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之死

12月10日，杨元元母亲望瑞玲把自己在上海海事大学的借宿遭遇写在了纸上。

　　贫困女研究生之死

　　杨元元是半蹲着自杀的。

　　这个姿势意味着，只要她站起来，就会避免死亡。

　　但她没有。

　　2009年11月26日凌晨，这位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09级研究生，用这种在外人看来极度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上海南汇区警方，确认了杨元元自杀死亡这一事实。

　　在她死亡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杨家与校方，就杨元元遗体火化和校方责任归属问题展开了谈判。12月15日，在上海市南汇中心医院停留了半个多月的杨元元，在亲人、上海海事大学领导和同学朋友的送别下，终于火化，但双方仍未就赔偿条件和校方有无过错等达成协议。

　　杨元元的死亡看似并无特别异常的征兆。开学后的几个月还没有学业上的压力，但这个湖北籍的研一女生一直为一件小事而奔波：她想替母亲望瑞玲在学生宿舍里申请一个床位，以使母亲能合法地与她同住一室，但这一申请最终被校方拒绝。自杀前两天，杨元元和母亲搬到了校方帮忙找到的出租房里。

　　望瑞玲事后回忆，自杀前一天的清晨，和她同住海事小区出租房的杨元元，突然在被窝里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自杀的“罗密欧”

　　11月25日深夜11时，在隔壁宿舍里排练完戏剧《罗密欧与茱莉叶》后，杨元元回到了自己的宿舍506室。虽然已是深夜，但此刻宿舍里只有她一人。早在一个多月前，她的室友为照顾杨家母女，向校方申请调离。

　　也许，杨元元并不想参加这样的排练，她已跟母亲望瑞玲抱怨过好几次，而之前的迎新晚会、系里的篮球赛，她也没有参加。但这次不行，这是作业，要用话剧来展示语言的魅力。杨元元扮演罗密欧，戏剧的结尾是，美少年用自杀成全了爱情。

　　漫漫长夜，没人知道在她自杀死亡的前夕，杨元元到底想了些什么。

　　次日清晨7时—杨元元和母亲在第三食堂吃早饭的固定时间，杨元元没有出现。带着一种不详的预感，望瑞玲来到了女儿所住的24号宿舍楼，开始寻找女儿。

　　寻找的经过校方和望瑞玲各执一词，无从判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早晨8时44分，一男宿管员和望瑞玲一起上了楼，宿管员打开了房门，但里面空无一人。“没有（人）呢。”宿管员话音未落，望瑞玲透过卫生间百叶窗，一眼看到了女儿的双脚。她当即意识到，女儿可能已经出事了。

　　卫生间的门已被反锁，混乱中，维修工赶来了。门被打开的瞬间，望瑞玲看到杨元元半蹲在洗手台前，一条毛巾接一条枕巾，一头系在洗手洗浴喷头的挂钩上，一头勒在女儿脖子上。尽管女儿脸色看起来平静，但母亲的心里不由自主地发慌，她本能地尖叫起来：“快救人啊！”

　　在那一刻，望瑞玲说她几乎失去了视觉和听觉。无数人影在她面前晃动，她依稀看见有人拿剪刀剪开勒住女儿脖子的毛巾，听到旁边的人喊“还有心跳”，有人开始给杨元元做人工呼吸。

　　但一切为时已晚。

　　在武大的日子

　　11月26日杨元元的死亡，距她到上海海事大学攻读研究生，还不足70天。

　　杨元元去世后，“这里（上海海事大学）跟武大完全不一样”成了望瑞玲反复嘀咕的话。

　　杨元元6岁时父亲逝世，弟弟杨平平（化名）才4岁。一家三口从此相依为命，靠着望瑞玲在湖北枝江县国营四零四厂做保卫、每月400元的微薄收入生活。家境虽然极度贫寒，但令望瑞玲欣慰的是，杨元元和杨平平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考试很少掉出过班里前三名。杨元元尤其懂事，很小的时候家里顿顿吃馒头蘸酱，偶然遇上吃菜的日子，她总会吃几口就停下来，留给弟弟和母亲。

