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那个年代的故事 (1)

　　作者简介：牟新艇，男，祖籍山东，1950年生于湖北红安，长于军队大院。北京二十五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赴山西插队，后返京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从事过团委党务、企业管理、经济研究、领导秘书工作。1985年进入新闻界，自1986年起，先后采访了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全国政协会议，成为“两会”采访的资深记者。在担任杂志社社长、报社副社长、总编辑期间，自己勤于写作，20多年来，大约发表了近100万字各类文章。现任消费日报社副社长兼购物导报总编辑。

　　我在瞬间想到了很多，只有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敏感”！只有遭遇过政治运动磨难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远见”！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在抄家那种生死难定的紧要关头，他居然敢瞒着红卫兵，冒死把这样一张小小的纸证藏了起来，且极有心计地带在了遣返回乡的路上！他的智慧更在于：如果在当时把这张“选民证”出示给红卫兵看，那无异于向红卫兵的权威挑战！这张“选民证”不但会被撕得粉碎，而且接下来将会是一顿更加可怕的痛打（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深知这张选民证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护身符！他像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把这张选民证深藏了下来，而且一藏就是20多年！

　　一 1970：那可怜的四本书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书市周刊》编辑部里可以接触到各出版社寄送来的大量出版的新书。每每看着那些堆放如小山般的书刊，都会令我想起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

　　1970年冬，因为插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肝炎复发，我由山西“病退”回北京，成为在“家”养病的“社会青年”。“家”之所以带引号，是因为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和我一人，父亲早已被送到炮兵五七干校劳改去了。“社会青年”则是指当时没有或失去工作的青年人。因为“失业”二字是资本主义的专用名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允许出现这一称呼的。

　　“养病”除了吃药再无手段，而且肝炎只能养还不允许锻炼。这样一来，终日无事可干，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学习了。

　　读什么书呢？受那个“读书无用论”时代的影响，只有也只能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主席著作。我拟定了学习计划，开始了自觉的“刻苦攻读”。之所以用“刻苦”二字，是因为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下午2点至5点，晚上8点至11点，就是说，一天最少读9个小时的书。这样的“刻苦”果然很有成效，我很快通读完了毛选1—4卷及马恩列斯的主要论著，同时还写下了几大本读书笔记。读书的“计划外”收获，则是通过查阅字典，认识了大量的生僻字，以至于我在后来高考语文答题时，20分的字词注音题，我得了19分。学，而后知不足。随着读书的进展，特别是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去攻读伟大革命导师的原著，常常感到知识的匮乏，很多地方读不懂，理解不了。这使我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加强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及社会学知识的学习，甚至包括提高科普知识。因为这几位革命导师常常在他们的论述中，涉及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诗词歌赋，天文地理，甚至是数学公式推理、化学分子式方程解析、物理专用名词等等。你不懂、不理解、不知道这些“常识”，就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论述、推理与论证。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书呢？

　　我把这些苦恼告诉了前来探望的女友，她从小就酷爱读书，因此颇有同感。但除了无可奈何地安慰我几句，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约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刚出门，正要赶往永定门火车站去送插队的同学，在胡同里碰上了女友。她兴奋而又神秘地把我拉到一旁，四周观望了一下看见没人，便从书包里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个纸包递给我说：这是我从同学王小娅家悄悄借出来的几本书，她千叮咛万嘱咐可千万别叫外人看见，阅毕迅速归还！最重要的是不能给她父亲惹麻烦，因为他还在被审查中！

　　王小娅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美学家、美术家王朝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选集封面上的毛主席浮雕像就是他设计制作的。由于女友同王小娅是景山学校最要好的同学，且经常在一起议论对“文革”的种种不解和不满，惺惺相惜，这才冒着风险把书借给她。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包，随手翻了一下，一共是五本书：《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另一本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一本是《马、恩、列、斯、毛泽东附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专政》。我如获至宝，掩饰不住心中的狂喜，把书重新包好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运气网兜”（一种用尼龙细绳编织成的网眼很大的网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常常随身携带以便碰上便宜货当即参与抢购，被谑称为“运气网兜”）放了进去，挂在车把上，和女友告别后，急速向火车站赶去。

　　由于路上耽搁了时间，当我提着尼龙网兜急匆匆赶进站台时，火车就要启动了。我找到同学所在车厢，隔着窗户刚要说话时，两名戴着“纠察”标志红袖章的解放军战士走到我身边，快速而又凶狠地从我手中一把夺过尼龙网兜，大声喊道：这里边是什么？我当时愣了，旁边的人也愣了，连车窗里的同学也全都愣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稍顷，我本能地冲了过去要抢回网兜，一边急切而又大声地说：这里边除了几本书，什么也没有！我的身边迅速围过来很多人，他们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听到我说不过是几本书时，众人的表情都放松了许多。有一位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大胆地说了一句：难道看书也犯罪吗？解放军也管得太宽了吧！我当时心里也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查火车违禁品，几本书能算什么呢？没想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也大声地回应道：我们查的就是书！毒草就是不能看！他的话让我的心骤然一紧，临来时女友叮嘱的话顿时在耳边炸响，我惹祸了！懊悔和害怕交织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哭求着对那两名解放军战士说：那几本书都不是毒草，快还给我吧！话说完，我竟然失声大哭起来……伴着我的哭声，火车响起了汽笛，我这才想起车窗里的同学，投眼望去，他焦灼而又无奈的眼神里，似乎还带着些安慰的表情，随着火车徐徐开动，在不停地向我挥手道别，直至远去……

　　火车开走了，人们却更多地聚拢过来，里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位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老者对我说：学生，你说不是毒草，那包里到底是些什么书呢？我即刻向他，也向解放军战士，更向周围所有的人报出了那几本书的书名。

　　话音刚落，围观的人们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什么世道！难道连这些书也不能看了吗？”“毒草还有个标准吗？谁定的？”“解放军这么随便没收书，谁给你们的权利？”刚才问我话的那位老者也发话了：“解放军同志，我们同意毒草不能读，而且还应当批判！但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史总不能不让人了解吧？这些书不应不让人读吧？历史就是历史，总不会有香花毒草之分吧？”

　　听到这些声音，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在我心中升腾，“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似乎看到了把书要回来的希望……

　　一名解放军战士挺胸站了出来，他当众撕开了报纸，验证了一下那里面的几本书，随即面向周围的群众，用似乎训练过的声音开始他的宣讲：“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的广大旅客们，我们是××××部队驻车站巡查小分队。最近，中央文革下达了重要指示，利用读书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最近社会上流传的手抄本：什么《少女的心》又叫《曼娜回忆录》《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都是散布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毒害青少年，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我们革命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执行收缴图书的任务，正是奉中央文革的指示，希望广大革命群众理解。”

