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四万亿投资效益：辩证看待当前的高投资率

　　今年以来，在四万亿大规模投资的引导下，“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齐头并进，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平稳增长或降幅收窄、环比增长态势，内生动力逐步增强，中国经济已经顶住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正步入企稳回升通道。如何客观理解中国的高投资率，如何平衡“今天”的投资与“明天”的投资，如何保证投资效率的提高和动力转换是求解四万亿投资效益的关键。

　　辩证看待当前的高投资率

　　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因其对经济拉动见效快、乘数效应大的特点，成为去年底以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在四万亿投资的有力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前11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6.86万亿元，同比增长32.1%。以投资为主要驱动的强劲内需增长抵御了巨大的外部冲击，较快地扭转下滑局面，使经济率先实现了V型复苏。

　　然而中国的高投资率依然饱受争议。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的高投资率？事实上，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重启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动力机制看，中国高投资率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和客观性。

　　首先，就工业化进程与投资演变规律而言，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上升，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不同收入国家的投资率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是在1952年-1973年，这也是日本工业化阶段。9%的GDP年均增速使其率先从欠发达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内，其最终消费率达到了66%，而资本形成率则为33.48%，造就了日本的黄金增长。

　　其次，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历史经验看，投资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引擎。1978年至199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0.3%，1990年至2000年升至36.1%，2001年至2007年贡献率更是加速上升，平均为48.36%。我国投资每增长1%，则当年GDP增长0.48%。根据世行的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GDP增长率，除了有2%-4%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资本积累的贡献。

　　再其次，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走出谷底，主要是投资主导型复苏。去年年底以来，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国家迅速出台了两年新增投资四万亿元的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新增投资11800亿元。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三季度，国家已先后下达了四批共3800亿元中央投资。根据统计局测算，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个百分点，资本性形成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抵消了净出口下降拉低的3.6个百分点。在外需约束型经济中，投资成为“保增长”的主要引擎。四万亿更着眼于明天的投资

　　不过，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复苏，中国还必须在危机管理和结构性调整之间取得平衡。当前在四万亿投资中有很大一部投入到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既包括经济基础设施也包括社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所谓“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直接决定了其后续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达到的高度，为经济提高潜在产出提供物质基础。

　　可喜的是政府在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的同时，更加关注向有利于消费型投资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倾斜，一些关系民生的行业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前三季度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增长72.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增长71.7%，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增长68.3%，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57.4%，教育业增长42.4%。投向生态建设、水利工程、环境治理工程、节能减排技术等社会民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这些投资不仅是为了今天的增长需求，更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着眼于提升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未来投资。从这个层面上讲，四万亿不仅仅是确保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最主要驱动力，也是未来结构性攻坚使中国经济走向平衡发展之路，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

　　结构优化带来增长动力切换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非常时期，扩大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如果不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释放出民间自主性投资，就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难以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的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难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难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

　　因此，为提高投资增长的效率，下一步要积极发挥乘数效应启动民间资本，使复苏动力由政府投资拉动型切换到市场内生增长型转变。要借此大规模投资之时，尽快打破行业垄断，扩大对内开放。放开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等)、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医疗、教育服务等)、金融服务、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垄断行业领域的准入标准，明确准入时限。政府要为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各种方式,参与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技术研发和改造升级的投资力度，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准入的动力问题。(张茉楠) (来源：《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