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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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大杨树镇，高作喜在家中接听电话，床上是他已经瘫痪的岳父。记者 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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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高作喜展示他的警察证 |
边看着电视，高作喜边跟邓毅聊着天。
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公安分局(下称农垦分局)值班室。
高作喜是农垦分局下辖东方红派出所民警，邓毅是分局法制大队队长。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按局领导安排，高作喜晚上就住在值班室。
与此同时，二楼会议室，正召开局领导会议。参会者有局长徐晨铭、副局长张强、李宝全等。
“焦点访谈”结束了，高作喜去旁边小卖部买了洗漱用品，邓毅陪着他。
回来时，他喜欢的电视剧要开始了，高作喜盘腿坐在床上，邓毅坐在椅子上。
此时，二楼的会议接近尾声。结论是一个字：送。
8点刚过，一楼值班室里，剧情开始前又插广告，高作喜说，广告真多。话音刚落，啪，值班室的门被撞开了，咚一声弹在墙上。
4名民警和两个陌生人进来，一名民警看了高作喜一眼，说：“开始吧！”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冲上前，两人扭住了他的胳膊，两人抱腿，一人抱头。另一人拿出注射器扎入他体内。
惊慌中，高作喜隐约注意到，大队长邓毅一直坐着没动。
有个念头瞬间清晰，他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局。
不过，药液注入，他很快失去了意识。
被殴的“高大虎”
4年前，人高马大的民警“高大虎”被围殴了。打人者“逍遥”，高作喜告状
时间回到2005年。
那一年，民警高作喜被围殴了。
在被打前，高作喜很有威名，有个绰号，叫高大虎。
东方红派出所60岁的治安员叶成江说，高作喜人高马大，办案正直不讲情面，东方红农场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闹事的报警，高大虎与同事张振勇出警。后来，张带了两个人回所里问讯，高作喜独自留在现场。但随后来了一拨人，“高大虎”被围殴了。
高作喜回忆称，过程中他先后四次拨打分局的值班电话，没有等来同事的支援。打人者走后，高作喜住进了医院。
次日，副所长王君利与张振勇到医院看望。王副所长说，所里人手不够，你住一天院就得上班。
高作喜没有听领导的话。医生认为他有轻微脑震荡，他在医院住了9天。
出院后，高作喜找到所长马春生，要求报医药费，并追究肇事者责任。马所长说，追究肇事者，归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时任分局政委韩金桩，韩认为，这是治安案件，还是应由派出所领导处理。
在高作喜看来，所领导与局领导是在“踢皮球”。这让他非常窝火。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那段时间，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闷酒。老叶认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窝火的事，何况“高大虎”又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现任巴彦派出所所长的马春生告诉记者，如认为袭警者涉嫌妨害公务罪，应由检察院立案批捕，但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不立案。
被打一个多月后，高作喜又找到韩金桩。双方交谈不悦。
高作喜称，当时他提出，再不解决问题，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韩说，你愿到哪告到哪告。
这话未得到韩金桩证实。
可以证实的是，高作喜的告状路，开始了。
抑郁的访民
事情私了了，但高作喜觉得跟领导“过节”没了，受到排挤，他不停举报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了一个让他满意的回复。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局长高苏和批示：这是近年来唯一的一起民警在执法中被打案件，要从强化执法力度、维护民警权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农垦分局成立了专案组。2005年9月9日，带头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高作喜说，接下来的发展让他意外。
他说，所长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马所说，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喜称，他没答应，所长威胁他“警察不想干了”，他顶了一句“你吹牛皮”。
对此情节，马春生说，他并没威胁高。他认为，既然高受伤并不重，不必纠缠于此。他认为高一直纠缠，只是为得更多赔偿。
不过，他称“私了”不是他的意见，是上级领导指示。马春生说，检察院领导也多次要他们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节，未得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证实。
高作喜称，后来分局领导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这让他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后来他答应了。
在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工作人员公证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与何四民的哥哥何爱民达成协议，何家赔1.3万元医药费，高不再追究袭警一事。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高作喜感觉受到了正副所长排挤，陷入孤立。开会没人喊他了，聚会活动也不通知他，甚至也没人给他派工作了。他认为，这与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长逼他私了之事有关。
马春生后来说，他不曾排挤高作喜，可能有时言语上有过激。他说他与袭警者并无瓜葛，不是高“怀疑的那样”。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东方红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当时大家都知道高作喜与所长们有矛盾，没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窦艳敏称，高作喜从被打起就陷入抑郁状态，每天睡眠很少。高说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处于抑郁、焦虑状态。
当年10月起，高作喜开始给市、自治区及公安部写信，举报自己被袭被要求私了之事，并称遭到所长排挤产生抑郁。
民警高作喜，正式成为了一名访民。
被激化的矛盾
副局长说，越级上访是“严禁”的，但“我们的警察”坚持越级上访，这让局领导十分恼火