　　讲完这些话，他又话锋一转，软中带硬地说：“我们同时希望广大群众不要聚众围观，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要给阶级敌人空子可钻。更希望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完全有能力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要影响我们执行任务！现在火车已经开走，请大家散开回家！”

　　接着，他面对我说：“这位学生到我们执法站来谈，有什么问题到那儿解决。”

　　听完这话，一股寒气在全身弥漫，我求救似的看着周围的群众，希望他们不要走开，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然而人们还是渐渐散去了，有几个愤愤不平的人在对两名解放军战士申诉什么，战士用微笑和点头送走了他们，最后只剩下那位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还在大声劝说战士立刻把书还给我，此时我看到战士的脸色已开始变得难看，一名战士厉声呵斥道：“这里已经没有你什么事了！该怎么处理是我们的事，你是不是想跟我们走一趟？！”这突然变化的态度令他吃了一惊，他在向我投来同情的眼光后也开始离去了，只是边走边嘟囔着什么，我听清了其中的一句，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此时，我只有低着头，默默地跟随他们去执法站了。一路上我在盘算着，如果书真的要不回来也就算了，但决不能说出书是从哪里借来的，决不能把女友、王小娅、王朝闻牵扯出来而闯大祸！虽然心里在这样想，但全身仍冒出阵阵冷汗。

　　进到执法站，一名战士把书往桌上一摔，立刻问道：“这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带到火车站来？”我回答说：“这书是我家的，同学在山西农村插队没书可看，我带到这儿准备送给他，这不还没给成就让你们抢去了！”“什么叫抢？告诉你这叫没收！”一名战士纠正我的说法，“你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马列毛选，看这些书干什么？”说完，他翻开《中国文学史》，边指着一些文字边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这里面除了帝王将相，牛鬼蛇神，就是才子佳人，这都是封建主义糟粕，是毒草，看这些会中毒的！”我反驳说：“不对！毛主席著作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些！”另一名战士接过话来，“毛主席什么思想水平，你什么思想水平，毛主席可以批判地接受，你行吗？还想跟毛主席比！”

　　“我没和毛主席比，就是想读懂毛主席的书才去看这些书！”

　　“你还嘴硬！告诉你读懂毛主席的书首先要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深情，有了阶级感情，没有文化也能读懂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就是写给广大工农兵看的！谁说一定要读那些乌七八糟的书！”

　　“我也是准备批判地看这些书！”

　　“你人不大还挺滑头！你有这个批判能力吗！你只会中毒！批判不是你的事，你回去好好读毛选吧！”一名战士说完这话，把那本《马、恩、列、斯、毛主席附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挑出来，对我说：“这本可以拿走，其他都没收了！”

　　我心不甘，还在抵抗，突然一机灵说：“那本《中国通史》为什么不能看？范文澜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呢？”

　　两名战士都愣了一下，相互望了一眼，又追问了我一句“什么？真是中央委员？”我说：“当然了！不相信你们可以去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见我口气这么肯定，一位战士犹豫地拿起那本《中国通史》，似乎看了看作者范文澜的名字，最后，极不情愿地把书递给我，说：“好吧！这本你也拿去，但剩下三本必须没收！你走吧！”

　　我带着沮丧（书被没收）、庆幸（没再追问书的来处）甚至小小的喜悦（争到了《中国通史》）的复杂心情离开了永定门火车站。当我穿过天安门广场，看着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当中的毛主席像时，在心中说了一句：毛主席啊，您老人家知道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吗？

　　回到家中，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我不禁又委屈地大哭起来。邻居刘叔叔（一位列车上的乘警）听到哭声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后，语气沉缓地对我说：是有那么个通知，在我们的列车上执勤的解放军也没收了旅客不少的书，引起了群众很大的不满。

　　原来，受害人不只我一个……

　　几年后，当我向别人说起这段“车站偶遇”的往事时，口气中充满了对那个年代的嘲讽和对那两位战士的讥笑……

　　又过了几年后，当我再次回想这段往事时，突然感到：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做出那种可恨、可气、可笑、可悲举动的人，难道仅仅是那两位小战士吗？难道自己在那个年代就没有同类的所作所为吗？！

　　不知哪位哲人曾经说过：只有善于反思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此言甚是！

　　我想，巴金老人为什么要写“忏悔录”，为什么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他的用心正在于唤起全民族的深刻反思，唯于此，我们中华民族才会成为真正有希望的民族！二 1965：一副“反动”春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里人也喜欢贴春联了，而且一贴就是红底金字，满门生辉！今年春节我所在的小区，几乎家家如此，大讨吉利！这不禁使我想起了40多年前那样一副“反动”春联……

　　1965年的寒假，我去位于河北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看望父亲。临春节的前几天，父亲对我说，学院组织“军民团结”活动，到郊区农村为农民打扫卫生、书写张贴春联，问我愿不愿去？我听完乐得蹦了起来，天天生活在城市中，太想到农村去看看了！

　　出发的那天，我一大早就爬了起来，带上我专门为这次“爱民”活动买的新扫帚，准备去帮老乡扫院子。父亲则拿着粗细不同的几支毛笔和前一天在家裁好的红纸，一起上了车。

　　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宣化郊区的一个小村子。下车望去，一片用土坯盖成的房屋，几乎和四周的土地分不出色差，唯有村口的横幅是暗红色的，上面贴着“欢迎解放军”的标语。走进村口，场院边的几排房子倒略显规矩，几面墙上都用大白刷上了大字标语，除了几幅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小学校后墙上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大字，它字字刺眼叫人顿生警醒：忽然想起父亲在临来前一天晚上的嘱咐，别进错了门扫错了院子，给“地、富、反、坏”拜了年！

　　其实担心都是多余的，大队支部书记把我们迎进了小学校，站在那儿说了一番欢迎感谢的话后，就分别派贫下中农带我们去各家扫地打扫卫生了，父亲和几个人则先留在小学校里写春联。

　　进了农民的院子，我真不知地该怎么扫，因为全都是土，和在学校打扫卫生完全不同！你只要使劲，一扫一层土……院里的老乡看着我都笑了，说：“学生啊，这院子早上我们都收拾过了！再扫也是土，谢谢你了，进屋喝口水吧！”

　　我进了老乡家一看，除了炕上堆放着几床破旧的被褥，一张不知用过多少年已看不出颜色的木桌和两个用旧木箱充当的椅子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大件”了。桌上的几只碗倒还净亮，房东老乡用一条已灰黑看不出原色的毛巾擦了又擦，倒上水，热情地招呼我喝！

