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之父”蒙代尔：拍电影为满足自己电影情结

　　专访“欧元之父”蒙代尔--“拍电影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电影情结”

　　在经济学界，蒙代尔以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而扬名，他还亲自实践了该理论，并创造了欧元。如今，这位“善走国际象棋、喜好美酒美食、爱游泳、网球和马术”的经济学家有了一个新任务：撰写剧本，拍摄电影。在上海，他告诉记者：““这也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情，我一向对电影很感兴趣，这次计划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电影情结。

　　文/李卉 图/胡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世人称为“欧元之父”的蒙代尔要拍电影？没错！

　　“片名叫什么？”12月，在上海见到蒙代尔，记者问。

　　“片名不能告诉你。”蒙代尔要了一杯咖啡，胡乱地吞了一块水果之后咕哝道。

　　蒙代尔一年到头几乎都在中国四处游走。除了在各个大学、论坛上演讲“传道”，他最近还怀揣着一个“任务”——寻找电影拍摄地。

　　“这也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情，我一向对电影很感兴趣，这次计划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电影情结。”他说。

　　事实上，蒙代尔正在亲自撰写剧本，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广州。“我还看了很多关于慈禧太后的书，因为这部电影是关于清末传教士的，”他眨眨眼睛：“到时候，我希望它可以在全球上映。”

　　在经济学界，蒙代尔以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而扬名，他还亲自实践了该理论，并创造了欧元。他和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美国经济学家斯特尔号称全球单一货币体系的理论铁三角。

　　不过，关于这位“善走国际象棋、喜好美酒美食、爱游泳、网球和马术”的经济学家，外界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

　　“张五常和蒙代尔是我最喜爱的大师。二师共同的高妙之处，是用简单理论解释复杂世界。”长期研究蒙代尔的中国学者向松祚说。

　　而中国国内的经济界，现在还有这样一种看法：“上世纪80年代之后，蒙代尔就不再写文章了。因酗酒和散漫的作风，其在美国经济学界名声很差。但在中国，由于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很不了解，他几乎被神化了。”

　　“这真是一个行为古怪的经济学家。”多年前，在蒙代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纽约时报》甚至不敢立即确认消息，他们选择在头版头条送给他这样一个评价。

　　对此，蒙代尔耸耸肩：“我只是在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最聪明的人不是经济学大师，而是脱口秀主持人”

　　上个世纪60年代，张五常与蒙代尔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

　　“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张五常这样评价自己的师兄。

　　作为一名需要用严密数据和理论说话的经济学家，蒙代尔显得比其他经济学家都要“散漫”。

　　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蒙代尔长发飘飘、不修边幅，他喜欢在课堂上嬉笑怒骂；而在失意的时候，他甚至跑到意大利北部花巨资购买一幢建于12世纪、年久失修的古堡。

　　他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时，曾主编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那时，由于蒙代尔不爱看稿和复信，作风懒散并且酗酒，政治经济学杂志差点面临停刊和破产的命运。

　　不过，另一方面，蒙代尔担任主编期间，却是该杂志收录论文质量最高的时期。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布莱克和斯科尔斯1973年在该杂志上发表有关期权定价公式的文章。

　　据说当年布莱克和斯科尔斯花了两年时间投稿，但没有杂志接受，后来他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给政治经济学杂志。他们没想到文章居然被录用，而且还放在杂志首页。当时慧眼识珠的正是蒙代尔。卢卡斯、萨金特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重要论文，也大都是在蒙代尔任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时在杂志上发表的。

　　在国际经济学界，蒙代尔喜欢标新立意也是出了名的。“在1970年，我跟我的一些朋友谈论经济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的很多观点大概需要让人们谈论8年、思考8年，然后人们才会接受。”蒙代尔说。他也是为人民币汇率方案辩护的少数西方经济学家之一。

　　在蒙代尔心目中，“最聪明的人不是经济学大师，而是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他说到现在还是“常常看电视到深夜”。

