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考验地方财政 专家建议让4亿农民先进城

　　城镇化考量地方财政

　　耿雁冰 陈梦吉 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专家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高城镇化程度，地方财政将发挥重要职能。在具体操作方式上，有专家建议让目前在城镇稳定打工的1.2亿人及其家属，共计4亿人先进城，可让城镇人口翻一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确定推进城镇化，各地纷纷落实融资。

　　本报记者获悉，吉林省在全省实施“百镇建设工程”中，除了地方财政支出以外加大对城镇建设工程的资金投入外，还获得国开行100亿元专项贷款，解决小城镇发展建设资金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慢和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地方财政尤其是城市财政和小城镇财政对于实现城镇职能越来越重要，对地方财政更是一种考量。”12月18日，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告诉记者。

　　12月16日，上海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上海郊区城镇规划建设金融合作备忘录》。由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500亿元额度的融资支持，参与上海郊区新城镇建设。

　　目前多数地方基层政府财政吃紧，这在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过程中已暴露得非常明显，面对城镇化过程中激增的公共服务需求，依靠本身财政应对城镇化显然很难应对。

　　考量地方财政支出

　　自“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以来，中国已经处于高速发展城镇化的阶段。

　　据建设部提供的数据，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建制镇和集镇42000多个，其中建制镇2万多个，集镇22000多个。县城以外的小城镇镇区的总人口约1.91亿。

　　城镇财政的收支状况和城市财政一样，取决于城镇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城镇经济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财政运行的影响。

　　郑州市曾在2003年全面放开户籍制度，不仅投资置业、买房、直系亲属投靠等条件可以入户，就连投亲靠友都可以入户，当地财政的压力骤然提高，而尤以在教育投入上的矛盾最为突出。

　　据郑州当地媒体报道，尤其是赶在新学期入学的孩子们，在一些学校，一间小教室里要装下近90个同学，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活动空间只能前后相距不到20厘米的座位，老师要对着麦克风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听到讲课。

　　城市化进程中公共资源短缺的压力，成为郑州户籍新政难以回避的难题。这项全面放开的政策，在今年被郑州有关部门叫了“暂停”。

　　对于郑州这样的城市尚且如此，小城镇的财政运行状况更将直接影响到城镇化的进程。

　　据相关人士介绍，相较于城市财政财源集中，规模较大，小城镇财政的收入通过小城镇社区的一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取得的资金，包括小城镇的税收收入，劳务收入，农业税附加、公用事业附加以及自筹资金收入。

　　同时，小城镇的支出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行政事业费，文教科卫支出。公用设施支出，小城镇集体福利支出，社会福利支出以及自筹资金支出。

　　“就全国来讲，这些年中小城镇发展比较快，现在统计的建制镇将近2万个，我们估算，非建制镇但已经形成镇的规模，另外再加上小集镇，这两种镇在南方地区将近5万。”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告诉记者。　　

　　据他测算，如果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每年会有两千万农民进入城镇。这就意味着，城镇除了要解决现有的失业人群之外，还要消化几千万的新增就业者，同时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主要的中小城镇在中西部，如果你把未来的城镇化放在中西部，你就等于让人口向这些地方集中，但是我们现在的1.2亿打工者主要在东部沿海大城市，这个政策能否把他们吸引回到中西部中小城市来尚存疑问。”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说。

　　据他介绍，中国的中小城市和城镇集中都在中西部，两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基本都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五十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中西部地区占了73%。

　　“我在南方城镇调研时发现，一个镇能发展到5000人以上，关键是有二、三产的发展才能真正把人口聚集这地方，不能局限于过去那种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思维方式。”刘维新说。

　　目前，很多省区都在搞城镇化试点，在施祖麟看来，城镇化是伴随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有经济、科技和实业生产本身的发展，以及工业化才会带来城镇化。

　　据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最近中央及相关部委对很多地区的城镇化进行调研，在对某些地区的模式给予肯定的同时，更多强调的是“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问题。”

　　“抛开城镇化的各种模式不谈，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可以让有条件的群体先落户，逐层推进。”施祖麟表示。

　　早在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研究推进城镇化政策，寄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体制改革措施，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定居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要大中小结合，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最后选择回到家乡，所以应该充分发挥农民工在家乡小城镇的作用。”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处处长窦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分类人口城镇化的方式，但没有再细分。其实农民工群体仍然可以再细分，其中有两千多万是携家眷的，他们是最适合城镇化的人群。”窦红认为，这部分人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同时能把家眷带来，说明在城市是肯定有收入，能维持孩子上学。

　　在施祖麟看来，符合城镇化条件的人群可以分成两个层次，首先是有就业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另外的群体就是农民有钱后到城里投资，比如温州人跑到北京上海来买房。

　　王建也有相同的观点：“我的想法是先存量，后增量，就是现在的城镇人口当中已经有1.2亿长期稳定的打工人口，这些人在城镇打工，家在农村，我们首先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现在平均一个农村家庭是4口人，这4亿人进城，就可以使城镇人口翻一倍。”王建表示。

　　即便这部分人的城镇化问题解决了，但对中国来说城镇化率仍然很低。“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首先要保护流动群体的权益，就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城镇稳定生活，这是比较现实的思路。”窦红说。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80%多，农村土地基本实现集约化、机械化，我们的目标是，可能过五十年，城镇化能达到60%就不错了，现在只是个开始。”施祖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