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前传：“远华案”为何发生在赖氏家族？(图)

　　资料图：赖昌星 中新社发 黄运荣 摄

　　赖昌星前传

　　在成为一件惊天大案的嫌疑主犯之前，他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远华事件的喧嚣早已远去，是时候追问一些被忽略的问题了——

　　远华案为什么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发生在赖氏家族？又为什么“成就”了赖昌星？

　　晋江市烧厝村，烧厝南区106号。这是赖昌星的弟弟赖昌图的家(其实也是赖昌星的住处，他们两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同一个村里，还有大哥赖水强等亲属的住所。

　　“远华案”已经过去十年了，一方面，村里人很忌讳公开谈论赖昌星和远华，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对那段历史多有感念。

　　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从普通人家到盛极一时再到远华案发之后，赖氏家族都与这个村落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透过这个村子，我们可以看到赖昌星及其家族的生存逻辑和发展脉络，发现“远华案”背后的深层秘密。

　　祖屋与宗族

　　赖昌图的住处在村委会和村老友会的附近，中等规模的一个院子，种着晋江并不常见的棕榈树。2层小楼的居室里，内饰气派，但还远称不上豪华，至少远远逊色于大哥营造的庄园。

　　路过村口“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再往前走一点，从那个更高更气派的大门进入，就是大哥赖水强的庄园。近1公里的水泥路的两旁，是小溪、稻田，以及小作坊式的工厂，路的尽头就是已经病亡在狱中的赖水强住过的院子。其中的6层主楼体量庞大，是村里的制高点。可以想象，站在这座大厦般的住宅楼顶，俯瞰在稻田和工厂里劳作的人们，带给主人的是威望和权势带来的满足感。

　　两兄弟的宅子，不在一个量级，这样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心生诧异。对此，赖昌星的同班同学、儿时好友赖昌翁分析，那是因为两兄弟的想法不同，赖昌星一直想把他“事业”的重心放在厦门，而赖水强则更愿意在晋江老家发展。

　　考虑到幼年时住所的拥挤程度，赖水强对于住所体量的追求变得可以理解。从赖昌图的住处出来，走半分钟，经过一个小小的下坡，就到了这个丘陵地形的村子里少见的一片大块平地。这里就是赖昌星兄弟出生的祖屋。

　　在被改成家庙以前，这个祖屋是泉州地区农村常见的民居样式：两落五间张双护厝，由下落、榉头、天井、顶落四部分构成，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适合家族聚居。村干部赖文建回忆，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祖屋”的建筑，大概有850平米，七八十间房子，住了好几十家人。

　　往上追溯，这些人家可以归到同一个祖先。事实上，在赖家族谱里，“昌”字辈是第24代。赖家一世祖原本定居在烧厝边上的赖厝，后来的祖先因为现已不可考的原因举族迁往泉州，大概200多年前的嘉庆年间，第15代祖先又率众从泉州迁了回来。从第10代到第14代，5代人出了6个进士。这也是赖昌星之前，这个家族最风光的历史。直到今天，村里的文庙仍以此为傲。

　　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赖昌星出生在这幢据说是第16代祖先传下来的祖屋，他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比大哥赖水强小10岁，比小弟赖昌图大4岁。

　　赖昌翁对赖昌星家的记忆从小学开始，那时赖昌星一家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中的三间里，“非常挤”。赖昌星跟二哥赖昌标住一个房间，中间是厨房，赖母、最小的姐姐和小弟赖昌图住在另一间房子里。赖的父亲赖永等早在“大跃进”时就是村支书，因为家里住不下，一直住在现在老友会所在的老村委会会址中。大哥赖水强住在村里的民兵营房，他后来在老村委会边上开了个小卖部，搬到小卖部里住。

　　1995年，当远华中学的赖世雄老师以赖氏五村建校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赖昌星在厦门的住处，接受赖对远华中学的500万捐款时，发现昌标、昌星、昌图兄弟几个竟然住在一栋大宅子里。而当时，昌标、昌图都已成为远华集团某一方面“业务”独当一面的人物。看起来，即便是到“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家族聚居仍是这个家族所秉持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对幼时一家人分开居住的补偿——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是家族式的，远华集团董事会的五名成员，分别是赖昌星、赖昌标、赖昌图、曾明娜和曾明育。一个“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贫穷一直是故乡留给赖昌星的童年记忆。但无论是儿时玩伴还是小弟赖昌图都强调，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他们家并不算特别困难。在赖文建和赖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贫穷而更显简单，有着一种不复追寻的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赖文建那时住在赖昌星家隔壁，他们这一幢楼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学时相约同行，下课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欢乐，都在简单的游戏中度过。