　　我端着碗真的手足无措了，试着往嘴边放了放，一股刺鼻的柴禾味夹杂着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冲了上来，我本能地把碗放回桌上，说了声：不渴！谢谢！便冲出房门朝小学校奔去！

　　父亲的春联已经写了不少，一旁的大队支书等人边叫好边派人往各家送。父亲自小在读私塾时就开始用毛笔，写得一手好字，然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他写。春联的内容也是他几天前准备好的，大多是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随后，我端着糨糊盆，父亲由支书带领去给几家贴春联。一路上支书还指门点户地介绍哪家是贫下中农，哪家是地主、富农，该去给谁贴……我兴冲冲地用小扫帚往门上刷糨糊，够不着的地方父亲就伸把手，他和支书负责贴，贴好后，再用干净扫帚抚平。很快，春联就剩最后一副了，我指着前面一家紧闭着的门说：“这家是不是贫下中农？可不可以贴？”只见支书脸色突然沉了下来，顿了一下，慢声慢气地说：“这家倒是贫下中农，但是不能给他家贴……”“为什么呢？”还没等他说完我便抢着问起来，父亲瞪了我一眼，呵斥道：“小孩子别乱打听！”支书见状忙说：“首长，没关系，只是一两句话讲不清楚，咱们到小学校坐着说吧！”

　　学校里陆陆续续聚拢了不少贴完春联回来的人，支书在一间教室里，语气沉缓地道出了缘由……

　　几天前，那家的男人被公安局带走审查了，原因是他在自家门前贴了一副奇怪的春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春联贴出后，引起了社员们的好奇，纷纷跑到他家看，问是什么意思他也不解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邻村、公社、县里的人都来看了。最后，上面的人给这副春联定性为“反动”春联，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怎么个“反动”法呢？上联“二三四五”没有“一”，下联“六七八九”没有“十”，横批“南北”，不写“东西”，合起来就是“缺衣（一）少食（十），没有东西（东西）”，是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是和阶级敌人一个腔调！

　　支书讲完，屋子里一片轰然。我又忍不住问了一句：“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对社会主义不满呢？”话刚出口，我赶紧看了父亲一眼，怕他再次斥责我，然而，他沉着脸什么也没说，大队支书也没再回答……

　　寒假结束回到北京后，开学的第一篇作文，我就写了《贴春联》，作文中除了检查自己嫌贫下中农脏不敢喝他们的水外，还专门把那副“反动”春联写在最后，并用小学校墙上那幅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了结尾。

　　这篇作文既生动又轰动！清楚记得老师的批语是：你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寒假，在学习和思想上获得了双丰收！随后，这篇“优秀作文”由我工整抄写后贴在了校门口的“优秀作业园地”向全校展示……

　　这就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虽然我当时就无法理解“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对社会主义不满”，弄不清这到底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斗争”。但是，想想过去，人们心中稍有不满便“上纲上线”；看看今天，“手机段子”畅所欲言，你一定会深切地感到：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在我们的前面，一定是更加光明的艳阳天！三 1975：一张深藏了二十年的“选民证”

　　1975年，我参加了所在单位的“落实政策”工作小组。所谓“落实政策”，是指邓小平恢复工作职务以后，为纠正“文化革命”中造成的种种冤假错案以及一系列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状况，所主抓的一项“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当然，他也正是由于不断对“文化革命”进行纠偏而被再次“打倒”，这是后话。

　　我们单位“落实政策”的具体工作，就是对“文化革命”初期，以“地、富、反、坏、右”的名义，被“抄家遣返”回原籍的那些人，重新进行调查、判定和落实相关政策，其中包括返回北京的种种手续。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两个历史名词。一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在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范畴。二是“抄家遣返”：即在“文化革命”初期，以上阶级成分人的家，被红卫兵小将翻箱倒柜挖地掘墙地“抄”了一番后，把这些人及其子女统统迁出北京城，“遣返”至原籍，轰回老家，由当地人民监督劳动改造。据不完全统计，遭此命运的在北京不下几十万人，仅我所在的一个小小的街道工厂就有20人之多！

　　我和政工组长王师傅先把20多人的档案翻看了一遍，又去派出所一一进行核查，有些人还到“敌伪档案馆”调阅了他们的历史资料，最后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个“落实政策”。所谓“先易后难”，是说有些人的问题明显是弄错了，如不是地主被误成了地主，这属于“平反”范畴。有些人的问题是铁板钉钉，如“敌伪档案馆”里的特务名单上赫然有名，这属于“维持原判”，不得“翻案”！最难办的是有些人档案上记载与派出所存档很不一致，一时难以判定。

　　但是，不论难易，都需要一个一个地到这些人所在原籍去逐一核实。那段时间，我的足迹踏遍了华北平原，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穷乡僻壤，往往是先乘火车到所在市县，再换长途汽车到所在公社，然后或步行，或租自行车骑行数十里到所在村。骑车所走之路完全是坑坑坎坎，少有坦途。一路下来，屁股疼得连凳子都无法落座。更别说饮食，几次“派饭”（由队里安排到农民家用餐）让我上吐下泻，几近虚脱……

　　但是，当我每到一村，看到这些“遣返”人员那一双双渴盼回京的眼睛，那一张张经历十年风霜已完全不见城里人痕迹的脸庞，那少小离家如今早不知城市为何物的男女少年，一种心酸、一种内疚（我也曾参与过抄家与遣返），更是一种责任，让我不计艰苦、倍加努力，尽早为他们落实政策！

　　那年的深秋，我们到北京延庆县深山里的一座小村庄，去找一位李姓的“历史反革命”“落实”他的政策，其实是去通知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铁定的，因为我们到区、市公安局调查的结果，均为：解放前曾参加某反动外围组织，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在我们20几个“落实对象”中，是较“易”的一个。

　　汽车在通往延庆的崎岖山路上爬行。我清楚地记得，特别是到了一个叫“九里梁”的地方，汽车的速度骤然减慢，全车的乘客顿时紧张起来。道路极窄，一边是陡直的山壁，另一边则是百尺深涧，再加上几十米就是一个急转弯，真是令人心惊胆战！上车前就听说这里经常发生翻车事故，而整个长途汽车公司只有两位司机敢开这条路，并且只要稍有雨雪，车就停开，相当于封山。为此，山里村之落后，山里人之穷困，可以想见。和车上的人攀谈，我们所要去的小山村，一天的工分才五分钱，还不如养只小鸡生蛋，一个蛋还要七八分钱呢！我曾在农村插过队，自认为懂得艰苦，但我们那儿一天的工分再不济也有一元左右，和这里相比，家家都是“富农”哩！

