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展现风范(组图)

　　12月15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左）与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层会议开幕式。新华社记者武巍摄

　　新华网北京12月17日电 特稿：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展现风范

　　新华社记者林小春　杨骏

　　在近百名记者的注视下，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上郑重签字，闪光灯顿时亮成一片。这是1992年6月11日，中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公约》的一幕。

　　17年后，《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这次会议被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一轮努力的起点。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以推动会议取得成果。

　　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重要时刻，中国两任总理亲自出席，充分展示中国政府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贡献的决心、信心和政治意愿。
　　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办地贝拉中心，两名与会人员从一个模拟太阳的LED发光板前经过。新华社记者谢秀栋摄

　　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推动者

　　1992年，中国发展又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讲话，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同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国政府派出自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领军的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科技部前身）主任宋健。

　　李鹏总理出席大会首脑会议，作了历时约10分钟的发言，提出了5项保护环境的主张。他发言后，各国记者纷纷向中国代表团索取他的发言稿。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李鹏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约》，使中国成为《公约》首批缔约方之一。

　　5个月后，中国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议案中这样解释签署《公约》的理由：这有助于促进中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对外交流和合作，加快清洁煤炭技术的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步伐，亦有利于在《公约》框架内进一步维护中国权益。

　　时光荏苒，气候变化谈判的列车从里约热内卢驶到1997年的日本京都，又驶到2007年的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再驶到今天的丹麦哥本哈根，而中国始终是积极的推动者。

　　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这些年来他参加了许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要会议，最大感受就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力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解振华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态度是严肃的，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特别设立新闻与交流中心，宣传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声音，这在过去中国参与的国际会议中是不多见的。中国提出的将人口问题写进会议成果文件等建议也引起与会者关注。

　　同样，中国也是联合国最主要的气候变化科研机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的发起国之一。ＩＰＣＣ成立于1988年，先后发布四次评估报告，报告成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科学依据。在ＩＰＣＣ第四次评估报告中，28名中国专家参与其中，秦大河院士还于2002年被选举为ＩＰＣＣ第一工作组（共3个工作组）联合主席，2008年获得连任。
　　12月13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接受记者采访。何亚非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抱有极大期望。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新华社记者尚军摄

　　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真行动者

　　今年9月，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中国已悄无声息地踏上一条利用清洁能源发电的创新之路，其现实意义不亚于苏联当时发射首颗人造卫星。而十分危险的是，我们竟对此熟视无睹。”

　　弗里德曼的观点或许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成为亚洲“绿色经济巨人”，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年一份报告的结论。200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超过156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8％，位居亚太地区之首。目前，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风能市场，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设备制造国。

　　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透露，为推动政府绿色采购工作，中国已颁布71项环境标志标准，形成1000多亿元人民币产值的环境标志产品群，为引导可持续消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最近3年，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尤为引人注目。中国先后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成立了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挂帅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而建设“生态文明”也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国发改委数据则显示，在中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计划中，投向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的达2100亿元；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达3700亿元；而经国务院批准出台的10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也都对节能减排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贡献者

　　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向中外记者出示了一组数据，截至今年底，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能耗有望比2005年下降14％，正向“十一五”（2006年至2010年）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20％的目标迈进。而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过去4年间已关停淘汰约6000万吨落后炼铁产能、4000多万吨落后炼钢产能、1．4亿吨落后水泥产能……

　　就在此次会议召开前两周左右，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1日在与温家宝总理的电话交谈中对此高度评价说：“这是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贡献。”

　　从数据上看，中国作出的减排承诺相当于同期全球减排量的约四分之一。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说：“（到2020年，）全球需要削减38亿吨排放，而中国就将削减10亿吨。”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说，中方算过一笔账，从199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单位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26％，根据他们作出的承诺，到2020年这一指标也只是下降30％到40％。

　　据估算，如果到2020年要把碳排放强度降低40％至45％，中国差不多每年需要为此投入78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承担至少166美元。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负责人邹骥教授认为：“中国人是需要勒紧裤腰带才能完成这个目标的。”

　　中国必须作出非凡努力才能实现目标。杜祥琬说，即便“十一五”目标对中国也“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现在采取的还是一些较为初级的手段，如淘汰落后生产力来实现目标。杜祥琬希望人们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今中国人均ＧＤＰ只有3000美元，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在100位之后，全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同时，科技水平仍比较落后，因而发展比较粗放。”

　　然而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始终“聚焦”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或许有意或许无意地忽略了几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不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中国的排放大部分仍然是必需的“生存排放”；而目前大气中累积的二氧化碳绝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

　　德国普福尔茨海姆高等专业学院教授马里奥·施密特本月初撰文为发展中国家“叫屈”。他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生产供欧美国家消费和深加工的产品，而这些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却记在了他们的账上，“就排放而言，关键是看消费，而不是生产”。

　　事实胜于雄辩！2009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但为了保护地球气候和环境，中国人已经而且正在以最积极、认真的行动，向世人展现一个负责任国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