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承包商经常人间蒸发
《财富》杂志南亚记者埃里克·艾里斯认为，迪拜及周边海湾酋长国近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隐居于贫民窟中的外国劳工大军之上的——其中印巴劳工占绝大多数。目前，在迪拜145万人口中，仅有不到20%是当地人。
有了解迪拜外国劳工情况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不久前的经济衰退，从外国劳工的角度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一些小的承包商公司倒闭了，而大的承包商公司留下来，他们为外国劳工租下的劳工营，条件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总体来说，危机让短线承包商公司受损，做长线的承包商获益。”他总结道。
记者调查发现，在迪拜共有四个主要的外国劳工营：一是杰贝阿里（Jebel Ali）劳工营；第二个位于“时代广场”后的一块区域；第三个位于迪拜一条主要高速路段的一块区域；最后一个就是印度语中意为“黄金之城”的索那普尔（Sonapur）劳工营，这也是迪拜最大的外国劳工营。
索那普尔劳工营一直是西方媒体报道迪拜时的“黑暗一幕”，被描述为“似乎根本没有正式存在的”神秘地带，“官方地图上难以寻觅，指路牌甚或维基百科上也难以找到”。不过，迪拜机场周围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知道索那普尔。
驾车沿“酋长国公路”一路疾驰，行驶约10分钟便能看到杂乱散落在沙丘中的集体营地——三到四层楼高的劳工宿舍。
“索那普尔总共大约有100多个劳工营吧，大的公司一口气租下10个劳工营的也有，租用1个劳工营的小公司也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工援助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那里的劳工人数尚无官方的正式数据，但早前的报道援引印度驻阿联酋一组织的数据称，索那普尔劳工营共有15万劳工，其中大部分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
有美国同行2008年入内采访之后这样写道：“一楼层的构造就像潮湿而光线黯淡的走廊隔开3.6米×3.6米房间的学校宿舍。吃的是用配备在气缸上的煤气炉做出来的，睡的只有一间房两张上下铺的条件，但有14名劳工挤在一起，大多数人通常只能睡在地上。”
一直为改善劳工生存状况奔走的迪拜某社工组织负责人介绍说，在过去五年，特别是最近的两年半时间里，随着迪拜劳工部的介入，劳工营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劳工营目前的总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有60%的劳工营，条件已经很不错；有25%的劳工营，还过得去；剩下的15%是非常糟糕。通常情况下，这些最糟糕的劳工营，都是小的承包商公司租用下来的。”他说。
“媒体不能只看到少部分坏的，而忽略了大部分已经改善的地方。”他希望记者的报道是深入的、实事求是的。
据了解，劳工营的所有权归土地所有者，但管理权交由了租赁公司——即承包商公司。承包商公司的保安人员长期驻守在索那普尔的各个劳工营外，凡外人入内，均需提前向承包商公司申请。
实际上，劳工们最担心的不是艰苦的生活条件，而是承包商突然消失。
一名志愿者向记者介绍说：“经常有劳工工作2-3个月后一分钱都拿不到的情况，有的承包商突然就携款逃了，劳工找用人公司要钱，用人公司会说已经把钱给承包商公司了。”据介绍，承包商既有印度、巴基斯坦人，也有当地人。
德瓦拉杰他们就曾想过找警察讨薪，但印度劳工们都怕报警之后被逮捕并驱逐回国，因为警察首先会让他们出示有效的工作签证，一旦被捕就“没法再在这边挣钱了”。德瓦拉杰的访问签证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过期，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选择通过承包商或者次承包商公司找工作。用人公司是不会雇用没有有效签证的劳工，他们通常的做法是直接找承包商公司雇用劳工。
“我需要挣钱，不能回去。”德瓦拉杰向记者表达了很多在场印度劳工的心声。记者所做的一个随机调查发现，他们在迪拜的收入通常为7000-8000卢比（1迪拉姆约合12.5卢比），而在自己家乡，他们的收入最多只有3000-4000卢比。
靠冥想解决归属感
相比之下，来自印度旁遮普省的小伙子巴克哈乌里·辛格运气要好很多。他所在的承包公司受债务危机影响较小，在传出迪拜有些工程项目因资金链问题而停工的消息时，他们的工程依旧在通宵达旦地赶工，力图在明年交付完成。公司将他们安置在迪拜杰贝阿里劳工营里，每天上下班时间，白色的TATA牌公共汽车还会准时接送他们。
