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来访，陈俊总会聊起一个关于炒房者的故事。
三年前的一天下午，北京西客站某一楼盘售楼处，来了两个中年男人。
俩人矮瘦，其貌不扬，穿着普通的休闲服，拎着旧皮包。售楼小姐瞥了他们一眼，有一搭没一搭地接待着。俩人想要楼书瞧瞧，售楼小姐嫌他们烦，躲一边去了。
售楼处里一个小伙子见了不落忍，取了资料，又详细介绍了楼盘情况。
看完所有材料后，两位来客问：你们这楼，一层有多少套？
“一层有12套房子。”
“那这一层的12套，我们全要了。”
小伙子一愣，“12套？这是要付定金的，两万块一套。”
俩男人随即拉开自己的破包，取出24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小伙子目瞪口呆，大厅里的人也都围过来看稀奇，“啧啧啧”地议论，售楼小姐们后悔莫及。很快，他们知道了这两个人，都是浙江人。
“这个故事起码说明两点，一是浙商为人低调；二是浙江人有钱。”陈俊说。
陈俊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据他介绍，现在北京有浙江人50多万，浙商在北京的投资额达4000亿元。单是去年，他们就投下了2000多亿元，其中不少钱流向了房地产。
“买房子，就像买大白菜一样。”这些年，他曾多次组织浙商，成群结队地买房、买商铺。但他们不愿意称自己是“炒房团”，更愿意自称是“浙江投资团”。
“我们准备在北京投资房地产，但"炒房团"这个名不好听，有贬义，我们不能干有贬义的事” 陈俊第一次出手买房是2001年，为了自住。他想在北京安家，不想继续租房。那会儿，对于北京房市情况、城市将来的发展格局等等，他都不清楚。用的是笨功夫，死跑工地，足足跑了半年。最后，陈俊选中海淀区魏公村的一个楼盘。
“当时这一片乱七八糟的，楼正盖着。可能我有教师情结，一看这一带高等院校多，文化气氛浓，就喜欢上了这里。那时，南城的房子才卖3000多块一平方米，这里是期房，还要8000多呢。我一咬牙：买！买了一套170多平方米的四居室。歪打正着，看看，现在涨到近3万块一平方米了！”
2004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发热，但好多人还没完全意识到。有些想买房的人，听了专家的话，苦苦等待房价的回落。这时，一些在北京经商的浙江人，感觉上海的房价要涨了。
“为什么？你想呵，它离浙江近，浙商想要买房投资，第一站会首选上海。我跟着他们杀过去，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才八九天的功夫，没等过户就倒出去，赚了近40万元。那真叫炒房呵！但风险很大。”
2005年，国家宏观调控组合拳陆续出台，上海楼市马上降温，陈俊他们撤回北京。而此时，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尚未喷发，还处在蛰伏期，正蠢蠢欲动。
“我们准备在北京投资房地产，但"炒房团"这个名不好听，有贬义，我们不能干有贬义的事。想了好久，才想出"浙江投资团"这个名字。我们的打法也变了：由短线炒房、瞬间获利的方式，改为以中长线投资为主。”
“浙江投资团”，以民间投资的形式运行，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不固定，看上某个项目之后，临时招呼人，组团考察，汇集起来的资金数额，少则千万元，多则数亿元。
“我们投资团，在北京打的第一枪，就是万年花城。”陈俊至今仍津津乐道。
这个楼盘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当时没像现在这么火，一期楼盘刚开卖，知道的人少。经过仔细考察后，陈俊看到了“卖点”。
他分析说，北京的城市建设，就像摊大饼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摊。二环、三环、四五六环。在三环线上，已形成多个成熟商圈，像西三环的公主坟商圈，东三环的国贸商圈，南三环的木樨园商圈，北边有中关村商圈等，只有这个西南三环，当时还空在那儿。
“对商业网点来说，金角银边的地段优势最为重要。我感觉西南三环，是北京三环沿线最后一块商业处女地。这个楼盘交通好、地段好，商机无限呵！而且，它离浙商的发家地木樨园、大红门又近，离玉泉营也不远，我知道那里有一批浙江人，在做水产冷冻生意，待了十几年了，怎么不盯住这些浙商来发展呢？我当时预测，两个月后这个楼盘准涨。”
2005年6月，陈俊领来温州、台州和义乌的浙商，到“万年花城”看房。“两三天后，就有几个浙江老板定下了800万元、1000万元的铺位。当初，跟我去买房的人，现在全挣钱了。商铺的价格由每平方米一万元，升值到现在的3万多元。住宅的价钱，也由原先的4800，涨到快两万了，五年不到翻了三番。”
