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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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将县委书记选拔管理升格为干部工作的战略重点，广东湖南浙江等多省纷纷试水
2009年，新中国迈向下一个改革开放30年的元年，县委书记这一干部群体的建设正在被日益提升到战略高度。
今年4月，中组部颁发《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密集地在“管用”县官方面进行个性化探索。
在5年前广东率先将一批任职满5年的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之后，不少省份也进行了探索。其中，今年下半年，湖南、广西等地一次性将16名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
专家认为，这是自1983年实行干部分级管理、下管一级管理体制后的一次重大调整。
“县委书记要实行重点管理”
对县委书记的要求和管理，不能按一般的处级干部来对待。要严格把握县委书记人选的条件，把最优秀、最合适的干部选配到最需要的县委领导班子担任班长
2009年就要过去，回首这一年的中国政治，不难发现有一个突出的“县委书记现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今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力，指向解决县级区域内重大社会矛盾及事件、县委书记腐败、任期不稳等问题。
今年4月，中组部颁布《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这是我国数十年来第一份专门关于县委书记的中央文件，将县委书记选拔管理升格为干部工作的战略重点工程，对县委书记“要实行重点管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大胆创新，密集地在“管、用”县官方面进行了许多个性化的探索。今年7月前，云南、河北、湖南等省份相继落实中组部要求，规定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要按程序报经省委常委会议审议。
一个县委书记往往管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其权责、压力，都不是一个机关的处长所能比拟。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贯彻落实《规定》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县一级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对县委书记的要求和管理，不能按一般的处级干部来对待”。他要求，严格把握县委书记人选的条件，把最优秀、最合适的干部选配到最需要的县委领导班子担任班长，认真抓好县委书记的教育培训，进一步完善对县委书记的考核，切实加强对县委书记的监督，有效激励县委书记干事创业。
专家认为，这是自1983年实行干部分级管理、下管一级管理体制后的一次重大调整，在此之前各省份的普遍情况是，将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权下放到地市级党委。
县官升半级广东开先河
在雷州实现“一年要稳定”的短期目标后，广东省委于2005年11月决定将汕头市龙湖区委书记张泽华、清远市阳山县委书谢士新等5个任职满5年的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
“其实，我们书记早就是副厅了!”在湖南、广西于今年下半年一次性提拔16名县委书记为“副厅”后，雷州市委书记的“副厅”身份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04年，从湛江市麻章区委书记调任雷州市委书记的李昌梧，被提拔为湛江市委常委。当时的雷州，社会问题丛生，财政收入低，经济发展滞后，干部职工的工资水平与相应的级别比少了200多元，士气低下。
“就在这一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考察雷州时，要求我们‘一年要稳定，三年要变样’，并要求将雷州市委书记高配为湛江市委常委。”李昌梧说。
在兼任湛江市委常委的李昌梧的治下，雷州很快初现政治清明的气象。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在当地狠抓干部队伍建设，把29个派出所的所长全部交流，其中几个有问题的被停职、免职，甚至是追究法律责任。将垄断各个行业的“业霸”驱散，抓了1800多个逃犯，对2400多个吸毒人员强制戒毒。经济发展也相对提速，地方财力增强，2005年财政收入达到了1.2亿多元。
“民为邦本，县为国基。”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县是一直由国君直接委任官员管理的行政区，县官则承担着行政、司法、税赋等多种职能。