　　他们最爱的是游泳，不上课的下午，要在脏兮兮的水坝里泡四五个钟头，即便是上课，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吃完饭碗筷一丢，在水坝里泡两个小时，离上课只剩一刻钟时再一路小跑到学校。还有一种冲关游戏，小孩们分成两拨，防守的一拨站成五条线，拦住进攻者的冲击，进攻者一口气冲过五条防线就算赢，反过来，则算防守方赢。

　　最令人回味的时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搭个简易床，用竹子和纸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纳凉睡觉。那时连蚊香都没有，只能利用烧麦秆产生的烟雾来驱蚊，这帮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袅袅烟雾中捉迷藏，因为房子很多，家里又没有灯泡，只有煤油灯和蜡烛，一个人藏起来经常一晚上都找不着。

　　农村的孩子普遍读书很晚，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家庭的贫困、“文革”对教育的破坏，使得与他同届入学的同学逐渐流失，一年级时还有五六个班，到进入五年级毕业班时，只有一个班硕果仅存。赖昌星的“学历”并非他自己记忆中的三年级，而是五年级。

　　1973年五六月份，赖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要去香港，这个毕业班的语文课由其他几个老师分着上，赖世雄就是代课老师之一。由于给赖昌星上课不多，他对于这个学生并无太多印象。曾教过赖昌星的数学老师赖锦星对这个昔日学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长得很漂亮，很多老师看见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头”。

　　赖昌星比赖昌翁早一年上学，但赖昌翁读到三年级时，两人竟然变成了同班同学。由此，赖昌翁猜测，赖昌星应该是留过一级。那个时候一套小学教材分十册，他俩都读到了第十册。

　　“赖昌星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气大。功课一般，数学马马虎虎，要他写点东西，搞不来。上课不怎么专心，要交作业了，临时借我的抄一下。”赖昌翁强调说，“但是他的头脑好。”赖昌星自己显然也这么认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当中，比如，他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

　　干农活当然是每个农村孩子的必修课。赖昌翁回忆，有一段时间，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背着粪箕，拿着粪耙，漫山遍野地拾猪粪和狗粪给大队的地里做肥料。上学前还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为家里换几个零用钱。

　　赖文建说，到了冬天，他们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队的地里挖地瓜。生产队白天挖地瓜时把大的挖走了，会剩下一些小地瓜，他们这些小孩结伴去挖出来，好一点的自己吃，差一点的喂猪、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们穿着拖鞋上去，单薄的衣服满是补丁，山上风大，一群孩子冻得不得了。赖文建说：“别看这玩意不值钱，但是埋在地下，用锄头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赖昌星开始在同龄人中显露他出众的号召力。众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经常是那个组织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有理由相信，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体谅，来自父亲朴实的言传身教。 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在担任生产队大队长兼书记期间，赖永等领着村民开荒、种树、种水果。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麦子，但吃不完的麦子很难卖出去，他想办法弄了个用手摇的做面条的机器，全村仅此一台。村民把脱了壳的麦子送来他家，他就帮着加工成面条，很方便。副业的成功，让烧厝村的经济情况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还算不错。由于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政府还专门为村里盖了个礼堂，这在当时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标志。烧厝村也因此成为一个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来参观。

　　在赖昌图的回忆里，父亲是个“没脾气的人”，从来没发过火。因此，他经常充当着“摆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样“摆平”？“两个人吵架，讨好一个，再讨好另一个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与赖永等早年在村里大兴副业有无关系，据赖昌翁回忆，早在“文革”期间，烧厝就有了算盘厂、印刷厂等好几个工厂。作为赖家最早见过世面的孩子，赖水强还入股了算盘厂，很早就全国各地到处跑销售。这期间积累下的销售渠道资源，也为日后赖昌星所开麻纺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儿时玩伴赖永独回忆，早在读小学时，赖昌星就跟他一起卖过油条、包子、冰棒，还从果农手里买进水果，再在公路边卖给路人。关于赖昌星的经济头脑，赖昌图只是淡淡地表述为“从小就想赚钱”。对于经商传统深厚的闽南人而言，获取财富可能是一种骨子里的本能。