　　天快擦黑时分，汽车终于缓缓到了终点。全车的人也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要去的小山村，就在终点站旁。

　　毫不费力，我们只打听了一位农民，便找到李姓“反革命”的家。那是一个用石头和石片搭起来的小屋子。虽然歪斜，却和旁边的房屋挤在一起，看起来还算结实。我们还没进屋，门口却已挤满看热闹的人。或许近十年了，还不曾有人去看望过这个李姓的人。

　　从档案上看，李姓人解放前大学毕业，自述“在上大学期间以为参加的是进步组织，后才知道实为反动外围组织，属上当受骗”。1975年当年至多50来岁，然而当我们在那间狭小的石屋里见到他时，真为他的苍老而吃惊：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腰似乎已直不起来了，沙哑的嗓音和着哮喘般的呼吸，站在我们面前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喘，说他70多岁，绝对无人质疑！可见近十年的“人民监督”已把他“改造”成什么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那混浊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说不清的眼神：是胆怯，是期盼，还是交相闪现？

　　同去的王师傅是政工组长，她先嘘寒问暖地讲了几句后，便很果断正规地对李“反革命”说：“党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消息你可能也听说了，关于你的问题，我们经过调查，并与派出所公安局作了核实，最后结论是：历史反革命的定性不能改变！因此，你还要继续留在原籍接受教育和改造！李××，你听清我的话了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我看到李“反革命”的喘息比刚才均匀多了，神情也安定多了。他站在我们对面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开始说话，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听见。王师傅立刻说：“你大点声音，我们一句也没听清！”此时，李“反革命”提高了嗓音却又十分平缓地说：“我诚心接受组织上对我的调查，我在解放前的确是做过错事，但是如果把我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请求政府对我宣布一次！”说完，睁大眼睛看着我们。

　　他的话把我和王师傅说得一愣！我还没明白过味来，经验老到的王师傅先行还击了：“看来你还没改造好，还不甘心你的失败！派出所和公安局我们都去过了，那里的材料都写着在1952年镇反时你就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白纸黑字，难道还是我们编出来的！”

　　李“反革命”接过话去：“二位同志误会了，1952年镇反时给我定性为反革命，政府怎么没向我宣布过？如果现在定性，我请求政府向我正式宣布一次！”

　　王师傅立刻接过话说：“你可真够狡猾的！什么现在定性给你宣布一次，你是1952年定的性，政府怎么会没向你宣布呢？这不可能！”

　　李“反革命”说：“确实没有宣布过！不然，1953年我怎么还会有公民权呢？”

　　王师傅说：“这更不可能了！1952年定性历史反革命，1953年还会给你公民权？你可真敢说瞎话！”

　　李“反革命”辩解说：“我不敢说瞎话，我有证据！”说完，他走近靠墙边一个充当椅子的破木箱子，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上的锁。此刻，屋子里静极了，除了李“反革命”急促的呼吸声，什么也听不到。我、王师傅、后赶过来陪我们的村支书，还有几个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都目光一致地注视着李的一举一动：只见他缓缓打开木箱盖放到炕上，从里面一件又一件往外掏着破旧的包袱和衣裳。最后，他将手伸向木箱底，拿出一个几乎看不出原色的又脏又旧的手绢包，用他干瘦黑糙的双手捧着，慢慢走近我们。借着门外的光亮，他颤巍巍地向四边抻展了那块脏手绢。我们这才看清：躺在手绢底的，是一张泛黄折皱的选民证！

　　虽然上面墨迹已非常浅淡，可是李某的名字及政府的红印，却赫然在目！

　　此时空气似乎凝固了！全屋子的人似乎全被震惊了……

　　我在瞬间想到了很多，只有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敏感”！只有遭遇过政治运动磨难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远见”！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在抄家那种生死难定的紧要关头，他居然敢瞒着红卫兵，冒死把这样一张小小的纸证藏了起来，且极有心计地带在了遣返回乡的路上！他的智慧更在于：如果在当时把这张“选民证”出示给红卫兵看，那无异于向红卫兵的权威挑战！这张“选民证”不但会被撕得粉碎，而且接下来将会是一顿更加可怕的痛打（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深知这张选民证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护身符！他像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把这张选民证深藏了下来，而且一藏就是20多年！

　　……

　　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是怎样离开那个小山村的，也全都淡忘了。我只记得，原则性极强的王师傅回城后，坚持原则，为李姓人摘掉了原本就没有戴在头上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只知道，正是这张“深藏”了20年的选民证，果然改变了后来的一切！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风走云散，桨去水合！又是30年后的今天，有谁，又能有几个人，当他们拿到自己的选民证时，会静心地去感受这小小纸张上托载的万钧神圣？！四　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现在的青年人对“出身”这一概念早已没有任何感觉了。确实，因为它已被归入“历史名词”一类，快要成为“文物”了。然而30年前绝非如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下面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件真事！但却又是一个故事，因为它发生在30多年的“从前”……

　　（一）

　　健民是我中学的校友，共和国的同龄人，高我一班。由于他的品学兼优加之“根红苗正”（家庭出身为工人），在班里不仅担任了班干部，而且还兼负了国家重要的外事任务：在校内陪伴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长子诺罗敦·纳拉迪波王子的学习与生活。

　　西哈努克亲王很有战略头脑，出于小国安全的考虑，他对所有大国强国一律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把自己的孩子分送到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等国去读书。除了培养深造的目的外，也是其外交方针中的一项措施。

　　纳拉迪波王子在学校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特别是他的毛笔字经常作为优秀作业在校“学习园地”展示。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中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鉴于纳拉迪波王子的情况，教育部门特示，他可以另行选题。而王子坚持以“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为题。他的这篇作文，成为当年中考的范文，一时在北京市各中学传为佳话！

　　因为同样优秀，健民与王子的交往也是非常亲密，或许可以这样说，王子的“优秀”与健民的“陪读”是分不开的！那个时候，健民享受着“被组织信任”的幸福，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二）

　　1966年，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拉开了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紧接着“破四旧”、“打、砸、抢、抄、抓”形成的所谓“红色恐怖”，把家庭出身与成分的重要性推向了极至！以至于人们开口说话，必报“出身成分”，所有人都被归入了“红五类”、“黑六类”、“麻七类”。“红五类”：即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黑六类”：即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麻七类”：即出身为城市贫民、小业主、中农、自由职业者、教师、职员、店员等。“出身”成了划分革命与反动的最高标准！

　　这样的情绪与气氛一直延展到了1968年初春，征兵工作开始。健民这样的“红五类”自然报了名，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去当兵肯定是板上钉钉，没有疑问。谁料张榜公布，大红纸上却没有健民的名字！他当即找到军代表询问原因，结果却使他和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工人出身”不够纯正！