　　1998年，杨元元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并获得了武汉大学颁发的1000元奖学金。两年后，杨平平也考上了这所湖北省重点大学。但也就在这2000年，望瑞玲所在的工厂倒闭，随着工厂拆迁，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其中的工厂宿舍也被强行拆除。如果要换新房，则需交3万元，对靠亲戚和社会捐助才缴完杨平平大学学费的这个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望瑞玲办理了内退，来到了儿女们求学的武汉大学。

　　杨元元将家庭困难写到了给武大的申请上。很快，她的求助有了回音，武大经管院专门给望瑞玲和杨元元安排了一间宿舍。

　　为赚些生活费，望瑞玲开始做起了小买卖，她在宿舍楼里卖卤蛋，卖圆珠笔……虽然校规并不允许，但武大还是默许了她的行为，而学生们也体谅她们母女的不易，经常去她那里买东西。杨元元则在考上大学那年就参加了勤工俭学，她每天给武大的食堂打扫卫生，每月有200元的补助。

　　空闲的时候，望瑞玲会去食堂找女儿，然后母女俩一起在食堂扫地擦桌，说说笑笑；她也会去看望儿子，每次都受到杨平平室友的热情招待。

　　这段日子，成为杨家最温馨的时光。

　　也许正是因为这段回忆过于美好，杨元元的大学同学李平（化名），始终不信她竟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杨去世后，李平找到了杨家的亲戚，给杨家留下了2000元钱。

　　在李平眼中，武大期间的杨元元外向而开朗。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杨元元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平时大家有事，她也会热心地帮忙。虽然杨元元大多数时间跟妈妈在一起，但母女俩跟同学的关系都不错。

　　2002年，杨元元大学毕业。此时她还欠着学校近4000元的费用，于是武大扣下了她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杨平平说，由于没有两证，杨元元找工作并不像其他同学那般顺利。她做过英语老师和客服代表，但一段时间后都辞了职。2005年，杨元元和几个朋友每人出资几千元，想创办一本类似《知音》的杂志，由于对媒体行业缺乏认知及对市场需求了解不足，这本杂志最终胎死腹中。之后，杨元元也去过沿海城市找工作，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武汉，靠做家教，同母亲一起摆地摊、卖鞋垫袜子维持生活。母女俩住在武大老师为他们提供的一间月租300元的房子里。

　　2007年，杨元元还清了助学贷款，拿回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但她没有找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选择继续跟母亲一起摆地摊，做家教赚钱。“每次看着她们在桂园（武大宿舍楼）摆摊，我总觉得心里发酸。”杨平平的同学puki毕业后留在武大读研，一直跟杨元元一家保持联系。他在武大论坛珞珈山水发帖回忆，他曾劝杨元元先工作，但她执意不肯，并解释说，目前的收入跟本科生相比没太大差别。

　　在她的大学同学和研究生同学的印象中，杨元元似乎一直都与母亲一起，两人同进同出同寝。杨元元也一直没有谈恋爱，望瑞玲说，女儿似乎并没有恋爱的动机，她也觉得“分分合合吵吵闹闹没多大意思”，因此并不催促。不过，母女俩在家时喜欢看湖北卫视的一档相亲节目，望瑞玲有时就会指着电视对女儿说：“你看，这个还蛮适合你的。”已是“大龄女青年”的杨元元这时就会嗔怪母亲：“瞎说！”

　　宿舍申请事件

　　在puki眼里，尽管条件艰苦，但杨家一片和睦。有时候杨平平回来，杨家就会喊上他去吃饭，一家人说说笑笑，十分亲密。在摆摊的日子里，杨元元和母亲还收养了一只流浪猫，一直喂养到她们离开武汉。这两年，随着在北大读博士的杨平平即将毕业，他们都相信，生活即将会好起来。