一下来这么多浙商集体看房，开发商也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浙江投资资本看好他的楼盘，这简直是营销宣传的“活广告”。这次购房行动，陈俊说确实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甚至招来了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海外媒体。
陈俊和他的投资团，风光一时，不仅记者采访他，甚至连房展会的老总，担心展会冷清，也专程登门，请他们到房展会上露露面，帮着激活一下人气。
“我跟他们提条件，我可以组织浙商去参观，但你得满足我几条。一、我们是以"浙江投资团"名义去的，可不是炒房团，是代表浙商的整体形象，而不是个人行为。所以，你要给我们做"浙江投资团"字样的胸牌，让我们挂在胸前，以区别其他人；二、必须选派端庄、漂亮的女引导员，举着牌子，引导我们团入场并绕场三周；三、要在好的位置，给我们准备座位，好让我们听专家和各路房地产商介绍情况。”
“乖乖！哪里还绕场三周，我们一进去就被团团围住。这个拉、那个拽，争着让我们看他们的楼盘。有个售楼小姐死缠住我不放，最后我答应她，去看他们的楼盘。她的公司开来了几辆依维克，把我们直接拉到了楼盘现场。”
“冤枉呵！浙江商人也好，温州商人也好，他们的投资行为，绝没达到能左右城市房价的地步”
尽管陈俊竭力辨白他们不是“炒房团”，但照样有不少人，把“投资团”看成“炒房团”。人们对“浙江投资团”的态度，陈俊感觉是“有恨有爱”。
早几年，他曾随一个青年企业家考察团，到了东北某省会城市。一下车，陈俊让接站的人陪他绕市中心转转，想看看此地的商业气氛以及房地产开发情况。
一打听，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1800元左右。太便宜了！陈俊暗自吃惊。第二天，在座谈会上，他发言说作为省会城市，目前，消费市场如此疲软，房价如此低廉，可能会阻碍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应大力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和企业家，来此投资置业。
“我说，我可以组织一批浙商，来买房、来经商，当地领导马上表示欢迎。我又说，过不了几年，这里的房价可能翻倍上涨，有可能突破五六千一平方米。假如，有些商人把房子作为商品拿来转卖，你们啥态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不欢迎，绝对不欢迎！”
“看吧，这就是观念差异。在浙商眼里，任何东西只要有市场需求，都可以拿来买卖。经济的活力，就在于商品的流通。没生意可做，当地的经济怎能搞活？”
在很多人，尤其是缺钱缺房的人眼里，买房就是为了自住，炒房、囤房的人太可恶，是他们把房价抬起来了。“炒房团是不是房价上升的导火索”，有一次，一家大型网站，以此为题做了一场直播辩论，他们请了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四地的业内人士参加，作为反方代表，陈俊也被邀请参加PK。
正方的观点是，炒房团是房价上涨的罪魁祸首，是房价快速上涨和波动的主要诱因。由于目前房地产对销售市场的监管有很多漏洞，给游资炒作提供了机会，上海的房价波动证明了这点。房地产与春节火车票一样，应该是购者自用，炒房者就是黄牛票贩。在一个健康的市场，房产黄牛是绝对不可能左右房价的。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强硬的缜密的政策法规来控制，允许某些人用银行的贷款炒房，就像允许暴炒春节火车票一样，那将永无宁日。
反方的观点是：炒房团不是房价上涨的原因，房价上涨的最终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土地价格成本的攀升因素造成的，炒房团只是外因的一种表现，炒房团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构成原因。
“所谓"炒房"，不过是简单的市场行为，实质是"投资"。即然你承认房子也是一种商品，就要允许人自由地买卖、流通。没有投资的房地产市场，是不健康的市场；没有流通的市场，只能是死水一潭的市场！”陈俊说。
结果，节目一开始，陈俊就成了众矢之的。“大家纷纷把责难的矛头对准我，机关枪似地对我开火。”陈俊说，“冤枉呵！浙江商人也好，温州商人也好，他们的投资行为，绝没达到能左右城市房价的地步，房价一路攀升的原因很复杂，假如把所有的原因归于浙江人，那太冤枉了，我们成了替罪羊。”