高作喜有做记录的习惯。一些谈话他会录音，他还记备忘录。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长徐晨铭到所里调解他与所长的矛盾。高作喜的备忘录里记着，局长答应让马、王两名所长公开道歉。
徐晨铭后来对记者说，高作喜称马、王排挤他，让他患上抑郁症、糖尿病，需补偿，“但这没有道理”。他说，没有证据证明马和王违法违纪，并且两人当着他的面给高作喜赔礼道歉了。
马春生与王君利也称，已向高作喜道歉。
不过，高作喜否认。
他称，他们不但没道歉，还威胁他不要再告状了。
在高作喜不断坚持下，2006年12月，农垦分局作出“关于对马春生、王君利进行口头批评的情况说明”，称两人身为派出所领导，不注意工作方法，使民警高作喜产生不满情绪，分局领导已对两人进行了严肃口头批评，责令他们向高赔礼道歉。
高作喜认为，这份“说明”明显避重就轻，不提私了之事。
马春生的父亲曾任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局长；王君利与分局副局长也有亲戚关系……高作喜心有猜疑。他继续上访。
2007年3月30日，在自治区公安厅、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两级维权组协调下，高作喜与农垦分局正式签署协议，答应不再上访。
高作喜称，签协议的前提是，分局领导承诺，补偿他上访产生的费用及抑郁症的医药费，并让马、王公开道歉，但厅、市局领导走后，承诺未兑现。
于是，他又继续告状。
“说实话，我们局领导对高作喜被袭案的处理过于草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才有了事件逐步恶化的局面。”如今已调离农垦分局的李宝全认为，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
2007年11月份，高作喜再次去公安部上访。
李宝全回忆，这让农垦分局承受了巨大压力，“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曾多次批示，严禁越级上访。我们的警察上访，而且多次越级。这让市局和分局领导感觉压力巨大，十分恼火。”
家属不知的“精神病”
那一晚，分局领导的确在围绕高作喜的事情开会，只是，议题是：送入精神病院
高作喜一度以为，自己的要求要实现了。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局长徐晨铭的电话。让他去分局一趟，说局党组将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他的问题，
当日晚饭后，徐晨铭让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党组意见。并让法制大队长邓毅陪着他。
当晚8点，在高作喜看电视的时候。局党组确实在开会，也确实围绕高作喜。
只是，议题是：强送高入精神病院。
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绪寅回忆，当时，他们接到了农垦分局副局长张强的电话，称该局有一名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医院配合采取强制措施。
高绪寅说，精神病院配合公安机关强治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并不鲜见。
他介绍，当时他和护士莫轶强坐火车，到了农垦分局所在的大杨树镇，徐晨铭和副局长张强接站，“穿着警服，开着警车”。
高绪寅称，徐晨铭告诉他，高作喜多次扬言要杀人报复，分局已请示了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批示可强行送治。徐出示了一份鉴定书，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医院为高作喜做的鉴定，结论为“神经症”。
2009年12月8日，赤峰安定医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说，神经症的症状为抑郁、焦虑间或产生臆想，“很常见，一般不会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她是给高作喜做鉴定的三名专家之一。
高绪寅称，当时他提出，强行收治精神病人，须家属同意。徐晨铭说，高作喜与妻子刚离了婚，孩子小，父母住很远，只能联系他在分局刑警队的二哥高作成。
据高作喜之妻窦艳敏讲，因领导们频繁让她劝说高不要上访，2007年12月初，他们办了离婚手续，高作喜拿着离婚证去给局领导看：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两人后在2008年初复婚)
高绪寅回忆，2007年12月10日晚7点，徐晨铭与两名副局长带着他和护士，去高作成家。到门口后，“徐局长说我们不用进去，他给家属说就成。”10分钟后，徐从高家出来，称家属已同意，但不愿出面。
当晚，高绪寅和护士列席了分局领导会议。领导们决定，送高作喜入院。
连夜，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车运走，法制大队长邓毅全程“押送”。
领导批示“强送”
公安分局给市局写申请，希望送“精神病患者高作喜”入院，市局副局长批示“同意”
2007年12月11日，高作喜醒过来，一度恍惚。
他发现自己躺在陌生房间，有穿格子服的人围着自己，那些人目光呆滞。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疗，公安局送你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在“重症监护室”。
该医院所在的富裕县，离高作喜家约500公里。高作喜很是惊慌，连称自己没病。医生说，有你的精神病鉴定。
这让高愕然。
根据医生所说的鉴定日期，他查备忘录，2006年4月3日，是一次会见。那天，分局副局长李宝全给他电话，说自治区政法委领导要跟他面对面谈案情。当日，高作喜见到的“领导”是两男一女。
原来那是医院的人———精神病院里，高作喜“顿悟”：这是一个设计已久的局。
2009年12月8日，李宝全承认，当时的确是假借领导谈话，对高进行了精神鉴定。之所以隐瞒，是怕高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失误”。
李宝全称，是徐局长安排他找的医生。鉴定经过和结论，都没告诉高本人和他的家属。他说，高不停上访，分局压力非常大。不过他本人并不赞成送高入院。
医院里，回头想，高作喜认为，他其实早被“警告”过。
他的备忘录记着：2006年5月5日，副所长王君利对我说，你要再告，花点钱给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东方红派出所多名民警证实，马、王二人曾当着高的面说，再告状就送进精神病院。不过，马、王二人均否认。
高作喜之妻窦艳敏称，2006年6月中旬，副局长张强曾到家里，说高作喜越级上访，已决定对其停职，在外遭遇任何不测，后果自负。
此事的背景是，当年6月9日，在北京治糖尿病的高作喜曾给徐晨铭打电话，称：“再不处理马、王二人，我就去公安部告。我等一小时。”一小时后，没等来局长回复，高作喜到公安部交了举报材料。
窦艳敏称，张强后来又找她谈话，称各级领导都对高作喜越级上访很生气，可能要追究责任，如果家属能证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
窦艳敏拒绝：“他怎么可能有精神病”。高兄高作成也称，全家人从来都不知弟弟有精神病。
据李宝全讲，高作喜2007年11月又到公安部上访后，分局领导向市局写了申请，大意说高作喜有精神病，需采取强制措施，市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批示：同意强送。
李宝全和徐晨铭均称，高作喜有严重暴力倾向，多次称“如果上访没结果，我就杀人报复”。
高作喜否认说过类似话语。他称自己与领导的见面，都是自己平静，领导“拍桌子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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