　　的确，杨家生活正逐渐朝好的方向转变。2008年，杨平平还清助学贷款，本来预计博士要延期的他，也确定在2010年7月能毕业。望瑞玲的退休金也提高了，从2000年时的400多元涨到了900多元；而七年下来，杨元元也开始“略有积蓄”。

　　2008年时，杨元元告诉弟弟自己想继续深造，杨平平表示支持。最终，她选择了上海海事大学的海商法专业。作出这个选择，一是因为这个专业公费的机会较大且就业前景相当不错，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年轻时在上海工作过四年的望瑞玲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2009年4月，杨元元顺利考入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她的录取通知书，也是puki帮忙领取的—母女俩住的地方太差，根本无法收取信件。puki记得，那天杨元元很高兴，还特意留他在家吃饭。席上，三人谈论了以后到上海怎么生活，杨元元高兴地说，母亲会跟自己一起去上海读书。到时候，母亲会找一份零工，而自己会继续勤工俭学。

　　9月12日，望瑞玲跟着杨元元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一起住进了研究生宿舍。望瑞玲承认，她从未想过与女儿分开生活，而女儿也并未表示出厌烦，她们的计划是，与武大时代一样，向上海海事大学递交申请，为母女俩争取一间宿舍。

　　申请是9月16日递上去的，接受申请的辅导员吴志毅记得，这个学生很沉默地来到她面前，交上申请后一句话未说就走了。

　　出乎母女俩意料的是，她们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校方只承诺帮助她们在校外租房。于是，望瑞玲便在女儿宿舍里住了下来，每天杨元元上完课后就陪着母亲吃饭、散步，最后一同回到宿舍就寝。宿管员最初对母女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与杨元元同室的女生徐某搬离，校方被惊动。

　　校方说，徐某因为无法忍受与杨元元及其母共宿的生活，向学校递了更换宿舍的申请。但望瑞玲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说，徐某并没有嫌弃她们母女，还经常买吃的带给她们，并很快成为杨元元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后来，徐某发现其他宿舍有空的铺位，为了照顾她们母女，便主动搬了出去。

　　宿管员开始劝杨母搬出宿舍。

　　杨元元找到校方，再次申请分配床位，但她再次遭到了拒绝。不过，校方答应帮她安排勤工俭学的机会。很快，吴志毅告诉杨元元，从12月份起她可以做学校网站的助理编辑，每月补贴320元。

　　杨元元并不甘心，她继续找学校领导协商，但次次失望而归。她们与校方的矛盾就在搬与不搬中逐渐发酵：她们开始跟宿管员有了争执，学校开始一次次地提醒她们尽快搬出去。

　　在这些摩擦中，杨元元的情绪逐渐崩溃。

　　“能省一点是一点。”杨母木然地陈述着不肯租房的理由。多年的贫困生活已使母女俩的节俭习惯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

　　杨元元和母亲一直共用一部手机。今年4月，杨元元为了咨询相关读研事情买了一张50元的手机充值卡，但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她都还没有用完里面的钱。而当这个手机放在望瑞玲身上的时候，她几乎是不用它的。每次找杨元元，她要么让老师打电话，要么让同学打电话。甚至在“直觉女儿可能出事”的那天早晨，杨母也没有动用手机拨打徐某的电话，而是走到了上海海事大学3号校门处，让保安拨通了同学的电话。

　　“这里跟武大不一样，来了之后就后悔了。”望瑞玲念叨着。她说，上海的物价贵，杨元元的存折上只有不到1万元的积蓄,而学校不允许她免费住学生宿舍，在校园里做“小生意”。

　　杨元元也很难融入到她的研究生同学中去。她的大部分同学都比她小六七岁，何况她还带着一个须臾不离的母亲。杨元元出事后，她的研究生同学能想起的印象大多如出一辙：“低调、勤奋，不太跟人交往，每次上课会坐第一排，课后会去图书馆。”

　　居住问题久久不能解决，母亲也逐渐发现女儿变得沉默而焦虑。以前，她们会一起看电视，看《今日说法》节目，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但那些天，杨元元除了上课，很少说话。

