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口述经济史：2008年 探索农村土地流转

　　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自从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劳动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加上国家不断向农业提供资金支持，资本要素在农业生产中也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土地要素的非流动性，中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一直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是中国农业发展历程中及其重要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迁，将对中国农业发展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口述者：王铁

　　1957年10月生，河南泌阳人，1981年参加工作，现任中共信阳市委书记。先后任济源市市长、市委书记，2003年2月至2006年11月任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6年11月起任现职。著有《浪激村潮──中国新农村建设十大问题探究》、《开源弄潮──中国新农村建设筹资问题探究》等专著。

　　土地流转已呈燎原之势

　　作为一个在农业区工作的同志，对土地流转无疑有深刻的印象和感受。我感到，土地流转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萌芽，到现在经历了自发流转、有序推进、政策支持、机制创新四个阶段，而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找到了这种渐进性，就找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稳步向前的路径。

　　第一个阶段是自发流转。背后实际上是很多群众不愿流转、不敢流转。中国是个农耕社会，千百年来，农民一直就把土地当作安身立命之本。这种恋土情结使得他们把土地看得比命还精贵，因此是不会把土地轻易转交给别人的。再说，当时在“大包干”的喜悦笼罩之下，谁又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拱手相让”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多种经营的兴起，到稍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进城打工，加上农业税和“三提五统”的负担较重，农村撂荒地开始出现，土地流转逐步孕育而生。像信阳市是全国著名的农民工输出地，现在每年有200多万人在外务工经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了“百万民工出信阳”的阵势。当时怎样缓解粮食生产和劳务经济的矛盾？主要是靠这种代耕代种式的初级土地流转。

　　第二阶段是有序推进。这一时期的土地流转已经有了法律意识，少数农民开始用协议或合同来规范流转关系，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总体来讲还是大户主导型的，一家一户的农民处在弱势地位，不仅流转费用偏低，而且也难以分享到土地增值而实现的超额利润。但不管怎么说，土地流转毕竟像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了。

　　第三个阶段是政策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实施，搞农业开始有利可图，土地流转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政策支持的新阶段。

　　拿我们信阳市来说，2002年以来，全市土地流转面积年均增长24.1%，目前土地流转总面积发展到453万亩，其中耕地流转面积达到192万亩，占到耕地总量的近五分之一。土地流转在催生一大批规模经营主体的同时，也有力助推了城市资本及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信阳市仅通过流转土地发展茶产业一项就吸引各方投资5亿多元。

　　第四个阶段是机制创新。今年4月份，我们信阳市被河南省委、省政府确定为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在试验区建设中，我们就把土地流转机制创新作为一项核心内容，逐步探索出一条“合作社+农户”的土地流转新路子。

　　回顾土地流转历程，我深深感到：土地流转是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根本途径，而构建这条途径，既需要农民的探索和创造，也同样需要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有力引导。只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我们的农村改革就会掀起新一轮的浪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