　　健民心急火燎地回家追问父亲，这才知晓了一段父亲本不愿再提起的伤心往事：近30年前，他父亲在崔月犁手下（崔解放后曾任卫生部部长）曾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领导人，在华北平原一带打鬼子闹革命，声名显赫。然而“小农意识”使他父亲出了“经济问题”，由此，离开了武工队，默默无闻地几十年，由农民到工人，最后成为八级木工！

　　健民来不及品尝父亲在自己儿女面前讲述“历史问题”的那种酸楚，他的本意只是想弄清情况去向军代表申辩、表白，去争取当兵的权力！然而当他陈词再三，却仍然看到军代表那惋惜无奈的神情时，健民当即拿过一张报纸，毅然咬破十个手指，写下“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血书，表达了他坚决要求当兵的决心！

　　屋里所有的军人都被震撼了！本来就喜欢健民的军代表也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拉着健民那被咬破十指的双手，激动地说：我们不送这样的年轻人去当兵还送谁呢？

　　在军代表的努力下，健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来到了大连某野战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然而，三年的当兵生活，出身“不够纯正”的梦魇并未远离健民，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训练、工作、学习、劳动，尽管他付出了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去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尽管他多次要求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以求在战场上用生命显示自己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毛主席的赤胆忠诚！但是在那种个个都是根红苗正的群体中，健民终因“出身问题”而没能入党！

　　（三）

　　生性喜欢奋斗的健民终于有些灰心了，他回京向亲人、向同学、向朋友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大家在安慰之余，都劝他早日复员，回北京找个好工作。建民接受了“申请复员”的建议，然而在私下他向我表示：复员后坚决要求把他分到最艰苦的地方或部门去！我了解健民，他是心有不甘！他希望在艰难困苦中向党、向组织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

　　是“事有凑巧”呢，还是“天不绝人”，健民“申请复员”的消息，被一位同学的父亲知道了，恰巧这位同学和健民住在同一条胡同，因此，这位同学的父亲对健民的了解可谓“知根知底”。他找到健民谈话，希望到他所任职的汽车工业公司工作（他在汽车工业公司任党委书记）。健民还在犹豫，而大家则劝他，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或许是我的一句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说：你奋斗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求得党组织的信任吗？现在你还没去，党委书记就这么信任你，你还等啥！

　　1972年，健民惜别了他的军营生活，来到了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上班，由于有了“组织上”的信任，他又走上了幸福和顺利的坦途。三年的军旅生涯，不但没有成为他进步的障碍，反而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再加上他吃苦耐劳、勤恳工作的本性，一年多后，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健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共产党，并被任命为公司团委书记。再往后，健民先后被派到分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分厂厂长、总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最后，被任命为该公司最重要的总装分厂厂长。谁都看得出来，健民已明摆着是“三梯队”的接班人选，是上级“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不可限量！

　　（四）

　　说时短，那时长，此时已到了1976年，健民已到了27岁的年龄。用大众百姓的话说，解决了“组织问题”，就该解决“个人问题”了（请注意中国文字的巧妙措词，外国人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切都成了“问题”）！

　　健民当团委书记时，很多女孩子向他示好，有几个表达的很明确，当我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选择一下时，健民却一脸正色地说：不能利用工作之便！越在这个岗位上，越不能在本单位找对象！他的话虽然令我尴尬，然而我理解他，那就是他的性格！

　　这期间许多热心人都在帮他介绍，健民也很认真地接触过两三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是一年过去，无果而终，两三个交往过后，三年多的时间也都耗去了！公司的大姐们看着比健民还要着急，她们纷纷“指责”说：你这么认真地谈啊，这么长时间考察啊，你也太正派了！一年只谈一个，这怎么成，你的青春年华够你耗几年的？你得改变策略，同时见几个，同时几个谈！经不住大姐们的劝诱，健民终于答应同时见同时交往几个了。然而刚过了一个多月，健民便找到我们说：不行！我受不了了！同时见几个，我都忘了跟谁说过什么了，全乱套了！健民的话一下把我们全逗乐了！我说：谁叫你错过当团委书记的最佳机会呢！现在你自己尝尝“正派”的后果吧！哈……

　　（五）

　　似乎是在1977年的一天傍晚，很久没有联系的健民敲响了我家的门，打开门一看，健民的身后跟着一位女孩，很不自然地站在那里。我赶紧请他们进屋，心想这一定是健民的新女友，而且一定是他满意的一个，否则他是不会带到我家来的。我的猜想没错，健民在简短的介绍语中，透着热恋中的幸福与自豪。我打量了这位女孩一眼：白皙的皮肤，黑黑的头发，绝对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不说惊人，但很经看。得体合身的衣衫与她内向的性格协调淡然，只是在她单纯的眼神中似乎还闪烁着什么，是柔弱，还是羞涩，我一时没有看清。她叫阿静，简单的交谈中，知道她在一个工厂当工人，与健民已来往半年多了，都很满意。健民告诉我说，他已向组织汇报了，请求组织调查政审（政治审查），随后他就准备着手婚事了……

　　我们都为健民高兴，期待着他幸福生活的开始。

　　（六）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去二里沟办事，恰巧路过健民的工作单位，顺便去看望他。当问起他与阿静关系的进展时，健民一脸不解地说：阿静的母亲过去很喜欢他，每次到她们家都把他待若上宾，让他自己都十分不自在。阿静的弟弟也一口一个“姐夫”，叫得他很不好意思。但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冷若冰霜不说，还常常下逐客令，不是说天晚了，就是说有事要做。过去临走时，阿静的母亲总是要阿静送健民。为此经常是健民推着自行车，阿静在一旁走，可谓“漫漫长安路，娓娓知心语”（阿静家在六部口，离西长安街很近），你送过来，我送回去，直至深夜仍恋恋不舍。但是现在，不但不许阿静出门，还说大晚上在外面不安全。健民几次追问阿静缘由，阿静都说自己也不明白，再深问下去，便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泪流满面，让健民也问不下去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下午，健民破例到单位约我出来，就在西长安街上，电报大楼前，他红着眼圈，语气低沉、一脸悲伤地告诉我：就在昨天晚上，就在这里，他和阿静分手了。听完，我无言以对。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问为什么。

　　（七）

　　原来，当健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与阿静的恋爱关系后，党委组织部立即着手了对阿静及其家庭关系的“外调”。结果是：阿静的家庭出身有政治问题，其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倒卖全国通用粮票，投机倒把，被判刑十年，是劳改犯，至今在外地劳改农场就业。当组织部长语气严厉地对健民说：“这个女友"政审"没有通过，不允许再继续交往下去！我们要对你的政治前途负责！”时，健民再也忍不住了，他几近咆哮地说：出身！出身！又是出身！我要的是阿静，不是她的出身！难道还要她一个女孩子为自己父亲的问题再去承受一辈子吗？