他抱怨道，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有些人的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说是一两个“炒房团”进入了大上海，就把上海市场搞乱掉了，稀里哗啦，那说明上海实在是太没市场经济的防线了！
网上直播辩论时，一些网友也纷纷发跟帖，表达自己的想法：
“人无横财不富，炒房子本来就是市场行为，很正常，有嘛大惊小怪的，太落伍了吧。”
“关键还在于制度的规范，上海就是政策漏洞太多。”
“究竟是谁在房地产上赚了大钱？炒房的不过是跟在后面，捡点渣子吃，容易吗人家。”
“滑稽吧，真不想让他们炒，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把房价上涨的责任，往别人身上栽，不恶心吗？不要以为老百姓没有眼光，群众的眼睛是贼亮贼亮滴……”
这个铜像很生动、也很亲切，它形象地表现出“倒爷”吃苦耐劳、风尘仆仆的样子
三十年前，当大多数国人还在享受着计划经济的余温时，浙江人便挑上行囊，拉家携口，奔向各方做起小生意。不少城市街头，都能看见修鞋、摆摊的浙江人，他们从一针一线、一钉一扣中开始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只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浙商走不到的地方。”陈俊说。
1993年，陈俊辞掉英文教师一职，离开温暖的老家浙江台州，跑到天寒地冻的俄罗斯“淘金”。陈俊给人当过翻译，也跟人倒过服装。“那会儿，在莫斯科经商的中国人，多是散兵游勇式的练摊者，其中浙江人最多，几乎在每一个自由市场，都能见到我的老乡。”
俄罗斯的冬天来得特别早，9月底就开始下雪。在漫长的冬季里，地上常常铺着半米厚的冰雪。莫斯科自由市场的摊位不是固定的，早到早“坐”。每天，练摊的人得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过早饭，赶乘地铁，奔向就近的市场，抢占好地盘。冰天雪地里，他们要待上一整天，直到万家灯火才会收摊。这样，每月可赚千把美元。
有的自由市场要交进场费，有的是由警察代收摊位费。摊位费从最初的2000卢布涨到万余卢布，约合人民币百余元。陈俊讲，他们浙江人脑子活，为了省点钱，往往由一个人背着货，买一张门票进门，其余的人冒充顾客混进去。“一旦警察来收摊位费了，左右几个摊位配合默契，迅速把货都叠到某一个摊位上，看上去只有一个摊位。到底要收几个摊位费，有时警察也傻眼。”
最好卖的是各式皮夹克，“丝库里革(多少钱)？丝库里革？”过往的俄罗斯人不停地问价，他们试衣、讨价，最后成交，一件件皮夹克被买走。“咱中国人做生意，比同行的"老毛子"灵活多了，只要有赚头就成交。市场上，上好质量的皮夹克久售不衰，价格坚挺，居高不下。俄罗斯人长得人高马大，有时候，特大号的皮夹克穿在身上，他们也直喊："马琳革！马琳革！(太小了！太小了！)”
在莫斯科练摊可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数浙商采用“今天批发几件，卖出几件”的办法。他们身上套上几件皮夹克，行李袋里只放五六件，这样行动起来方便。如果买家是青壮男人，那可得小心，摊主得使劲地拉住衣角，以防试衣人穿上后拔腿就跑。
最难耐的还是严寒。莫斯科动不动就是零下十几摄氏度，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别说陈俊这些南方人，就连好多东北人也受不了。“在户外练摊，那真是受罪呵。不用多久，练摊的人个个冻得手脚麻木，缩下了腰，眉毛上都凝了白霜。使劲地跺脚、呵气、搓手，也不管用，干冻呵！可宁愿这么风吹雪打的，也没人愿意离开这寸发财之地，只是拚命地跺脚，耐心等买主的光顾。”
后来，有一则新闻，读后让陈俊心生暖意。说是2008年5月24日，俄罗斯的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阿穆尔市场”旁，立了一座铜像——一座纪念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小商贩的铜像。
这尊“倒爷”塑像，由青铜制成，重约两吨。铜像是一个男人，一手拎着大旅行箱，一手托着个大盒子，肩上驮着大背包，腰上系着“倒爷”典型的腰包。铜像立好后，来参观的俄罗斯人，争相往“倒爷”腰包里投硬币，据说投中的话，能给人带来好运和财富。
陈俊觉得 这个铜像很生动、也很亲切，它形象地表现出“倒爷”吃苦耐劳、风尘仆仆的样子。
