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一年多,各界的关注焦点,也从如何应对危机,向如何认识和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转移。
经过一轮震荡和洗牌的世界发展格局正迎来新一轮的变革和重组,而最新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把扩内需战略作为明年的工作重点。当外部环境和内部格局同时发生剧烈变革之时,站在2009年和2010年的交界处,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广东乃至中国的外经贸发展?明年广东乃至全国的外经贸如何落子布局?
上周五,由省政府主办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广东外经贸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北京的“国字号”智囊团专家与一众广东著名学者,就相关话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
但思考远未终止,记者围绕论坛上的部分精彩观点进行深入采访,试图还原广东外经贸发展面临的困局与路径,重现一个真实的“局”。
【“动荡年代”或将继续】 要准备在“W型”上跳舞 研讨会上,一本由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课题组所作的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报告(2009—2010年)———《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广东外经贸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摆在了与会人士的面前。
该报告对2010年广东外经贸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是:2010年广东出口贸易的发展态势年初会企稳,并逐步增长,全年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略有增长,据初步测算为10%至15%,2011年以后才有可能增速恢复到以前正常年份15%至20%的水平。而由于2009年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下降严重,预计2010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会下降10%至15%,需要引起重视。
“目前外经贸出口的环境不大理想,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结构调整仍将产生新的动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在论坛上指出,世界经济未来将进入几年的低速增长期。这一判断也得到与会学者的认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隋广军认为,目前经济似乎出现了恢复增长的迹象,但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美欧等发达国家外需市场仍未明朗,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也还比较脆弱,广东外经贸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可能表现为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迅速升温,也可能表现为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在低水平徘徊,甚至有可能出现W型的二次见底。
隋广军指出,从具体数据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外需明年难有明显反弹。其中美欧失业率高达10%,寄望于消费需求在短期内迅速回升不太可能。与此同时,美国储蓄率提高5个百分点,预示着美国将减少3600亿美元的进口。而广东对美国的外贸依存度最高,直接和转口贸易有接近五成的出口份额集中在美国市场。加上财政赤字创新高、通货膨胀预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等系列因素,均为未来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大谈扩内需的时代】 外向经济“气场”仍足 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扩内需、促消费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中央更是把扩大内需战略作为后危机时期的重大对策选项。相应的,是国家对外贸政策的频繁调整。如何看待这一转变?
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外开放不应后退,而是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必须坚决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梁桂全说:“广东发展的特征和优势,在于改革先行,对外开放,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走外向带动发展路子。今后广东仍然希望在外、优势在外、出路在外,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国际化战略;如果广东要由外转内,依靠内需主导发展,必将导致重大战略失误,延误广东发展进程,甚至丧失广东发展基本优势。”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真正受冲击的不是外向型经济,而是这种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梁桂全指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让广东面临严峻考验,进一步暴露了广东原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和矛盾。传统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依赖境外和国际资本的主导,两头在外为主,并且以依赖比较优势发展的低端资源密集、劳动密集传统产业为主,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
梁桂全进一步指出,经受了危机冲击后,要否定的不是开放型经济,而是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下一步广东经济发展调整的根本方向不是由外向转向内向,由国际市场主导转向内需市场主导,而是要实施和推进经济国际化转型战略,把由境外和国际资本主导的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外向型经济,逐步转变为由内源经济、本土资本主导的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相对高端的开放型经济。
“继续深化经济国际化战略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扩大内需,将提升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内循环能力与基础,促进现代产业主体成长,更有力地支持走向国际。而深化经济国际化战略,可以拓展扩大内需战略的国际空间,推动扩大内需战略优化升级,缓解就业压力。”梁桂全说。
【“中国成本”之辩】 已经上涨依然低廉 “随着经济多年快速发展,我们传统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当下,这一论调几乎随处可见,用以论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然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虽然劳动力成本上涨,但中国低成本制造的优势依然存在。”
隆国强说,看看现在世界海洋上漂着的大船,有一半是跟中国相关,不是把零部件运到中国,就是从中国把产品运出去,内地很多港口的吞吐量位列世界前十位。那是因为决定产品成本的不仅是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中国的劳动生产效率也在快速提升。
他引用了世界劳工组织的一组数据,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64.5%,与此同时,印度仅提高了25%,东盟提高了14.5%。也就是说,中国靠此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负面影响。
此外,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企业看的是生产过程的总体成本,而不是产品某个要素的成本。珠三角一家企业搬到越南,劳动力确实便宜,但综合成本比这里还贵。同理,为什么好多东西,发达国家综合的制造成本有时比发展中国家还低,美国人造出来的汽车还是那么便宜?就是配套能力的问题。”隆国强说,中国强大的配套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巨大的市场,构成了30年后新的竞争力优势。
【外需市场之辩】 已经萎缩大有潜力 金融危机令美国人学会存钱,花钱没以前那么大方了;外需市场正在急剧萎缩;部分海外订单将永远消失……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企业的担忧。
