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拖哥本哈根后腿 气候变化影响中国军事安全

　　美国拖哥本哈根后腿 气候变化影响中国军事安全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今天召开，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张海滨介绍，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快速变暖使西藏冻土开融、沿海极端天气等，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中央目前做出的决策，是把应对气候问题当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

　　美国拖哥本哈根后腿

　　记者：就全球而言，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再到《京都议定书》再到马上开的哥本哈根，全球有没有一些进步？

　　张海滨：进步是很大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订了两个基本的合作政治原则，共同带有区别责任还有公平原则。后来才能有这个《京都议定书》，让发达国家量化，发展中国家不用，这就是进步。这是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规范之。原来排放是随便排的，现在立法规定限制了发达国家，当然这是一个进步。哥本哈根是《京都议定书》后面的谈判，发达国家进一步再减排，发展中国家跟进，加强国内的减排力度。

　　记者：好像全球对这次美国表态要减排的数量还不是太满意，这样看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前景怎么样？

　　张海滨：我认为哥本哈根肯定要谈出一个协议来，不能大家空手而归。成功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上的，因为成功每个人想法标准都不一样。有的人认为有协议就是成功，有人认为协议要对环境有效，才算成功。不是说我们都达成一个结果，但对全球没什么效果，比如我们都承诺减1%，没意义的。什么叫有效有利？至少要形成哥本哈根的“《京都议定书》”的效果。现在人家已经提出来了至少25%—40%，至少减排这么多才有点效果。要达成这个目标我认为难度还是很大的，美国现在出手，实际这个是国会最低的标准17%，17%的意思2009年基础上是10%，2020年4%，欧盟、日本肯定不满意，因为他们要至少减40%。我的理解奥巴马答应18日去，有助于改善美国的形象，但还不足以实质性推动哥本哈根，这是我的观察。

　　“人均历史排放”无法作为最终量化方案

　　记者：那这次美国也是第一次承认了共同带有区别责任，那这个概念本身就不那么清晰，如何来拟定共同占有区别的责任呢？哪种计算方式能把它量化起来？

　　张海滨：我认为怎么算都可以，但都只是提供一个背景，不会有哪一种方式作为一个谈判的，一定是吸收各种方案。这就是所谓水至清则无鱼。算得成本非常清晰，人家一看，这么贵我不干了。所以必须是一种博弈，综合了各种量化指标的一种综合的方案，不会是一种。比如说中国、印度要以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这么算下来的话，它也有局限。有什么局限？第一，你从工业革命以来算起，可是这个西方的国家就说了，你这么算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事情是80年代才说出来的，现在是大家都知道了，但当时是无知不为过。

　　记者：而且有的国家说中国种水稻也有排放。

　　张海滨：是，发达国家还有一个说法，你这么算的话，我错了行吗？我错了，你们也要错吗？你跟我比排污排的一样多，这个说不过去了。你跟我比这个不好的事情，那你道义上也不占优。但是作为方案里面考虑必须要涉及到这一点，你必须要考虑到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还要考虑别的因素。不可能以任何一个量化方案，最后的方案一定是综合的。

　　气候问题成转变发展模式“抓手”

　　记者：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个难度有多大？

　　张海滨：“十一五”规划是20%，实际上这个十年，每个五年就是20%，它的力度有多大？我们“十一五”完成之后大概该少排放15亿—16亿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欧洲有这么大规模的减排。而且随着减排进程，越往后是越难的。这跟我们能效提升一样，中国还有很大提高能效的空间，你要说日本就不是这样，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再提高能效就很困难。同样的道理跟我们说GDP一样，美国发达国家一年上升9%的情况已经不可能了。

　　记者：也就是说在“十一五”基础之上我们到“十二五”要降那么多其实是已经很难了。

　　张海滨：对，难度很大。

　　记者：那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这么做？包括这次温家宝出席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我们对这个还是很重视的，为什么要这些做？

　　张海滨：主要是内外的压力，其中主要是内部的压力，如果说外部的压力很容易变成阴谋论，我们屈服于西方的压力或者被人家忽悠了，这个是不太了解的人的看法。要说真正的对中国面临气候变化的形势有了解或者比较深入的研究，你就会觉得中央的决策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过这些年的思考做出的一个战略上的决断，而不是一般的细节上的对策。中共高层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指导下，把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当作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经济发展方式上我们是粗放的，到现在为止这个应该是国内的共识，目前的发展牺牲了资源和环境，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要转变经济模式是上下一致的呼声，但是怎么转变？你进门不能撞门得找一个把手，这个抓手就是这个，为什么选这个当抓手？一方面适应了我们国家的战略选择方向，我们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走“两型”社会的道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这个是节能减排刚好跟这个是吻合的。第二，气候变化是最具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有贡献就能够典型反映你的软实力、负责任。不是任何问题都能当抓手的，而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和选择以后就把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当成应对国内外的重要抓手。