　　年轻时代，蒙代尔习惯和人在酒吧里讨论经济问题。那时，在华尔街三一教堂旁的米歇尔一号酒吧，经常出现三四位奇装异服、落拓不羁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蒙代尔、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和万尼斯基（记者，拉弗的好友）。他们在酒吧聚会，晚餐后开始讨论经济学，时常通宵达旦。

　　事实上，正是蒙代尔提出“通过大幅度减税和提高利率刺激经济增长”的思想催生了美国历史上周期最长的经济增长，前总统里根的一位智囊曾说：“里根总统和供应学派站在蒙代尔的肩膀上，才找到了振兴美国经济之路。”

　　1999年，蒙代尔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居然当着一帮经济学家，在颁奖典礼现场一展歌喉。蒙代尔的演唱也成为诺贝尔颁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场面。

　　“获奖那天，我的演讲是晚上的最后一个演讲，也是20世纪最后的演讲。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人记住我的演讲，有一位上了年纪的银行家给我一些建议，他说如果你不能说得很好，那你就唱吧。”蒙代尔回忆道。

　　那一年，蒙代尔67岁。获奖后，有人问他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不是获奖，而是在他65岁的时候，他有儿子了。

　　“当年颁奖，我带着我的小儿子尼可去了现场，当时我就想我不会强求他走我走过的路。”蒙代尔说：“那首歌既是送给我自己，也是送给2岁的小尼可的。”

　　直到现在，他依然牢牢记得那首歌的歌词，“他哭过，他笑过，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

　　上世纪80年代初，蒙代尔逐步用他的理论和主张影响美国里根政府，这也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此前，他的学术观点与主流学界格格不入，他的“最优货币一体化”理论被斥为“不可能实现的童话”和“疯子理论”。

　　如今，蒙代尔所倡导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现实，而他关于“最优货币”和“经济稳定政策”的理论，不仅奠定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石，而且至今仍是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路，从家乡的小学开始”

　　获得诺奖4年之后，蒙代尔带着儿子尼可走上了回乡的路。

　　“一个加拿大基金会想为我立一个纪念碑，”他说：“就在我的老家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金会还为蒙代尔修建了一条路，名字叫“具有历史意义的路”。

　　在一个冬天的雨夜，蒙代尔带着家人沿着这条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我小时侯上学，是和很多高年级的孩子们在一起听课，”他说：“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的家乡除了一个小学，一个奶酪工厂和几户人家，就没有人烟了。”

　　“小学总共只有十几个人，”即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蒙代尔“还是学习到了知识”。他的一个弟弟也是在那个小学毕业的，“后来也取得了博士学位。”

　　二战以后，蒙代尔的父亲退伍了。“我们全家搬到了西部，接着我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

　　“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学习经济学？”他说：“这其中有一个小故事。”

　　二战以后，英镑贬值了。“要知道，1949年以前，英镑一直是世界上最强的货币。”为此，蒙代尔跑去请教大学里的老师，“但他们都不能解释，为什么英镑会贬值？这让我自己反倒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蒙代尔的第一份工作，是华盛顿大学的助教。“当时，我还想去进修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所以，我又去请教我的老师们。”

　　蒙代尔所找的三位博士老师，给了他三个不同的建议：“第一位是一个数学经济学家，他建议我去奖学金最多的大学去，因为当时我没有钱，他建议我上康奈尔大学 ；第二位教授建议我去心中最想去的地方，比如麻省理工，至于学费，他认为可以借钱完成学业。”

　　“这实在是个老故事了，”蒙代尔接着说：“第三位教授则告诉我，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婚，用她家的财富帮助你完成学业。”

　　最后，蒙代尔从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后来，我才发现三位教授给我的建议，就是他们人生的经历。第一位教授就是从康奈尔大学拿到了奖学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借钱完成了学业，第三位教授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婚了，而且那个女孩还是一个中国女孩。”

　　“我最爱历史和国际象棋”

