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碳排放不能全算中国头上

　　亲爱的托德·斯特恩先生：

　　昨天晚上，我接到了祖母从家乡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看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新闻报道，对您所说的话很生气，她“非常地不喜欢您”。祖母对我说：“你是一个中国的年轻人，你应该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托德·斯特恩先生，也许，他的观点会发生改变。”

　　于是，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告诉您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一家美国公司担任技术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组装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这些产品都以很低廉的价格销往美国。他最初的月薪是2000元人民币，大约折合300美元。在美国投资商眼里，月薪300美元的中国熟练工人，是绝佳的廉价劳动力。投资商可以只支付很少的薪金，就生产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和质量的产品。这些时尚电子产品在纽约或伦敦的百货商店里，极具竞争力。

　　当美国或欧洲的年轻人，戴着中国工人生产的耳机跑步、使用他们制造的手机打电话时，他们享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廉价的产品和体面的生活。但是，在生产这一副耳机或这一只手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却实实在在地、毫不体面地留在了中国，并且要计算在中国的减排指标中。

　　我的那位朋友很乐于在那家美国公司工作。他也许不知道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每小时的平均薪水是76美元，但他知道，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就可以给家乡年迈多病的父母寄去足够的生活费。对他来说，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我觉得，这不公平。

　　托德·斯特恩先生，您在哥本哈根说，美国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资金援助，中国有足够的钱来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拥有“世界工厂”的美誉，我们制造的大多数质优价廉的产品，都销往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当发达国家的人们享用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消费品时，却又指责我们，“嗨！你们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不能超过我们认定的碳排放指标！”

　　我深知，要按照这个说法来做的话，中国只有一个“路线图”，就是向托德先生所代表的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购买清洁能源技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的价格是高昂的，为了支付这些技术贸易的款项，中国将不得不支付高额代价。而因为“富有”，我们可能无法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因为发展而付出的环境代价和人力资源代价，可能会被完全抵消。

　　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曾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中美气候变化论坛”。会议主办方安排了一场由戈尔前副总统发表的视频演讲。戈尔先生由于在气候变化领域成绩卓著，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在他发表演讲前，我身边的一位美国记者耳语告诉我，“就是这个家伙，他位于田纳西州的豪宅，每月电费高达1200美元，比当地一般家庭一年的电费花销还多。”

　　随后，我没有听他的演讲，起身离开了会场。

　　诚挚地

　　杨亮庆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