　　气候问题学术分歧不影响中央决策

　　记者：在学术上，气候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还是有争论的吧？

　　张海滨：从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已经做了这个战略上的决断。实际上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已经往前走了。下面针对学术界的争论，我个人看法，对中央的决策影响不大，现在是怎么样贯彻落实到地方和企业执行上，对于决策已经尘埃落定下了决断。下一步解决争端，我们的分歧形成共识是说怎么样更好地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

　　记者：可是我们一提到减排或者是像减少污染，我们可能想到工厂关门，由此而来的经济减缓。减排与经济发展形成矛盾吗？

　　张海滨：这么大力度的，首先必须承认有难度的。应该说这个决策是有力度的，是雄心勃勃的，是认真的，是负责的一种做法。这次我们要付出代价要付出成本的，这个心理准备已经做好了。

　　全球变暖影响中国军事安全

　　记者：既然有争论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个事情呢？

　　张海滨：我认为主要还是国内这20年形成一些共识，就在于第一个转变经济模式的需要，第二个还是气候变化。根据我们自己科学家的研究以及对中国能源、生态、粮食、安全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西藏的冰川融化非常快，不光长江、黄河，亚洲十条大河的水都来源于青藏高原的冰川，还有粮食安全。中国科学家估计到2013年会损失5%—10%，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的话，到2050年损失更大。我们尊重科学家，民以食为天，中国六亿农民是头等大事。还有极端气候现象对中国已经造成很大的损失，无论是风暴潮还是南边的涝北方的旱，还有暴雪越来越频繁。 2007年—2008年春天的冰冻雪灾我们还记忆犹新，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出现的。

　　从战略层面，由于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生态环境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中国的军事影响以及国防安全影响也越来越大，在青藏高原的冻土上，战略导弹重达几十吨上百吨，冻土融化对瞄准精度都受影响。还有沿海出现很多极端天气使军事训练无法正常展开，这些对我国的军事安全都构成威胁。为什么中国高层下决心？大家觉得好像是国外的压力，其实是我们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符合国家利益，有些是长远利益。

　　中国通过气候合作提升综合国力

　　记者：现在发达国家他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话语权或者技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怎么能与他们进行博弈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这些技术？

　　张海滨：气候变化有两个方面的特性，从经济学上来讲它是我们人类迄今遇到最大的外部经济性问题，从国际政治层面来讲，在应对气候变化博弈当中，大国不仅关注绝对收益还关注相对收益。这两个问题两个性质决定国际问题谈判非常复杂，大国在较量。提到刚才讲的博弈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这个技术，请注意这个气候变化的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及其它环境技术不一样，要求综合集成的。如果博弈就是通过气候变化合作把核心技术都拿过来了，这是不现实的。

　　记者：那我们能做什么？

　　张海滨：我认为通过国际的气候合作或者博弈我们能够在有些关键的局部的这些技术上，通过不同的合作层次能够有所收获，然后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它整合成综合的技术。不能说从国外拿到全面的技术，哪有天上掉馅饼。日本的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能效技术非常领先，美国的清洁煤技术非常好，我们就通过这种合作全球和双边谈判获得一些，整个综合国力就提高一些。

　　部分环保维权可能会得到政府支持

　　记者：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的背景的话，一些环保人士认为以后像中国关于环境类的维权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

　　张海滨：对维权这个问题，实际跟很多问题相关，比如跟稳定、跟体制有更大的关系。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很难做特别肯定的答复，得到支持的关键在于跟节能减排的关系。这个节能减排跟排污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它们是同根同源的，但还不完全一样。二氧化碳在中国现在还不算污染物，跟二氧化硫的情况还不一样。所以要支持它就要满足这个条件，政府会采取很多强制的手段，比如关停并转，可能会牺牲一些弱势群体。因为中国的国情，一旦做出承诺就要在国际上履约。但是环保还有在传统的污染，水污染这些方面，这个维权我认为有两面性，不见得会得到支持。（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