创新的机遇，更不能在未来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优化消费环境

　　让人们更加放心地消费，也是扩大消费亟须解决的问题。“最要害的是产品的安全。”常修泽坦言，近年来，我国陆续发生数起食品安全方面的案例，教训深刻。

　　“此外，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像虚假广告宣传、售后服务不到位等情况，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的热情。”上述权威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规范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有效形式和法制环境，在市场交易中，相当部分消费者受到欺骗和损害时仍不能改变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而大多数人自认倒霉，这就加重了商品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利益的不负责行为，更压抑了消费者购买的积极性。

　　一般而言，消费环境包括市场交易硬件设施、交易制度、信用制度、厂商服务水平、市场监管体系等内容。因此，梳理有关专家建议，要真正让人们放心消费，亟须解决目前消费环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市场信用水平低下，表现为假冒伪劣产品充斥食品、医药、保健、建材等产品市场。尤其是在县级市场和农村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

　　二是厂商售后服务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售后服务网络不健全、服务承诺形同虚设、强行收取服务费用、延迟服务响应时间、服务质量和技术低劣等。

　　三是市场监管体系不健全。主要是法制的不健全及威慑惩罚力度不够，行政执法部门职责划分不清与多头执法、执法的权力不到位，产品质量抽检、检测费用和办案经费严重不足，检测设施匮乏、手段落后等造成市场监管乏力。

　　四是农村消费市场体系不完善，包括市场载体发展不平衡，商业网点少，购物不方便，农村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农民只能“柴米油盐找个体，日用百货赶大集，家用电器跑城里”。

　　五是农村的生活服务性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大部分的村庄缺少文化、体育、娱乐等生活性基础设施，使得农民无法将潜在的购买力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如用水不方便或没有自来水，洗衣机的使用受到限制；有线电视网络和宽带覆盖面还不够广，限制了彩电和家用电脑的普及等。

　　引导消费预期

　　“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不知道消费的乐趣，是负担太重，需要攒钱办大事，需要攒钱履行父母的职责和义务，需要攒钱给下一代读书、买车、买房、改善生存环境，需要攒钱防病、防灾、防老，等等。”采访中，有关专家的话让本刊记者记忆深刻。

　　依照他的看法，我国正处于制度变革过程中，尚未定型的制度结构导致人们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上升。一方面，因就业困难导致不少居民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增长很不明朗；另一方面，随着实物性、福利性分配和消费转向货币化，房价的连年上涨，教育收费的增加，提高了居民开支，尤其中低收入居民教育支出迅猛增长，居民不愿意增加即期消费。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将导致当前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要想真正启动消费，必须先破除百姓心中的忧虑。”

　　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成为了不二的选择。受访专家直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明显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减弱人们在养老、就医、失业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时期，在这一发展阶段需要更好地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权威人士强调道：在着力扩大消费的同时，还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更要优化结构。因为消费率如果上不去，投资快速扩张形成的产能就难以得到有效释放，总供给与总需求就会失衡。“要使消费率逐步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能够与投资率和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