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和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时间：2009-12-14 02:03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中外资源型经济转型模式与政策比较”研讨会综述

　　近日，中国矿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和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山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举办了“中外资源型经济转型模式与政策比较”研讨会，围绕资源型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为转型工作拓展思路，梳理对策。

　　一、深化认识，科学把握转型发展的对象、力度与时机

　　赵连荣（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对于转型有以下认识误区：一是没有明确转型对象，即存在城市转型、经济转型、产业转型、组织转型及企业转型的混淆；二是转型目标定位模糊，有些地方将转型目标定位为降低资源企业产出的比重，也有的地方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转型简单划一；三是转型接续产业的选择雷同；四是过度关注产业转型，忽视社会转型。转型应遵循系统论原则、利益相关原则、针对性原则和循序渐进原则，区分发展阶段、产业性质制定转型政策。

　　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要解决资源型经济问题，就必须解决矿业、矿城、矿工(“三矿”)问题。只有资源枯竭型城市，而没有资源枯竭型的企业和人；资源枯竭型企业是体制所造成的，而资源枯竭型的人则是观念造成的。转型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考虑矿工的基本生活保障，也要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李海舰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转型可以分为“硬”与“软”两个层面的转型，其中前者主要包括企业转型、产业转型、城市转型等；后者包括思想观念转型、体制转型、政绩考核制度转型等。这两种层面的转型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软层面的转型比硬层面的转型更加困难。

　　李海舰、焦斌龙（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目前转型进入两难境地。在经济困难时期，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低迷，在认识层面转型愿望较为迫切，但缺乏财力支撑；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源型产品价格上升，有了财力支撑，而转型的意愿明显降低，因此应把握好转型的时机、力度、节奏，通过政府加以指导和干预。

　　二、积极推进制度、技术、文化创新，破解 “资源诅咒”

　　张复明（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充分认识资源型产业资产专用性及破解锁定，是解决资源型产业发展及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解决资源型区域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的专用性是资源型区域转型的基本取向。资源开发制度、资源产权制度、资源收益分配制度、解决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制度等的一系列与资源相关制度，是产生“资源诅咒”最关键的原因。在制度、技术创新之外，注重文化、观念的转型创新，摈弃过去资源依赖、生产至上、增长优先等观念，转向绿色集约发展、合作竞争、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取向，是资源型地区实现转型发展的核心动力。

　　汤吉军（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资产专用性和沉淀成本，是造成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内在因素；补偿机制不健全，是导致资源型地区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源、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就在于资源折旧被忽略，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政府的产权制度不完善是分不开的。由此，解决资源型经济问题必须从降低沉淀成本和完善产权制度入手。

　　石耀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突发性震荡、市场需求的急剧萎缩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大大增加了资源型经济的不稳定性，暴露了资源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进而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景普秋（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通过对资源流动作用、消费作用、寻租效应、挤出效应、价格变化效应等对“资源诅咒”进行理论阐释，提出矿产开发中存在的高额租金收益的合理归属及其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樊志全（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秘书长）：应采用高新技术、生态技术和循环经济理念，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方式、现有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行大规模改造，统筹规划、分类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探讨矿业企业税负问题，如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增加抵扣项目和减轻企业负担等税费改革，对于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武春友（大连理工大学环境与生态规划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绿色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应采用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型产业的绿色化、轻型化，即资源开采、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资源型产业的产品供给过程和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与资源型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政策供给的绿色化。

　　三、借鉴国外转型经验，合理确定转型战略

　　施泰格（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驻华副首席代表JurgenSteiger）：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做法主要有：一是从宏观上制定长期的经济、环境、能源目标及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措施；二是制定具体的资源开发的补偿制度及相应的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三是在微观上鼓励企业进行转岗技能培训、发放过渡期援助、提供给雇员灵活补贴等创新的、保证社会安定的裁员形式，妥善处理好矿工失业问题；四是根据矿区的相对竞争优势，选择转型产业，如发展新的以煤炭为基础的产业和技术。对中国而言，发展“绿色煤炭”是最终的选择。

　　沈镭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秘书长）：

　　分析法国洛林、美国休斯敦等案例，国内外矿业城市尽管在城市定义、规模大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城市和产业转型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按照转型历程及效果，可将国内的矿业城市分为三类：一是转型较为成功的矿业城市；二是转型中探索的城市；三是矿竭城衰的城市。国外矿城矿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的30年~50年，并且不一定都很成功，因此在转型中要因地制宜，而且要有持久作战的准备。

　　四、把握政策契机，争取成为 “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张复明：近期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争取将山西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既是重大的战略机遇，也是挑战。在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中，将山西作为“试验区”，给予体制、机制上的“先行先试”，并辅之以财税、金融、环保等政策支持，对于促进山西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全局和战略意义。我省应抓住契机，争取政策支持，在转型机制体制创新上下工夫，促进转型。

　　崔之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建议山西运用政策机遇，发挥国有资产的作用，利用国资运营来解决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困难。

　　潘云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霆 （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补偿机制与制度，既对资源开发区域进行补偿修复生态环境，又通过规范的制度使企业获取相应的补偿，规范市场秩序，减轻企业负担。

　　（晋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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