但来迪拜的4年里，这个25岁的年轻人没有休息过一天，眼下的这个工程，还要求他和另一名同乡轮流换岗，最近他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7点到凌晨7点。当然，陪伴他的还有700名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劳工。
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两年。“两年后我的合同就到期了，必须回去。”他说。
“还来吗？”记者问。
“不来了。”辛格答，他说打算回到印度后就找个对象结婚，还要在家乡找份更好的工作。
唯一让辛格感到遗憾的，是他参与建造的“迪拜购物城”近在咫尺，却从来没有时间去看上一眼。“我们修建了这里，但最后却不得不离开，这就是生活。”小伙子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29岁的印度水处理工程师布拉达班也向记者提到了“缺乏归属感”的问题，尽管他是许多在海湾国家找到体面工作的印度人之一。“印度人很喜欢家庭的感觉，但在这里，会感到孤独，缺乏安全感。”
多年以来，海湾国家的国民和外来打工者形成了一种平和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根据当地的法律，外来人口永远无法获得当地国家的国籍或是长期居住签证，而微薄的收入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更加剧了外国劳工的不满。2007年，外国劳工因不满收入太低而聚集的上万人的示威游行，导致当局下令驱逐示威劳工出境，永不得返回迪拜。
不过，迪拜政府也在试图调和这种矛盾。今年9月，迪拜劳工部宣布设立新的部门专门负责监督“工人食宿普遍标准手册”的实施情况，该手册为包括自由区在内的迪拜的劳工生活标准提供了统一的尺度，并要求公司最多在未来五年内或修建新的安置房或改善目前的住所以达到手册的标准。
政府还试图联合企业为劳工丰富娱乐和休闲生活，譬如不久前在杰贝阿里劳工营举办的7支建筑工程公司板球比赛，就吸引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其他国家800多名建筑工人前来，迪拜多位高官的出席也传递出政府对外国劳工的重视。
印度人也有自己化解困惑和孤独的办法。布拉达班带着记者来到很多印度人聚集的“冥想之地”，现场正有导师帮助学徒学习“心灵与肉体”两种境界的课程。“这附近大约有250多人，每天早上4-6点会聚集到一起做两个小时的冥想，在迪拜和沙迦、阿基曼都有这样的地方。”布拉达班介绍说，“通过冥想，可以帮助大家感到安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苦难也能得以克服。”
对话
“没有印度劳工，就没有今天的迪拜”
东方早报：印度女性劳工在迪拜通常靠什么谋生，生活条件是不是比劳工营里的印巴劳工要好些？
塔帕：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帮佣，或者在美容院、SPA做接待。她们的生活条件和男性不同，因为她们或者同雇主家人住一起，或者集体租房住。
东方早报：该如何形容这些印度劳工和当地人的关系？
塔帕：许多当地人从小到大的成长都和家里的印度帮佣、奶妈、厨师或者司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几乎就像家人一样。当地大的企业也意识到，没有印度劳工，迪拜就不可能建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承认这一点。
东方早报：印巴劳工到迪拜来谋生通常有哪几种途径？有新闻说，有人为了到迪拜工作借了很多钱还被骗？
塔帕：这些报道的是事实，许多人给（招工）代理人支付了很高的费用，到了迪拜，才发现被骗，而且根本没有合法的手续文件或是工作，因而沦为非法劳工。不过，现在许多公司开始直接到印度或是其他国家招工，这降低了劳工被骗的几率。
东方早报：要返回家乡的话，他们通常要多长时间才能挣够钱？他们有权利自由选择回家吗？
塔帕：要回家，得花上一段时间挣够还清债务的钱。不过，即便已经能够回乡，许多劳工也会选择继续留下来工作，他们支撑着家乡的家人过着体面的生活，尽管他们在迪拜的工作非常辛苦。
东方早报：眼下的危机对迪拜外国劳工的生活或工作有多大的影响？
塔帕：有些报道说一些人失去了工作，许多人失落地返回了家乡。但随着阿布扎比伸出援手，情况可能会有改善。
东方早报：有新闻曾报道说，大约40000名迪拜的外国移民曾示威要求加薪，政府是否采取了应对措施？
塔帕：这样的事的确发生过，但这是不能被容忍的。对话帮助化解了紧张的局势，印度当局进行了斡旋，但有些人还是被驱逐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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