商规第一条就是：身为商人，不要错过看《新闻联播》 1995年，陈俊回到北京，跟做各种各样生意的浙江老乡混在一起。不久，他开了一家企业策划公司，后来当上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咱浙江人的思路和观念，就是与众不同呵！”陈俊这些年，总结出了许多条浙商经商的“商规”，还写了一本《草根浙商赢天下》的书，加以介绍。商规第一条就是：身为商人，不要错过看《新闻联播》。他们看新闻的目的，也是为了捉商机，避免做顶风逆势的买卖。
2006年，全国一些地方的楼市猛涨，5月29日，“九部委”发布了“新政”。那天下午，陈俊得到相关信息后，便一条一条地分析。“十五项条款，我翻过来、倒过去，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读罢，他又跟多位浙商通电话，交流学习心得。
很快，他们达成共识，简单的两条：一、新政局限在住房领域，对商业地产等其他领域涉及甚少；二，调控重点在房产交易过程。“我们一下子松了一口气，新政绝非实质性地打压，更不是一棍子打死。所以，我和投资团还可以继续留在北京，房地产仍可大胆投资。”
但在投资方向上，他们做了调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对商业地产几乎没有限制。“以往，我们投资喜欢"眉毛胡子一把抓"。如今，我们的投资领域，从住房、商业并重，转向以商业地产为主，而做商业地产，是浙商的强项。”
“一个商铺养三代。”这是浙江人的一句老话。现在的说法是：“假如你爱他，就劝他做商业地产，因为它的利润、回报实在太高；假如你恨他，也劝他做商业地产，因为它的风险也实在太高，做不好就会血本无归。”
浙江人天生会做买卖，对钱有本能的嗅觉。十几年前，他们初来北京做生意，多聚集在南城，人越聚越多便有了“浙江村”。经过浙商多年经营，现在的“浙江村”，有各类门店超过3000多家，中大型批发市场就有30多家。像北京有名的虹桥市场、天意市场、潘家园市场、马连道茶城等，也都由众多浙商投资、经营。
“市场、市场，有市才有场。"市"，我的理解就是人气、人流。没有人的地方是做不了买卖的。在人烟罕见的地方，哪怕搞出一个五星级的场所，招商也很难。”
“选什么样的商业地产进行投资，我们看两个标准：一，地段位置好不好。要是在二级城市做商业地产，我们先问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是多少，流动人口是多少，人均收入是多少，在两公里之内的商业网点有多少。做商业，商户越多越好，消费人口越多越好，赚的就是"人头钱"；二，看外部环境好不好，也就是看社会治安情况怎么样。否则，你赚到钱了，三天两头有地痞流氓来骚扰，也肯定没法做生意。”
做商业地产，投资团一般用这几种方式：一、最简单的就是把项目全包下来，一下承租10年、20年。整体承包的好处是能压低价格。然后，再重新包装、定位、对外招商；二、以租代买的方式。如果一个项目投资两三亿元，只首付启动资金3000万元，半年后再付一笔钱，一年后又付一笔钱。两三个亿，在几年之内付清。三、协助招商引资，按业内规矩得佣金。四、只买摊位。一下子买上十个八个摊位，再转租给别人经营，这就属于小打小闹了。
有一回，投资团去东北考察一个项目。那是长白山脚下的一座县城，这个县正在修机场，铁路和公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交通出人意料地好，让人惊叹的是，直到投资团到来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沉睡的商业处女地。”
陈俊他们去参观县下的一个镇，说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人参集散地，但因为缺少深加工、精包装、规模小等原因，所以效益并不好，没挣多少钱。
“那么金贵的人参，却像卖大萝卜一样堆在地上卖，搞得不值钱。花上300元，就能买一大手提袋的人参，看了让人惋惜！这一大袋子人参，要是拿到我们浙江倒卖，不知能赚回多少个300块。人参，多珍贵稀有的东西呵！经过反复考察、调研，—位温州商人，决定投资几千万兴建人参市场，并建立产销、精深加工一条龙体系，重新包装，打造品牌。结果，他当年就收回了投资成本。”
还有一年，投资团去东北某地投资商业地产，结果开始招商了，可就是招不来商户。
“我们就纳了闷：这么好的市场，摊位搞得好好的，还有暖气，而室外温度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冷得要死，可商户们就是不进场。难道当地人喜欢在户外做生意？我们反复问原因，你猜他们怎么说：进市场，得交取暖费。可我们一个月才收10块钱呵！就为了省这点钱，他们宁可站在冰天雪地里挨冻，真让人哭笑不得。算了！我们干脆把取暖费免了，他们这才进场做生意。”