　　而在这之前，杨元元至少是乐观的。她递给校方的申请里这样写着：“世间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乎，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最困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经历了，还有什么会令人畏惧，令人退缩呢。”

　　死亡之旅

　　杨元元的焦虑从11月21日开始升级。

　　之前一天，学校停止了一个多月对杨元元的规劝，正式要求望瑞玲在21日早晨8时前搬离学生宿舍。此前学校帮她们联系了一间月租450元的房子，这本来已获得了杨家母女的同意，但21日搬家那天临时出了些意外—当天正是星期六，房东在上海市区，要下周一才回到学校。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杨元元并未因这一临时变故重新去找宿管员，请求让母亲再借宿一晚，而是选择了在一家电影院里落脚。买票后，她和母亲在里面呆了一夜。

　　第二天晚上的住宿依然是个问题。寻思再三，杨元元对母亲说，要不就去住学校的招待所吧。望瑞玲坚决不同意，她舍不得花上那50元钱。望瑞玲对女儿说，你先回去，我会再找那个电影院的。杨元元不放心母亲一人，却也架不住她的催促，回到了宿舍。

　　这一晚，望瑞玲坐在学校的大礼堂前，吹了一夜的风。

　　23日周一时，杨元元拿到了房子钥匙。晚上，她带着母亲一起寻找。坐落在上海临港新城的上海海事大学因为面积太大而显得有些空旷，杨元元和母亲走了好久才找到房子所在的小区。打开房门，房间冰冷而简陋，水泥的地面，只有一张桌子放在中央，甚至连煤气都没有开通。

　　望瑞玲说，当时杨元元就哭了，说对不起母亲。晚上，母女俩把被褥铺在地上，凑合了一宿。

　　对姐姐和母亲面临的窘境，身在深圳的杨平平并不知情。事发后，杨平平对此追悔莫及。杨平平说，姐姐一向都很独立，心中的喜怒哀乐从不向他倾诉，每次联系，她总是表示一切很好。25日他跟姐姐还有短信来往，对于这次的宿舍争执，姐姐只是稍微提了几句，而母亲也没有多说。

　　望瑞玲说，她对儿子一向采取报喜不报忧的策略，在发给杨平平的短信中，她轻描淡写地说租到了房子。“挺大的，还可以看海。”

　　租到房子后，杨元元并没有回到宿舍居住，而是继续跟母亲住在一处。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在被窝里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随后，她和母亲说：“地上好冷，我去找学校，我们还是要住回学校宿舍去。”

　　望瑞玲让她放弃这个想法，既然已经有了房子，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业上，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就行了。元元没说话，望瑞玲有些担心女儿，因为女儿性格一向执拗，比如在大学期间，她固执地不肯申请助学贷款，而用了缓交学费的方式，这导致她在毕业时“双证”被扣。

　　25日这天，上海出现了很久未见的暖阳。杨元元没有课，母女俩到学校买了些馒头和咸菜，走回出租屋吃饭、聊天。杨元元告诉母亲，现在后悔当初上大学时没有报考师范类专业，那些当初成绩没有自己好的同学，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教书，收入很高，反观自己现在却过得很不好。“努力有什么用？”杨元元反复说着这句话。她反复跟望瑞玲道歉，说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如今回想起女儿当初的那些话，望瑞玲觉得从那时候起女儿就已经崩溃了。她很后悔没有及早对女儿进行关心，不过她又觉得，即使当时发现了什么，在她这样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仍需解决的人眼里，也很快会被忽略。

　　杨元元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带母亲回宿舍洗了个澡。之后，她说自己要排练话剧，让母亲回去住，不用等她。

　　这是10年来，她唯一一次没跟母亲住在一起。而在同一天，给姐姐发完短信的杨平平还特意在QQ上留言，说明年春节让母亲到深圳去，到时他会在深圳的关外租套房子。

　　杨平平再也等不来姐姐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