　　咖啡刚刚喝完，蒙代尔就被上海国际金融投资博览会的工作人员，再次请到了演讲台上。他呵呵一笑 ，并不抗拒。

　　聊天的时候，他不断看着墙壁上的一幅油画。“我喜欢画画”，蒙代尔说。这位多才多艺的老头，除了研究经济学，一有闲暇时间，他就会在他的意大利古堡里泼墨挥毫。他的一幅油画作品，还曾经被刊登在《时代》周刊上。

　　因为酷爱油画，蒙代尔曾经在油画上进行艺术投资，买入了不少油画作品。他说：“我投资艺术品很简单，一定要自己喜欢的。”

　　不过，有一次小偷闯入蒙代尔的家，将他精心收藏的37幅油画作品洗劫一空，这让他痛心不已。从那以后，他就很少买油画了，“因为这种‘风险’难以避免啊。”

　　除了油画，蒙代尔还精通国际象棋，喜欢历史。“我8岁时就学会了国际象棋，这很有趣。”说到历史，他这样描述理由：“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懂历史，他就无法对一些经济现象做出正确的判断。”

　　显然，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引发了蒙代尔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情。“有一次，他到中国来，大箱子有70多本是关于鸦片战争的书，他说他在研究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向松祚说。

　　“我一直觉得经济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的，”蒙代尔说：“这也是我为什么设计了欧元的缘故。”

　　“还是讲个故事吧，”蒙代尔圆圆的脸上，充满了笑意：“我们地球上有二百个国家，假设有一个外星人来了，他看到这么多货币一定会傻眼。他肯定希望大家用同样一种货币，不需要换来换去的。”

　　“我们地球上有二百多种货币，那么有多少种汇率呢？我用了一个公式，大约是一万九千九百种汇率，这样倒来倒去是没有效率的，”蒙代尔说：“现在有了欧元，将来有一天，说不定就有亚元了。”

　　B=外滩画报

　　M=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

　　“发购物券是个好点子”

　　B:金融危机之初，你曾经在中国说过，要给老百姓们发购物券，现在你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M:当然。这是一个好点子啊。如果1万亿购物券按人头分到每个老百姓手上，并规定他们在3个月内在零售商那里消费掉。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怎样红火的场景呢？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零售商可以将收来的购物券，用来抵扣他应该缴纳的税款，这样，这些购物券又回到了国家手中。如果3个月后再次发放，则可以在半年左右时间，将经济秩序扭转回正轨。

　　B:你为什么不在美国，也这么建议呢？

　　M: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我也向他身边的智囊提交了我的建议。我认为在美国，也应该发放购物券。但我不知道奥巴马是否会采纳？

　　B:减税还是你一再呼吁的措施之一吗？

　　M:是的。美国的企业所得税是35%，这意味着企业有35%的股份是属于政府的，与其在经济危机时需要国家注资，还不如直接给企业减税。

　　中国在税收上也有一些问题。我知道中国已经统一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我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有所下降，除了与目前的经济形势有关，多少也与这个政策有关。

　　那为什么不把内资企业的税费降到和外资企业一样，而不是这样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呢？

　　B:你说自己是个关心时事的人，那么说说你的看法吧？你觉得迪拜危机，会不会造成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呢？

　　M:迪拜危机不会造成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因为迪拜的自身债务量，尚不足以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相提并论，并且其债务问题只是延期偿付，和破产倒闭性质上有所不同。

　　B:那么，你认为全球经济将在何时复苏？

　　M:我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人，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非常有信心。全球经济将在两年内复苏。虽然，我对宏观经济复苏充满信心，但我希望全球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应当保持其连续性。美联储不会也不应该在短期内，采用包括提高利率在内的退出政策，我觉得明年一季度之前不应采取退出机制。

　　B:未来两年全球资本市场中，哪一个市场的表现会最好？

　　M:中国。全球那么多个资本市场，我觉得还是中国股市，未来两年的表现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