　　看到健民发火，组织部长倒是口气平缓了下来，他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外调工作早就结束了，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找你谈话，是我们犹豫再三，不希望你受到打击。但你是公司选定的“三梯队”成员，在上级组织部门已批准备案，和这样的女孩交往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健民辩解说：我要娶的是阿静！她父亲有问题但不在北京，我可以划清界限，永远不和她父亲来往！只和她的母亲、弟弟在一起总该可以了吧？话音刚落，没想到组织部长的口气更加严厉了：你相不相信组织？我找你谈话是为你的前途着想！没想到你这么执迷不悟！有些事本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但现在我要告诉你，她母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知道她那个弟弟吗，那是她妈搞破鞋和别人生下的野孩子……健民的脑袋嗡的一声！组织部长后面说了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他低下了头，半天说不出话来。稍后，他静了静心，开口打断了组织部长的话：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但是有问题的是阿静的父母，而不是阿静！阿静太可怜了，难道历史造成的重负还要让这样一个纯洁柔弱的姑娘去承受吗？我宁可不要政治前途，宁可下车间去当工人，阿静我是要定了！说完，大步走出了组织部长的办公室，登上自行车直奔阿静去了。一路上，委屈、怜悯、愤怒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在心底大喊：该死的出身已经害得我够惨的了，我决不能让阿静再受其苦！我要马上向她表白：让他妈的出身见鬼去吧！我健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她……

　　（八）

　　谁都不会想到，健民见到阿静的结果竟然是：阿静不要健民了！

　　阿静已经哭了整整一夜，毫不夸张，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她沙哑着嗓音告诉健民，自从有人上她妈妈单位外调后，妈妈对健民的态度就开始变了，她对阿静说，健民是扰乱她们家的害人精！你要是还和健民来往，就死给她看！而且不管阿静如何哀求，决不改口！痛苦了一夜的阿静最终无奈地决定：只好要母亲，不要健民！其柔弱的性格终于在此起了关键作用。她抽泣着对健民说：不要怪我不够坚强，要知道我父亲长年不在北京，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把我们姐弟俩抚养成人，我无法看着她那样伤心！只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你们单位去外调那么恼怒！那么对你不容！难道就不能不去外调吗？

　　此时，健民的心中已全明白了，本来在来阿静家的路上，他早已做出决定：把一切知晓的事情都埋藏于心底，埋藏一辈子！然而，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半年后的一天，阿静的母亲突然来到健民单位约他谈话。人多，眼杂，声乱，健民索性打开一辆组装好的汽车车门，就在驾驶室里会见了这位原来本该是他的“丈母娘”。

　　咽声为序，泣声为文。在和健民分手后的半年里，阿静整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日益消沉，谁介绍男朋友也不见。母亲心疼女儿，最终妥协，同意她和健民交往，但阿静说，是自己拒绝了健民，没脸再去见他。最近两个月，阿静天天傍晚到长安街健民骑车回家的路上去堵他，她想用偶遇的方式打破僵局，常常等到深夜才归，却不料没有一次堵到健民……阿静永远不会知道，长安街已成了健民的伤心地，他害怕触景生情，因此下班后骑车改走了另一条路，这或许就叫阴差阳错、人不投缘吧！

　　阿静母亲说：健民，我是厚着老脸来见你的，救救阿静吧！她现在瘦得人都变形了！是阿姨不好，阿姨自私！把阿静害了，把你们害了。我知道你们单位去外调了，阿姨求求你不要……

　　“伯母！”健民立即打断了阿静母亲的话，“请不要再往下说了好吗？只是您当时太不了解我健民了！在那样困难的年代，您孤儿寡母生活实在不易，我们做晚辈的，有什么理由去责怪您呢！我希望您永远不要再歉疚，也永远不要再提起，行吗？”

　　健民话音刚落，阿静母亲瞪大了双眼，她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或许是十多年来，她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了！她双手抱着健民，忘乎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哭声穿透了驾驶室，飞向了车间，飞过了厂房，飞到了京城长安街上空。

　　只是，这懊悔的哭声，来得太晚、太晚了…… 五 1969：生死夺命九十里

　　五月，已经到了晚春时分，而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土地才刚刚开始化冻。十几名知青熬过了近半年的寒冬（因山上从十月初便开始下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准备立即着手实施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春季攻势”——种菜！

　　为什么这样兴奋，这样迫不及待？

　　一年的插队生活，使我们对“艰苦”二字的含义有了更加切身而具体的感受：缺水和缺菜，便是其中两项重要的内容！

　　缺水！你看过张艺谋、吕丽萍主演的电影《老井》吗？邻村之间为抢夺水源而闹出人命、结下世仇，正是晋中山区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十几口人（五口农民加十来个知青）的小山村，唯一的水源，全靠半山腰上一个小小的渗水坑：一夜时间，刚刚渗满，两桶下去，坑就见底，再想用水，只有明天。这宝贵的水只能用于做饭和饮用，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之中我们不分男女很少洗脸，更别说洗澡那种“奢侈”的享受了！

　　缺水自然就缺菜！我们在插队的头一年，除了刚刚进村时好心的老乡送给我们一筐胡萝卜外，全部的菜就是每人分到的几十斤土豆和刚从北京来时带的一点咸菜了。

　　一年里，土豆丝、土豆块、土豆泥、土豆片，蒸土豆、烤土豆、烧土豆、煮土豆，真是几乎吃了个“土豆大全”！明眼人说，“不全”！还没有“炒土豆和炸土豆”呢！还真让您说着了，我们每人一年还不到一斤油，从不敢吃“炒”菜，更别说“油炸”了！

　　那段时间，我们真是人人到了说起土豆想吐、见到土豆想呕的地步！因此，十几个人蜷缩在冬日冰凉的炕上，七嘴八舌地谋划着改善生活的“春季攻势”——种菜！现在时机终于到了，你说我们能不兴奋吗？

　　那天午后，我们在小水坑旁不远处，开辟了一小片荒地，总共也就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开大了也没用，本来就没多少水。就这样，浇菜的水还得从我们吃饭喝水的份额中挤出来呢！