对此,隋广军提出,外部需求只是减少,并不是完全消失。中低端生活必需品和非生活必需品全球消费量将保持基本稳定,甚至可能有所增长,广东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仍有空间。争论货币汇率变化令实际出口额增减并不重要,而保国际市场份额才是稳定外贸增长的关键。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巡视员于培伟则认为,从全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潜力看,目前我国占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传统市场份额已达17.5%—22%,但占乌克兰只有5.4%,土耳其8.9%,菲律宾9.2%,印度10.5%,巴西、泰国、马来西亚、俄罗斯也仅在13%左右,新兴经济体市场还有较大潜力可挖。广东作为中国外贸第一大省,能否在这一市场多元化进程中分一杯羹,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发展空间大小。尤其是借助东盟自贸区建成的机遇,加快开拓东盟市场的步伐,是广东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先头阵地,也是后危机时期打造中国—东盟新的分工互补格局的必然举措。
【转型升级之辩】 产品升级价值链升级 谈及广东的外经贸发展,自然避不开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这一重大课题。隆国强说:“转型升级,追求的应该是价值链的升级,而不是产品的升级。”
隆国强说,他们之前在做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的调查时发现,很多国内企业无法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不是配套跟不上,就是研发能力不行。“转型升级不是说从做衣服的改成做电子产品的那么简单。关键不在于做什么产品,而在于所处的是高端价值链还是低端价值链,是最简单的组装还是关键零部件的制造研发。”
对于这一观点,省长黄华华在日前召开的全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现场会上曾做过精彩的阐述。黄华华说,传统产品并不一定就是落后产品,美国的可口可乐既是百年不衰的畅销品牌,也是不断创新、难以仿制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广东“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至今仍享誉全国。其次,高新技术产品也需要不断更新换代,创新提升。如前些年热销的以氟利昂制冷的冰箱现已被国际列为限制淘汰类产品,前些年先进的等离子电视现正逐步被液晶电视所取代,前些年盛行的台式电脑已逐步被轻巧便捷的笔记本电脑替换。目前我省高新技术产品占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已超过五成,这个比重不算低,但不少是贴牌加工的,缺乏自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增值率低,只能收取廉价的加工费。
黄华华当时就提出,我们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品,也要大力发展优势传统产品,转型升级的关键就是要使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自有核心技术,把处在产业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向上下游两端延伸,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国际游戏规则还是原来那一套吗?】 应对“反倾销”还要应对“碳关税” 在谈到后危机时期新动向带来的挑战时,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2008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数量、金额分别占到中国入世以来总数的24%和50%。2009年遭遇的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中,美国占到57%。
卢中原指出,目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我国的压力日益增大,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受到争议,贸易摩擦(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绿色壁垒等)层出不穷,而作为新手段的知识产权纠纷、减排义务等也不断涌现。
暨南大学校长胡军也提醒说,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除了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外,诸如碳关税之类新型保护主义措施还会层出不穷,加之广东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针对广东出口产品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会增多,并由此引发更加频繁的贸易摩擦。
隋广军表示,广东企业在这一轮贸易保护中遭遇的打击非常严重,为历史空前高位,甚至影响到出口企业的生存问题。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增长战略转向开始注重出口推动经济增长,必然会相应地替代一部分进口,并且伴随贸易保护。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衰退初期并不突出,而在恢复时期则日益加剧。所以,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国际贸易也不会出现大幅反弹。”隋广军说。
【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在哪里?】 除了思考扩大出口也要想想海外并购 隆国强说,他们在最近一次对在华跨国公司的调查中发现,外资企业对在华投资的看法有了极大的改变,把中国作为重要市场与重要研发基地的企业分别占到调查总数的62.5%和30.8%。他反问道:“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呢?”
隆国强说,不管是搞自主创新还是提升结构,都不是关起门来做,必须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整合资源,加速地区和企业的竞争力提升。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很多好公司好资源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正是难得的机遇。
“中国需要一大批基于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来支撑大国强国的地位。广东外经贸要有国际品牌,要有一流的研发能力,一方面靠自主培养,但另外还有一条捷径,就是到外国并购。而要抓住机遇,就要整合外交、政治、经贸多种筹码,做到官、产、学、研携手,还有中央、地方、部门的多方协调。”隆国强说。
胡军也指出,目前不少企业家的思考仍停留在怎样扩大出口,而不是如何到海外去设厂、并购。“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同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两者如果拆开来看,都是劣势。但如果放在一块,就是个优势。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以资本输出来带动劳务输出,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包括并购,来带动出口,带动双边货币互换。”
但胡军也提醒说,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本着互利共赢原则“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但也不可避免地与东道国发生利益纠葛,可能会受到“投资保护主义”措施的限制,因此广东企业“走出去”之前先要对投资地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与损失。(记者吴哲实习生陈浠)
链接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广东外经贸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摘要) 短期内,面临的机遇是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全球贸易恢复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既可能表现为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迅速升温,也可能表现为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在低水平徘徊,甚至有可能出现W情形的反复。
中长期,面临的挑战是中美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面临的机遇是中美长期经济战略合作的框架基本确立,即加强环保合作、发展低碳经济、共同应对气候变暖的新世纪人类共同难题。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