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知进：父亲陈赓的恨与爱

　　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

　　蔑视蒋介石　憎恨顾顺章

　　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的爱与恨都十分鲜明。他会用蔑视的口气给我们讲蒋介石的故作姿态；让他切齿憎恨的坏蛋是出卖灵魂、出卖同志的叛徒顾顺章；他看不起在革命风浪中摇摆不定的人。然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对领袖、战友、朋友的感情。

　　父亲的经历，在我军将领中是独特而具有传奇色彩的，他的坎坷经历与中国革命的历程紧紧相连，他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包括国共两党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很深的交往。

　　周恩来伯伯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从黄埔时期起就是他的良师益友，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他会想尽办法找到总理去解决，为了让总理批准调往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能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签字。可是父亲生病后，在公共场合遇到周伯伯，父亲总躲在大个子罗瑞卿叔叔后面，怕的是周伯伯见到他后，又要询问关心他的身体健康而让繁忙国事中的总理分心。

　　他曾带我们去看望过他尊敬的师母宋庆龄主席和何香凝奶奶。每次宋庆龄主席出行，他一定要亲自去迎送。遇到两位老人过生日，父亲一定会和母亲一块儿去祝寿。他也常会与廖梦醒阿姨为到底是谁看着谁长大的而争执不下，笑着抱怨“廖公子”廖承志叔叔与他一起入狱，却置他于不顾先他出狱。其实当年狱中还是爸爸为廖叔叔献计，尽快通知其母何香凝和孙夫人，利用舆论压力才使廖叔叔尽早获释的。

　　父亲也常会见一些原国民党的资深人士、民主人士。他的一些黄埔同学，包括那些昔日的同窗、后来战场上的对手而又被释放的战犯，都一直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相约一起为解放台湾再出一把力。

　　越南的胡志明伯伯也是他很敬重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又经历过50年代初越北战火的考验。那年胡伯伯访华，从中南海出来路过我们家，听说父亲住在此，不顾外交礼节，非下车探望养病中的父亲，害得穿着短衣裤在院子里乘凉的父亲措手不及，那穿着倒与1950年他们在越北战场上共同指挥战斗时有些相似。不懂事的小弟弟小涯好奇地爬到胡伯伯身上去揪他的胡子，爸爸急忙要把他拉下来，胡伯伯笑着说没关系。因为胡伯伯早就说过，他们是“心心相印”。

　　父亲一生艰辛，多少次死里逃生，有多少人救过他的生命。他给我们讲过，在南昌起义后负伤时，把他背出战场的卢冬生，在汕头救他脱险的护士小姐，精心治疗他的伤腿的傅连暲医生，上海的牛惠霖、牛惠生医生，从监狱里帮他逃出来的广东麻子……他在解放后曾千方百计地去打听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寻找他们的下落。此次，为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整理材料时，我又发现有多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而生存、脱险。有身患重病的中央领导，身陷囹圄的革命领袖，有战争年代的红小鬼、战友，被错误路线陷害险些丧命的同志……有更多的战友和他一起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这才理解了什么叫“生死之交”，也明白了为什么父亲的朋友这么多、这么广。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一块。

　　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回到故乡——湖南湘乡 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回到故乡——湖南湘乡

　　父亲在解放后重返雨花台给妈妈的信上说：“这次在南京，曾乘暇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在许多陈列的照片中，发现了很多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和难友，一时间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因此，想到我还活着，较之他们(烈士)占了大便宜，若果我还不振作，如今有些疲惫感的话，那我太对不起他们了。”看了这段话，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他那样的千方百计寻找、照顾烈士的家属、子女，帮助那些为革命工作做过贡献的人，更理解他为什么是那样的“工作狂”。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与他的老战友相约要一起去井冈山看看，虽然他没有在那里战斗过，但他参加过的南昌起义点燃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曾在那里燃烧，那儿也是他们在上海隐蔽战线工作时，冒死搜集敌人情报、帮助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而保卫过的圣土。他也想到他抗战时长期战斗过的山西太岳区老根据地去看看，但又感叹如何面对老区人民：“是他们支持养育了部队，而我带出的部队牺牲了那么多人，她们如果向我要儿子、要丈夫呢？”那年他已经到了太原，可是因为中央要开会，被叫了回来，使他深感遗憾。他一直在关心着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老区的建设和发展。

　　在他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湖南湘乡。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当父亲来到老乡家里，看到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和他们饭桌上还算丰盛的饭菜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说不要看饭桌而要看看米桶和谷仓时，当地干部傻了。对着空空的米仓，他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原来当地干部是怕他看到伤心，先给邻居们发放了鱼肉饭菜。这使他很心痛，而他并没有过多的责备基层干部们，只是给他们讲了要实事求是，带领群众共渡难关的道理。回京后，还是想办法给县里拨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支持。

　　让我们多了解些过去 让我们多了解些过去

　　1961年放寒假，爸爸带着我们去了上海。他曾对妈妈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一来因为他是病号，会给当时在那儿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上海的同志邀请他时，他便欣然而来了。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他希望能让我们也受到教育。

　　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爸爸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起了故事。他告诉我们解放前，国民党高官坐的火车包厢叫作花车，他在特科工作时到天津出差所坐的那列火车就挂上了这样一节花车，而花车的主人就是他黄埔的老熟人钱大钧，他躲来躲去还是被他发现了，几经周旋后终于脱险。他曾下决心要和他的这些黄埔故旧最后在战场上决高低，他做到了。火车正开向上海，勾起他往事思绪，这次他又给我们讲了东征时救蒋介石的那一段和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向他劝降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

　　在上海，他要我们去“大世界”开开眼界，给我们讲什么是旧上海花花世界，什么是冒险家的乐园；他还带着我们去外婆家，也要我们了解上海普通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敌伪时期的监狱。那阴森森的水牢、可怕的地牢深深的震撼了我，世上居然还有这样残酷的地方！

　　那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住在丁香花园时，他一直要市委的同志降低伙食标准。当妈妈从院子的草地里找来野韭菜来做菜，爸爸可高兴了，一边招呼着大家吃菜，一边和妈妈一起给我们讲延安大生产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闻到那野菜的清香和感到那乐融融的气氛。

　　后来妈妈告诉我们，正是那会儿，他曾多次对她讲，说我们还小，还不了解他们的过去，要她多给我们讲讲他们是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两腿拍照，说这也是他的遗愿，要让我们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