　　因为这是我们知青的第一块“自留地”，所以大家干得非常起劲，翻土的翻土，垒垅的垒垅，清石的清石，耪地的耪地。从中午日头高挂，干到天快擦黑，平平整整一小块菜地初具规模，就差施肥这道工序了。山上很少有人来，这点珍贵的“有机肥”，全靠我们十几个人一冬天全体“努力”积存下来，晾干后也不过才两筐多点。我双手端起一筐，提到胸前，走向菜地……突然，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绊了一下，我稳不住向前扑倒在地，一筐粪洒了出来，被我压在胸前，有些还溅在我的脸上（好在是干的）！大家哄的一声笑了……我使足劲想翻身站起来，却发现脚上带着东西根本挪不动，大家定睛一看，笑声戛然而止：不得了！刚才起粪耪地用的三齿钉耙，不知是谁朝天而放，被我一脚踩上，钉齿穿鞋而出，所以把我绊倒了！因为当时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看着穿透鞋面而出来的钉齿，我以为是从脚趾缝中钻过来的，于是大喊：快帮我拔出去！待我坐在地上，将钉齿拔下，脱去鞋袜一看，所有人顿时惊呆了：钉齿从我大脚趾下向上穿透指甲盖而出，大大的三角形创口，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一个女生赶紧掏出手绢为我包扎，但血很快浸透，整个手绢一下变成乌黑，我们的“赤脚医生”赵力急忙扶住我说：赶快回去上药！

　　所谓“上药”不过是上些碘酒和紫药水，然后用纱布裹住贴上橡皮膏。除了这些，我们的小药箱里只剩点头疼感冒药，再无其他！

　　不一会儿，所有插队的同伴全都赶回来了，带着焦急的神色，询问我的伤情。这时天已经黑了，不知是谁点燃的油灯，翻出那本我们全体知青的医疗指南——《农村医生手册》，查看如何治疗我的伤病。当他读完有关“破伤风”这一条目时，昏暗的屋子里，顿时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我更是惊慌地一把夺过书来凑近油灯，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破伤风杆菌……厌氧性……潜伏期七天至一个月……肌肉痉挛呼吸困难……导致死亡……最易感染物为铁锈及粪土……”粪土！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那只扎透我脚的三齿钉耙，是刚刚用来起粪的！有人急忙喊道：“快看看治疗方法！”“必须及时注射抗破伤风血清，后期注射无效”！——这是条目的最后一句话。

　　太危险了！太可怕了！

　　“抗破伤风血清”？哪儿有？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杏林塔，离小队有五里山路，离大队又有五里山路，离公社卫生院有五十里盘山公路。“抗破伤风血清”只可能公社卫生院有，“明早必须赶去公社卫生院，没什么可说的！”朱维毅代表大伙儿说出了这句话，张振国紧跟着说：“对！明天一大早，我和维毅一起，先背到小队借个平车，然后去公社！”

　　当晚，我的大脚趾开始剧痛，并且伴随着我的脉搏，一下一下地跳着痛！我在炕上大汗淋漓地翻来转去，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减轻那种痛楚！人说“十指连心”讲的是手指，其实脚趾何尝不是！不信你就试试！

　　全炕的男生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一是为我担心，二是被我折腾，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盼着天明……

　　10 里——

　　天还没有泛白，我们就急切地上了路。先由维毅背着我，振国在一旁边打手电，边探路，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几乎是一溜小跑，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况且已经过了整整一夜，不知那些“厌氧性破伤风杆菌”闹腾到了什么程度！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当时不出发，而要耽误整整一夜时间呢？这是因为你对“晋道难”有所不知。通往我们村的那条山路，曾有记者在报道中形容：除了山羊，连毛驴都很难上去，更何况人走！特别是夜路，如果没有明亮的月光，你几乎看不清脚下，用手电筒照明，只能看见眼前，反而常常误入歧途，本想下山，却又爬上了另一个山头。

　　道路如此之难走，维毅和振国（当时年仅16岁和18岁）还要背负着一个被疼痛折磨得瘫软而又失去自控力的大活人。如果你背过人就会知道，没有自控力的人不能配合你的节奏，分量必会增加数倍，如此行路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碎步快跑，跌跌撞撞，几十步就要换一次人，又急又累。劳动一天后又一夜被我折腾得无法入睡，身心之疲惫根本不用形容！此时他们的脑海里除了抢时间救人救命再无其他，就如战场上生死与共患难并存的战友和兄弟！在今天回想起来，这种情谊该是多么的珍贵！

　　五里山路跑完，到了小队寨洼，敲响门叫醒小队长要了一辆平车将被子铺上把我放躺上面，由振国“驾辕”，维毅“拉套”继续向山下“驶去”。山路依然很窄，崎岖不平，掌控平车比背负病人丝毫不省力气。有两次因路坑洼不平，平车几乎翻到山下，幸亏维毅和振国跪在地上脚蹬石块极力撑住，才化险为夷。汗水早已湿透了他们的衣衫，半昏迷状态的我偶尔睁眼，能看见他们二人头上升腾的热气……

　　又是五里山路，好不容易到了大队庆城。想想大队卫生员根本不会有什么“抗破伤风血清”，于是决定立即奔往公社的公路，急速前进！此时天空才刚刚开始发白……

　　30 里——

　　公社的全名叫“石圪塔”人民公社，读起来就是“石疙瘩”，听这名字就不难想象山石会有多少，山路修通该有多难！

　　公路沿山而修，大多地方只能容一辆车身通过。一侧是峭壁，而另一侧则是十几到几十米深的山涧，危险无处不在。县里开出的长途车是今天发出，明天开回，就此一辆，倒也适应这盘山公路的路况。因为最怕的是迎面来车，全路100多里仅有少数几处才能错开。据说一次长途车迎面碰上一架牛车，牛不会后退，长途车硬是生生退了好几里路才把牛车让过。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此时一辆拖拉机“突突突突”迎面而来，谁让谁？振国赶紧前去说明情况，拖拉机听完二话没说，向后倒开几里让我们先行……

　　天开始放亮，忽然，嘀嘀！嘀嘀！嘀嘀！——十几声野蛮的汽车鸣笛从后面传来，将我从昏睡中惊醒，这显然是要我们快快让路！振国和维毅在前面拖着疲惫的步伐，低头缓步拉着车前行，后面无理的汽车喇叭声肯定惹怒了他们，维毅边拖车边说：没看见车上躺着人吗！你按吧！就不让！振国也说：往哪让？没法让！让他们跟着吧！后面的喇叭声长鸣不断！更加放肆、更加粗野了！嘀嘀！——整个山谷都在回荡！我躺在车上努力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吓得声音都走了调地大喊：快让路！赶快让路！再不让他们就开枪了！维毅和振国听到我的叫喊，停下脚步回头一看：一辆卡车就紧贴在我们后面，驾驶楼顶上，两人护卫，中间一个人正架着一挺机枪，枪口直指我们！两旁的踏脚板上，各站着一人，他们一只手扶着车窗，另一只手各执一把手枪，在向我们挥舞，明白无误地警告我们赶快让路！

