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百年清官村”与广西10年4大贪引起的廉想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兴安县有秉公无私的宋监察御史唐介；全州县有为官清正的典范明朝宰相蒋冕；临桂县有康乾时期清官廉吏的代表陈宏谋；特别是灵川县青狮潭镇江头洲是著名的“百年清官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村明清以后出仕为官者200多人，其中五品以上官员就达37人，且大多常以“贪一文断子绝孙，冤百姓男盗女娼”自律，勤政爱民，清廉秉正。但是，广西自1999年以来至今近10年，先后有4名高官被查处，分别为前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副主席徐炳松、刘知炳、孙瑜。其中成克杰被判处死刑，徐炳松、刘知炳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5年有期徒刑，孙瑜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司法机关正在依法处理。桂林广西，清官贪官，一正一反，对比鲜明，引人深省，有人反思，使人廉想：充分发掘与弘扬我国古代优秀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能够帮助干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今天建设廉政文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现小康目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应扬以民为本的爱民传统。我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在《皋陶谟》中表达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的观念，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自此之后，历代进步思想家以及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都能坚持民本与爱民思想传统，并在统治制度与政策的设计上有所体现。他们认识到，政治的重心在民不在君（“民贵君轻”），社会的主体是民而非君（“民犹水，君犹舟”、“天下为主，君为客”），统治者的政策只有顺应民心、保护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长治久安，否则人民就会造反，政权就会覆灭（“得民心者得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以说，民本与爱民思想，既是中国廉政历史的优秀传统，也是历代廉政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概括来说，远古中华，就具有丰厚的以民为本的文化资源，把爱民提高到与天道一样的优先地位，也就是以民为本是最高境界，这就是《黄帝四经·经》提出的“优为爱民，与天同道”，老子提出的“爱民治国”和“以民为本”。由民本意识到以人为本，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以说是，以民为本，从古到今，由表及里，一脉相承。

　　我们应汲以德为政的儒家思想。儒家认为，道德高于一切，主张“以德为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主张有三点内容值得重视：首先，“政者正也”，强调为官从政要正；其次，“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认为有了法律，还要具有道德高尚的人来执行法律；再次，主张德主刑辅、先教后刑，把教化放在前头。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必须要考虑的10个方面，即《十思疏》，全面地提出了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对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着重大的作用。这10个方面是：领导者——有欲望，就要想到应有所克制；将有作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谦虚谨慎；担心自满，就要想到江海容纳百川；游玩安乐，就要想到世间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担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应有始有终；担心闭塞，就要想到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打算赏赐，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喜而滥赏；担心谗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远避小人；打算惩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之怒而滥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和道德是融为一体的，表现出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这些价值理念经过时代的洗礼，剔除封建伦理的糟粕，大胆汲取其有益成份，可以古为今用。

　　我们应有知耻之心。《论语》说“行己有耻”、“知耻近乎勇”。欧阳修说，“廉耻，立人之大节”。康有为说，“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耻字从耳，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挞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道德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以荣耻标准对社会现象进行评价。人的性格有许多弱点，人生道路有许多陷阱，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而这样的勇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知耻”。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管仲，可以说是在治国实践中注重社会耻感的第一人。众所周知，他曾经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盛极一时，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正是这样一位十分成功的政治家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他认为，立国有四大纲，而耻居其一。缺了一纲，国家会倾斜不正；缺了二纲，国家会危殆不安；缺了三纲，国家会颠覆不立；四纲都不存在了，国家就会彻底灭亡。一般认为，耻感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羞耻之心，关联的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行为和品质而已。何以管子如此看重知耻之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把耻提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在《牧民篇》中，管子把耻规定为“不从枉”。枉即邪枉不正。知耻也就是不随从邪枉，不追随不正，羞于为非。无耻也就是没有是非、善恶、荣辱观念，丧失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尊严感，曲从不正，追随邪恶。当一个人无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日知录·廉耻》）不廉洁的人把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不知耻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不廉洁、不知耻的人成为一国要员的时候，什么都想据为己有，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国家如何能长治久安呢？诚然，在个别人没有羞耻感的情况下，国家生死存亡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但如果无耻之行不受谴责、无耻之人不受唾弃反而扶摇直上，无耻之风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时的社会必然会是一个人性堕落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天理、缺乏仁义、禽兽横行的社会，国家岂有不亡之理！一个失去了耻辱感的国度，再出色的政治家也会无所作为。我们党一贯重视荣辱观建设，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丰富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

　　我们应习清官文化。自商秦以来，便有清官、赃官之别，歌颂清官，鞭挞贪官，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早到金代，元好问就有“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的诗句。明英宗时，兵部侍郞于谦巡抚河南，回京时连河南的土特产——土蘑菇与线香都没带。赋诗名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蒋冕、陈宏谋、于成龙、晏婴、诸葛亮、海瑞、包拯等等，他们意诚心正、修身齐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种廉洁奉公的作风，崇高节俭的美德，为民请命在所不辞的执著，在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的封建社会，堪称出淤泥而不染，香清溢远，流芳百世。广西桂林市一个数百人的小村庄江头洲，在清乾隆以后100多年间，为什么造就了那么多人才，而且个个为官清正廉洁，从未出现贪官恶吏？除了周氏子弟自身努力之外，至少还有这样一个因素，就是青莲（清廉）文化的熏陶。周氏家庭迁入江头洲村之后，一直秉承先祖周敦颐创建的理学精髓。后来又由周启运的外甥、“桂林十大才子”之一的朱椿林执笔撰写，创立了80名320个字的《周氏家训》，进一步弘扬了爱莲家风。青莲（清廉）文化，概括起来就是“真诚、和谐、积德、行善、奉献”。“真诚”就是指周氏族人对人要有真心诚意的心意，处事要有真切诚实的作风；“和谐”就是处世待人要有温和敦厚的品格，敬贤举能，仁者爱人，恭敬礼让，不拉帮结派，不损人利己，要有悯难济贫的精神；“积德”就是为人要讲德行，德泽深厚，恩德及人，德行文明，德操端正，要做“积德之家”；“行善”就是做善事，做好事，要与人为善，要有善良之心，善举之情；“奉献”就是指人悉心竭力对事业、对社会或对国家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做出成绩，做出贡献，还要有无私无畏、一尘不染、廉洁奉公和以身殉职的精神。青莲（清廉）文化被周氏子弟奉为圭臬，用从指导规范自己的立身处世。时至今日还有相当的教育意义，应该充分利用这份遗产，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