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能否带头深度减排是气候大会成败关键

　　在《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描述了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气温上升，旱灾日频，缺水人口大幅增加；洪水和热带风暴造成数亿人流离失所；……报告称：“制定2012年后的世界减排计划可以说是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了。”

　　为期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主要议题是就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安排等问题进行谈判。

　　巧合的是，近日在全球热映的著名导演罗兰·艾默里奇的灾难大片也叫《2012》。虽然对影片“世界末日”的说法不必当真，但其极致展现的地球灾难却值得身处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人警醒和反思。

　　协调行动依然困难

　　《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描述与罗兰·艾默里奇2004年的影片《后天》的内容如出一辙。《后天》讲述的是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气候发生突变，气温骤降，地球陷入第二次冰河期，龙卷风、海啸和暴风雪接踵而至，人类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末日浩劫。

　　这并不完全是科幻片的虚构。有消息称，该影片题材源自美国国防部提交给白宫的一份秘密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报告中提到全球气候变暖在未来20年内将引发人类浩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很推崇该片，并评价说：“尽管它是一部科幻电影，但其内容却以大量科学事实为基础。”

　　目前，在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知方面，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和质疑，但全球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观点已经趋向一致，即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这方面，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在国际上引发了新一轮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该委员会还因此荣获了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IPCC的报告强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动刻不容缓，能否减少全球变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投资。

　　但是，在日前发布的“2009年气候变化绿皮书”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的专家指出，有三大因素影响国际气候谈判，分别是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显然后两大因素面临着更大障碍。

　　从政治意愿来看，国际气候谈判在姿态上是高调频弹，涉及到具体目标却多舍近求远。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度以下”这一长远目标反对者寡，但在中期目标上，发达国家对巴厘路线图所要求的2020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减排25%～40%却或避而不谈或大打折扣，甚至抛弃《京都议定书》，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承诺减排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减排技术和资金。

　　绿皮书指出，发达国家极力反对中期深度减排，所担心的是当前需要付出的减排成本；发展中国家难于参与承诺中期减限排目标，要求维护的是其必要的发展空间，国际气候谈判背后的经济利益格局复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严重。因此绿皮书认为：“一场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在所难免。”

　　哥本哈根大会第三天，一份发达国家“暗箱操作”的协议草案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份由东道主丹麦牵头，并与一些发达国家商谈后抛出的协议草案，背离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甚至本末倒置地为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减排义务，并且弱化了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义务。

　　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发言的苏丹外交官卢蒙巴·迪亚平对此提出抗议：“对发达国家，我要说，这是你们需要的协议，不是我们需要的！”

　　前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由于各方立场相距甚远，哥本哈根大会困难重重。

　　两大关键问题

　　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日前指出，发达国家是否能够继续带头深度减排，是否能够拿出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是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发展研究室主任陈迎也认为，公平合理地解决减排的目标和资金问题是本次会议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应将减排目标法律化，“不白纸黑字写入法律文件中，发展中国家不会同意。”在资金方面，发展中国家强调三个形容词“规模更大，更稳定，可预见的”。

　　在发达国家中，由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态度比较消极，欧盟一向标榜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充当领头羊，此次，欧盟在大会上提出，将视其他国家的承诺情况决定是否把减排目标从20%提高到30%。欧盟谈判代表12月8日下午在气候大会的一个发布会上，还公然拿中国与欧盟的减排目标做比较。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欧盟把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国内自主行动目标相比较“有点不厚道”，此外欧盟现在提出的所谓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到30%的目标，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其减排40%的目标也相差很远。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和环保组织地球之友12月9日在哥本哈根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可能会让欧盟“很尴尬”。该报告说，到2020年，欧盟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至少40%才足以帮助避免气候变化至危险水平，并偿还多年大量排放所欠下的“气候债”，而且对欧盟来说也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负担得起的”。

　　陈迎指出，从欧盟10月30日发表的一份新文本的立场来看，欧盟意欲加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欧盟在文本内总是强调“所有国家”和“有条件的”，以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并暗示只有其他国家跟上，才能达成全球性协议。

　　欧盟还在资金问题上“模糊化”，文本抹掉了150亿欧元资金援助的数字。此外，文本内容强烈跟贸易措施挂钩，欧盟非常可能在大会上再提贸易措施，并视大会结果在会后启动贸易措施。陈迎强调，在碳关税问题上，欧盟比美国提得更早，走得更远。

　　会前，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相继宣布了各自的减排目标，被视为给并不乐观的哥本哈根大会带来了“一些积极信号”。

　　对于中美两国相继提出减排目标，邹骥对本刊记者表示，虽然美国的目标和预期的还差很远，也与美国的历史责任不符，但中美两国的行动表明，大国试图推进哥本哈根进程获得一些进展，这是好事。尤其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显示出诚意和积极的行动，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哥本哈根之后

　　尽管哥本哈根大会还没有闭幕，但国际社会更多地将眼光瞄准了大会之后，认为真正的谈判可能在“后哥本哈根”时代。

　　2010年，全球还将召开两次国际气候会议，届时国际社会可能会进一步细化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方案。

　　此外，哥本哈根谈判的是2012～2020年的中期目标，2020年后的减排具体安排的谈判今后也将提上日程。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访问的专家也表示，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还有更长更艰难的路要走。

　　邹骥认为，哥本哈根大会在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上可能达成一些共识，但更多的问题还要从长计议，例如发达国家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问题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赵宏图形容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哥本哈根大会最可能的是实现政治性框架协议，要如预期达成后《京都议定书》安排可能性不大，因此哥本哈根会后还需要面对很多问题，他说。

　　赵宏图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果可能不如预期，但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关于气候谈判的进程还是取得一些进展的。从这一两年来看，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的密度和国际协调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有关国家的表态也更进了一步。

　　“往前走就是进步”，赵宏图说：“哥本哈根不是终点，更多是一个新的起点。”

　　根据气候变化绿皮书的分析，漫长的后哥本哈根之路将面临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如果哥本哈根大会能达成框架性的政治协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需要进一步就各方面的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深化完善。

　　二是执行。一旦缔约方谈判完成哥本哈根协定的技术细节，还需要各国政府正式批准，使其生效。

　　三是创新。2020年以后的国际减排协定面临启动谈判进程。届时，发达国家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减排协定；许多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早已成为富国俱乐部成员的韩国、墨西哥和新加坡，甚至发展中大国中国、巴西、印度，也要以某种形式参与全球减限排的承诺。

　　世人期待着哥本哈根大会能就攸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作出抉择，能让哥本哈根(Copenhagen)变成全球新一轮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之本(Hopenha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