　　害怕！惊恐！莫名！无奈！振国和维毅拼尽力气，急拉急行，急寻较宽之处，好给后面的“不明恐怖车”让路。而我顿时忘了疼痛，一脸清醒，瞪大眼睛注视着那几支枪口！不停地催促他们：快！快！快点！

　　终于找到一块稍宽的地界，我们的平车紧贴山壁，“恐怖车”加大了油门，怒吼着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此时这才看清，车厢里押运着十几个人，他们个个都被捆绑着，被押送他们的人坐着、踹着、踩着、蹶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土匪？还是……

　　这是令我们终生难忘的惊悚的一幕：1969年5月的一天，太行山余脉一条崎岖的小路上，高山、深涧见证了三个惊魂未定的北京知青，拉着平车在为一名知青夺命的路上差点儿丢命！

　　50 里——

　　到公社卫生院了！我们都兴奋至极，深深松了一口气，终于有救了。由于天太早，卫生院还没开门，我们顾不得这么多，呯！呯！呯！砸响了院长的屋门。或许是惊醒了他的美梦，他起身后不顾我的疼痛，睡眼惺忪粗暴地翻看了一下就说：“我这儿没有"抗破伤风血清"！再说骨头有没有问题还要照片子才知道，我这儿也没设备，你们去县医院吧！”说完，打着哈欠就回宿舍继续“挺尸”去了。

　　我们三人顿时像被泼了一桶冷水，从头凉到脚。什么？去县医院？还有整整40里呀！我们的心理准备，还有维毅和振国的体力准备，都已止在了这50里处的公社卫生院。在快到达卫生院的时候，他们二人兴奋得几乎快拼尽了力气。现在怎么办？找院长去辩论吗？有个屁用！他态度恶劣是真，但公社卫生院设备之简陋、医药之不全也是真！

　　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有病基本等死的悲惨状况。也开始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时，做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英明指示！我在心里说：毛主席呀，您太伟大了！如果不按您的指示去做，我们知青又该怎样活？

　　可是感慨解决不了眼前任何问题，纵使再念几百遍语录，也变不出“抗破伤风血清”来。维毅和振国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走！去县城！那一刻，我的泪水从心底涌出：共同的处境共同的遭遇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命运！

　　就这样，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的知青们，在走过50里崎岖的山路之后，又踏上了苦难的人生之路！

　　70 里——

　　太阳高挂，70里处，是北流公社的地界，也是一处铁路工程的工地。在一个岔路口，振国和维毅几乎是精疲力竭了，他们找到路口的一棵大树，把车平放，尽量让我处在阴凉下。不一会儿，路口对面三五成群的人逐渐汇集到一起，一边向我们这边探头探脑，一边对我们指手画脚，看上去，都是些工地的工人。我们虽然有些奇怪，但却没有精力再去搭理他们。此时，我的脚开始火烧一样地跳痛，不得不掀开盖在身上的被子，解开缠在脚上的纱布察看一下伤情。可就在这时，对面的议论声由小及大，由远及近了。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慢慢向我们走过来，半神秘半小心地问道：“你们是些什么人？到这儿来做甚？”我们本来都已累得无精打采，以为来人是闲着没事、好奇，因此不想理他，我只是懒懒地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们是北京来的知青，干活受伤了想去县医院看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完这句话，来人紧张的神情居然一下松弛了下来，只见他朝后面一招手，喊了一声：“北京来的知青，没事了！”完后，一群人纷纷朝我们走过来。那位干部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县里昨晚武斗，枪炮打了一夜，可能根本进不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们是武斗受了伤，逃到这里来躲避的呢？刚才，造反派的几辆卡车把抓到的"对立面逃犯"都拉回县城去了，长枪短枪机枪的，都把我们吓坏了！”他这一席话，才使我们明白路上的“险遇”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接着，有人问我是怎么伤了。当我简单说完，并表示去县医院主要是注射“抗破伤风血清”时，那位干部露出笑容说：“"抗破伤风血清"？我们这儿就有呀！你们不知道这儿是工地，经常有锈钉扎伤人的事。”边说，边招呼旁边的人说：“快！快！把北京娃儿送到医务室，叫医生快给他打针！”

　　我、振国、维毅真是喜出望外，刚才听到说县城进不去了的时候，我们都绝望已极，没想到刚过一会儿竟然又绝处逢生了！

　　我已记不清工人们是怎样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医务室的，只记得医生是在打了试验针后，给我注射了一支“抗破伤风血清”，随着那一管药液被缓缓推进，我们三个人的心才算是终于放下！医生说：你的脚还需要照个片子，才能最后确定病情，但是我这里也没有设备，县医院肯定是不能看病了，最好找一家部队医院，武斗可能还影响不到他们那儿！说完，他边收拾医疗器械，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唉，这么小的北京娃儿跑到这儿来遭罪，真可怜呀！”

　　我永远会记得北流工地那一群善良的工人、干部和那位医生，他们淳朴的真情和人性，在别人危难之时自然顺畅地流露，对我心灵的震撼化作了一生的感激！

　　90 里——

　　终于到县城了，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振国和维毅拉着平车，缓缓地在县中心街道行走，一边目瞪口呆惊慌无措地四处张望，一边回忆和搜寻着部队医院的去路。

　　一夜的武斗，县城好像完全变了模样：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路不像路，道不是道，到处是垂落在地被打断的电缆电线，街旁的建筑满眼是弹痕弹坑，地上丢满了武斗时用过的木棍、钢管、石块、玻璃、门框……县革委会那座全县最高的五层楼正方形建筑，房顶四个角处都用大米和白面袋堆成了碉堡工事。残墙断壁上贴满了造反派胜利的口号和“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之类威慑性的标语。被击毁的车辆到处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这是一个真实的战场！比街景一片“弹洞前村壁”更可怕的是，整个县城竟然寂静无声，除了被炸毁的建筑外，所有房屋都门窗紧闭，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仿佛来到了一座死城！我们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不知何时何处会不会有冷枪向我们打来，自小在部队长大向往战争盼望当战斗英雄的我，竟怕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最终找到了那所部队医院，特别是那里还有我们知青同伴的妹妹在学习针灸医术。有熟人的引见，一切都很顺利，照片显示结果：脚骨无伤，并无大碍！当我们三人看到这一结论时，全身一松，连相互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尽管多年之后，我曾极力搜寻：我们是怎样从部队医院离开的？又怎样回到的小山村？却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脑海中至今竟然是一片空白！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