在雷州实现“一年要稳定”的短期目标后，广东省委于2005年11月决定，将汕头市龙湖区委书记张泽华、清远市阳山县委书谢士新等全省5个任职满5年的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在全国率先把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级”。
“副厅”县官已有多省探索
各地“高配”县委书记的方式各有不同。这是自1983年实行干部分级管理、下管一级管理体制后的一项重大调整。
事实上，在广东率先启动县委书记高配“副厅”之后，不少地方也相继展开了探索。广东、山西、海南、江苏等地早就对县委书记升格进行了不同尝试，各地“高配”县委书记的方式又各有不同。
四川、江苏等地广泛采用以地级市副市长(副厅级)兼任县委书记的形式，来高配县委书记。而浙江、广西、吉林等地则将县委书记“兼任”市委常委职务，从而使之行政级别提高半级。
海南省的尝试则更加大胆。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显示：2007年8月，唐剑光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书记(正厅级)的位置被任命为昌江县县委书记(正厅级)。
这是自1983年实行干部分级管理、下管一级管理体制后的一次重大调整。
资料显示，建国初期，我国县委书记的级别，事实上跨度还比较大，国家干部按25级划分行政级别，13级以上为高级干部，17级以上为中级干部。在这个架构中，有13级县委书记，也有18级县委书记。但在1993年的公务员行政级别划分中，将县级正职划为7—10级，正处级。副厅级县委书记基本消失。
■专家视点
“副厅级”县委书记谁来监督？
县委书记已是公认的腐败高发人群，原本就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高配为“副厅”，与此同时，监督高配为“副厅”了吗？怎样防止“副厅级”县委书记独断专行？……
在湖南将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引起公众关注之后，人们一系列的担心浮上了水面。
“由于级别配置较高，这些地方在发展资源的竞争中往往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说。
知名“三农”专家于建嵘认为，县域治理更需要推动地方政治自治，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开，应该说，把一地书记高配半级也是在不触动现有体制下，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帕累托”选择。例如，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等人同时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党和国家领导人”。另一个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各省份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党委书记一般兼任省委常委。
■对话
当县委书记不后悔苦中有乐还有困惑
●我觉得还是“书记”这个称呼听得顺耳。其实级别是次要的，关键是由此在地方发言权更大了，在地方更有权威，也更容易为地方发展谋取资源。
●基层工作难做啊!提拔为副厅，这是上级对我们工作的鼓励，让我们这些在基层的老实人有奔头。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对我们说，县委书记这个位置很重要，提高你们的级别，你们就在基层好好干，不要再考虑升官。
●我认为，在中国做领导，一定要读懂基层这本书。有些“三门干部”，老是出差错，就是因为缺乏基层锻炼，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有点眼高手低。
还是“书记”听起来顺耳
记者：5年前升任“副厅级”县委书记，当时有什么感受？给个人带来了哪些变化？
李昌梧(湛江市委常委、雷州市委书记)：我的第一感觉是责任更重大了。这个责任，要比级别工资上调大得多。
2004年我从湛江市麻章区调任雷州市委书记，同时兼任湛江市委常委。由于之前我在雷州做过几年市长，组织上认为我熟悉情况，就把我调过去。
当时雷州的情况比较复杂，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丛生。2003年，财政收入才9000多万元，干部职工的工资水平与相应的级别比少了200多块钱，怨气比较大。社会问题也比较多，车霸、路霸、果霸、鱼霸、箩霸、戏霸、鸭霸等在很多行业横行。2004年上半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视察湛江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十分关切。他说，雷州是个很好的地方，但是这么多年却没有发展起来。你们干得不容易。之后，他要求将雷州市委书记高配为湛江市委常委，以推动工作。
张泽华(汕头市龙湖区委书记)：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难做啊!提拔为副厅，这是上级对我们工作的鼓励，让我们这些在基层的老实人有奔头。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对我们说，县委书记这个位置很重要，提高你们的级别，你们就在基层好好干，不要再考虑升官。
