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达成协议又能怎样？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被称为“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其受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人们相信，自2000年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由工业革命前的280ppm(百万分比浓度)左右，上升到如今的380ppm后，便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再也无法让其回头。而当二氧化碳浓度升至550ppm时，相对应的两摄氏度升温，将给人类带来无法逆转的失去家园、极端天气频繁、缺水、饥荒、疾病等诸多灾难。

　　科学家们认为，野马重新戴上辔头的唯一标准是：到2015年—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而这一切，似乎都取决于哥本哈根能否达成实质性协议。

　　哥本哈根的减排目标瞄准的是2020年，按照2050年减排50%的逻辑，2020年全球应当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从目前占排放量绝大多数的几个主要经济体公布的减排承诺看，2020年的结果并不乐观：欧盟承诺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美国承诺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现实情况看，处在经济发展中的排放大国只能承诺尽量降低碳强度，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可能不降反升。

　　由此可以想见，即使所有国家都兑现了2020年承诺，也几乎不可能实现25%—40%的减排目标。

　　何况，这些承诺中，有相当一部分仅是自我承诺，而不是国际承诺。即便都成为国际承诺，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也许能够勉强做到，但是否可约束、可问责，就不得而知了。至少从《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和执行过程中，让人看不到乐观迹象。作为《京都议定书》留下的最令人兴奋的成果——灵活履约机制(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慢慢蜕化成金融炒作的工具，从而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

　　《京都议定书》的悲观，没有理由支撑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任何协议的乐观。

　　为了解决难题，我们有时候必须借助开会、谈判、磋商等形式，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工具。但一不小心，往往也有可能纠缠于这些形式和工具，而迷失了本来的目的。作为环保议题的气候谈判，不幸沦为关于以争夺地球资源为实质的发展权的讨价还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原本，由人类来裁决地球的未来，就显得有些可笑。或许，我们能够勉强裁决的，只有人类自己的未来。

　　自我裁决，必须回归事情本来面目。要认清我们所有人不过都是地球上卑微的生物，我们从子孙后代手里借来各种资源，目的却又是让子孙后代得以继续享用这些资源，以便让我们的种族得以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

　　为此，要么我们真诚地团结一心，在地球村里无条件互相接济；要么我们反求诸己，率先垂范，尽到自己一份责任。与其对可能通过吵吵囔囔达成的协议寄予过高期望，不如对我们自己内心抱着一份期望。否则，我们除了对资源继续无尽地攫取，和对别人不能履约的指责，又能剩下什么呢？

　　关于气候问题，我常常想到一个比喻：一艘远洋航船，突然被发现船底破了一个洞，船上的人反应不一。有人说，因为这洞不是我造成的，所以我没有义务去修补；有人说，如果别人都不修补，我也不修补；有人说，这洞还不够严重，暂时没必要理会；有人说，如果洞再大一些，大家就都会来修补了；有人说，我们必须就修补破洞问题开会协商，以便达成协议，并让每个人的行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证……

　　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陈墨 )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