　　按赖昌星本人对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的回忆，1973年小学毕业后，他先是在家种了一阵地，然后跟着哥哥一起到部队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赖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忆说，自己那时跟赖昌星住一个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赖昌星推独轮车，400公斤的土筐，推到两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复多少遍。“晚上回来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这么累，他俩还是咬牙坚持着，原因很简单，“在生产队，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在这边给包工头干，一天挣三四块。”那时候的赖昌星，身体素质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说会道，与周围人关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赖昌星回到了烧厝。在村里的农机厂谋得了一个跑业务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针对非公有经济的“运动”，厂子停产了。那是在1976年，当时还隶属晋江的石狮镇出现了螺丝大王、水产大王等八位年收入过万的商贩，是谓著名的“八大王”。该年，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在全国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说词称：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余万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对赖昌星的影响其实很有限。运动过去后，他很快就与五个村民集资办了一个小的汽车配件厂，每个人出几百块，几个人既当老板又当工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工厂就开在其中一个集资者家里，厂里一共4个炉，每个炉灶4个人，一个拉风箱的、两个抡大锤的，还有一个师傅抡小锤。

　　赖文建那时和赖昌星在一个炉灶抡大锤，10来斤的大锤，每天8个小时不停地抡下来，虽然也很累，但毕竟比在泉州打工时要好很多。只是他们的货发出去，钱却收不回来，让他们很是郁闷。这样光拿工资，做下来一个月也才五六十块。

　　这段时间里，赖昌翁成天跟赖昌星腻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来我家”，两人抽着两毛八一包的“水仙”烟瞎聊。“他抡大锤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两人用大锤打钻头，看谁更准，最后我都没他准。”

　　致富的梦想

　　赖昌星的精力并不专注于劳动本身，他“万能的头脑”时刻都在寻找着更赚钱的路径。在集资的汽配工厂干了一两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单起炉灶，开了一个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地方，他买下了自己家对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厂房，还请了个师傅帮忙。赖昌翁这个时候担任着生产队的出纳，赖昌星的厂子要买煤、钢材等原料时，有时不够钱，找到他拿几千块钱垫上，过一两天就过来还。

　　这个厂子带给赖昌星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这期间，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间细节，曾传章并不愿回忆，只是粗略地概括为：“他那时到处联系麻纺生意，在莲屿这边谈生意时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来介绍。”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对于赖昌星而言，这场婚姻的意义除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让他找到了日后“事业”上最亲密的搭档。

　　事实证明，赖昌星出来单干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相比汽车配件而言，做纺织机械的人还不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来料加工型经济大潮——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村镇蓬勃发展的制衣业，为他的厂子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除了做纺织配件，他也做利润更高的纺织机床。由于厂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组装，需要装车时，还得借用小学的操场。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初具青年企业家的气象，他挤火车、睡地下室，全国各地跑销售，努力用自己的执著与热情弥补文化的缺陷——最开始跑业务时，他甚至不会讲普通话。在一张上世纪80年代初摄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与客户谈生意的他蓄着小胡子，穿着一件白色V领毛衣和牛仔裤，双手交叠着放在翘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来干练而诚恳。很快，继父亲大搞农村建设成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纺织机械厂也成为省里领导参观的对象。

　　纺织机械厂取得的成功，促使赖昌星相继开办了印刷厂、雨伞厂，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赖水强日后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称，这个时候“钱很多，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在财富之旅的第一个巅峰，赖昌星做了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决定：他到石狮去了。

　　赖文建说不清赖昌星是因为何种机缘去石狮的，只是听说他在做纺织配件生意时认识了一些石狮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狮去了。也许是在做纺织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装生产带来的巨大利润，他在1989年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在石狮开办了“蝶燕服装厂”。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石狮市志》这样描述这个过程：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

　　据知情人的描述，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滑向走私渊薮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雨伞厂、服装厂等产业，但据他日后对《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的回忆，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在日后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可能的货源，轻松一倒手间，价格便已翻了几倍。麻烦在于，要解决货源、运输等问题，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条子”。

　　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89年，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

　　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一直是个谜。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当时，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

　　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这对关系资源——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的依赖十分明显。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

　　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赖水强的话说，此时的他，“开始小小的走私，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刺激了他，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石狮的走私风潮，几乎与海关对侨货、港货的放宽同步。《石狮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机”和日用工业品等。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

　　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早在1980年，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涉及549人，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73%。

　　知情者介绍，石狮的走私，其实从“文革”期间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手表，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最后是服装和香烟。

　　发迹之后

　　尽管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走在沙堤村，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略感惊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

　　村里没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即便作为人民教师，对于赖家，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个1500人的学校，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

　　他进一步对记者分析，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

　　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那时，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请他去帮忙挖掉。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他跟司机讲，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赖昌翁回忆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赖文建”系化名）(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张鹭(发自福建晋江、石狮)） (来源：中国新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