“目前的投资渠道太狭窄，政府应该好好引导这些民间资本，往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上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任其盲目、随意地流动” 最近，陈俊往来于北京与辽宁两地，他们盯上了那儿的海景房。
“听说当地人，是不太买什么海景房的，嫌潮气重。人生地不熟，猛地到一个地方投资，你们不会受骗上当吗？”我问他。
陈俊说，这几年，“投资团”被骗失手的事还没有过。但被忽悠的事，倒是经常发生。“到了地方一看，跟说的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就打道回府，不投就是了。”
现在，外地来找“浙江投资团”去做项目的人越来越多。有开发商，也有政府部门。怎么才能规避风险，投资不失手，陈俊说他们有三步曲。
“第一步，我自己或我们几个人，先跟着过去看看，对方负责所有开销，接待得很好，说得也很好，尤其是政府项目，那简直就是十全十美；第二步，感觉项目有做头，我们再去。这次去，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悄悄地潜伏进去，明察暗访，实地踏查，询访当地老百姓，这样能听到真话，了解到实情；第三次，如果仍然感到有价值，又去了。这回，我们把了解到的问题，全摆到桌面。对方一听，得！他们知道的比我们还多，不能瞎忽悠了。总之，要来来回回好多次，才能最后拍板，这样基本上不会失误。”
听陈俊的口气，投资房地产，一时半会儿他们不会收手。可眼下的房价，实在太高。今年北京的房价，又上蹿了一大截，还敢往里投吗？
“投！我们浙江人做生意就是这样，只要看准了，有赚头，就大胆出手。我们做项目，从来不开论证会，从来不带什么专家、学者，我们不听他们的。”
他底气十足，对后市充满乐观。“现在回头看看，每次打压过后，房价还不是弹得更快、更高？我的观点是：一，房价绝不会跌回几年前的价位，只会高起点后的小回落。去年赶上全球金融危机，房价也只是小幅回落而已，接着涨得更高；二，未来房价，不涨是不可能的。”
话虽如此，但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他也觉得投资空间越来越小。“在北京，现在的投资回报率已降到10%，个别项目甚至低于5%，算不上是肥肉了。假如没有15~20%的投资回报，我们是不会做的。”但一些交通发达、资源丰富的二级城市，比如长沙、成都、沈阳等地方，还有升值潜力。现在，他们把眼光瞄准了这些城市。
不过，陈俊也承认，选择投资房地产，实际上也是浙商们无奈的选择。
“现在做什么生意，能像买房这么划算？5年不到翻三番。”陈俊的老乡都这么说，“这两年，也只有房地产保值、增值的潜力最大。做外贸的浙商，基本上很惨，倒闭的倒闭，破产的破产，巨亏的巨亏，生意很难做。炒股吧，就是一串数字上上下下的，很难掌控，总觉得不实在。前几年，炒煤的浙商也不少，现在怎么样？也都赔了。温州一个做鞋的老板，投资小煤窑，出了事故，面临整顿，投资失败。办鞋厂多年攒下的钱，全都搭进去了。”
投资买房，相对也省心省力，并不用花太多时间精力打理。“只要你看准了，投下去，房买了，扔在那半年一年的再拿出来卖，价格又不一样了。你说说看，现在，这种扔下不用管，过一阵子就能赚上几倍的生意，还有吗？”
有报道说，现在浙江的民间资本，有10000个亿，其中4800亿元，趴在银行里。
“浙江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陈俊说，现在，存款利率低，物价上涨快，浙江人本来投资意识就强，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好多行业不景气。钱要生钱，哪能捏在手上，总让它在银行里趴着。最保值、最安心的东西，就是房子了。
“资本就是追本逐利的，哪儿挣钱，就往哪儿流动。浙商投资房地产的热情这么高，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目前的投资渠道太狭窄，政府应该好好引导这些民间资本，往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上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任其盲目、随意地流动。”记者董月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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