记者：在“副厅”、“常委”和“书记”这三个称呼当中，更喜欢哪一个？和市里的其他领导在工作上如何协调？
李昌梧：我觉得还是“李书记”这个称呼听得顺耳。其实级别是次要的，关键是由此在地方发言权更大了，在地方更有权威，也更容易为地方发展谋取资源。
张泽华：对我来说，“副厅级县委书记”是一项政治待遇。在开展工作时，我从未认为我是副厅级。但是，我与历任区长关系都很好。
“头发都是在龙湖白的”
记者：干了这么多年，有哪些经历你最难以忘怀？
李昌梧：1993年，我从徐闻县下桥糖厂党委书记、厂长任上调去徐闻县任副书记、副县长，很快就任县长。那时搞干部年轻化，我那么年轻就当了县长，心里很有股干活的劲儿。但是，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东西要学，开会的时候我都只坐半边屁股在椅子上，以示谦虚谨慎、向老同志们学习的态度。
干到后来，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救火队员。以前，我当县长的时候，当地公务员发工资都困难。基层没什么钱，我不得不努力去找钱，和书记一起发动清理小金库。工资是发下来了，但也得罪了不少人。惹来不少闲话。
张泽华：县委书记权力大，责任也大。我的头发都是在龙湖白的。刚到龙湖那几年，我们投入大量精力维稳，干部们累得半死。那时，龙湖有16个村相互争斗，堵路、砸警车……斗争故事简直可以拍成电视剧。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八，一个年轻人被人打死，同村村民堵路，我一直忙于处理，到大年初三才有眉目。
“个人并不赞成县改区”
记者：现在，我国提出要推进“省直管县”，但与此同时又有很多地方提出“县(市)改区”，你怎么看？
李昌梧：中央的省直管县战略，不能因县(市)改区而打折扣。这个问题要慎重。有的地方，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强，从经济发展到公共服务都能带动县域。但也有些地方，财力有限可能并不合适。比如，县(市)改区之后，来自省里的转移支付没有了，而地方财力又难于补上这个缺的话，对县来说并不好。
张泽华：我个人并不赞成“县改区”。县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建制。县是农村的，区是城市的，如果县自身实力不够，强行将县改区并不合适。不过，关键不在于名称是县还是区，而在于权限。与区相比，县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区里很多事务是市直管。
省直管是好事，但要管活不要管死。要减少环节，提升办事效率，放手让下面去干。当前，中间环节太多了，束缚了县的手脚。
四个不平衡让基层干部压抑
记者：欠发达地区的县财力有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财政和公共服务上要进行哪些调整或改革？
李昌梧：有时候，我们感到阳光照耀不到基层，基层干部群众心里压抑啊!现行的财权、事权体制，75%拿到了中央，25%留给地方，个人认为这个在分配上是调动不了基层的积极性的。
很多镇，是名存实亡的。过去有农业税分成、农业特产税，镇一级日子很难过。现在，我们每一年每个镇给3万块钱作活动经费，车费、油费、电话费，平均一个人一年的办公经费不到1000块。但是基层的很多事情又要靠他们来处理，基层治安、社会稳定等，都靠他们。
这其中，就有几点不平衡：其一，不管是穷是富，都是75%拿到中央；其二，发达地区钱多，有能力发展，而欠发达地区钱少，要想拿点钱推动地方发展太难了。我们雷州有1.6万名老师，省里的转移支付是负责9000个老师的经费，还有7000多个老师的工资要由我们自己来供养，我有1.6万个老师，你为什么不按数拨给我们呢？这叫我们怎么办？其三，基层干部工资待遇不平衡。其四，基层群众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和城里不一样，我们还有20万人一年的纯收入不能达到1500元，还有2.4万户茅草房要解决。穷富差别、地区差别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才都不想在基层长期干下去。
张泽华：我认为，要及时调整财政方向，提升县的财政得益率。目前，100块钱国税返还给县的只有9块多，100块地税留给县的只有14块多。我们龙湖30亿元的财政收入，但留给龙湖的才4亿多。改革的成果如何惠及群众，调整财政方向是一个重要措施。
县官要读懂基层这本书
记者：干了这么多年县委书记，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昌梧：干县委书记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我觉得干县委书记最过瘾。反正，我干了这么多年，是不后悔的。
怎么说呢？苦的是，我们比较穷，很多事情办不成。比如说，农村道路硬底化工程，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不过，正是因为穷，有了成绩就特别容易高兴。前些日子，雷州一个很偏僻的村通了路。我去剪彩，那个村的村民跟我说，他们村历史从来没有县级以上的官员去过。
但是，也有很困惑的时候，主要是感觉基层干部群众需要有一个大转变。2007年，我们想在雷高镇投资7个亿，用甘庶渣造纸浆。派了工作组下去，涉及到的3个村有2个村同意了，最后一个村硬是不干。工作组被群众围着打呀、骂呀，最后又上访，导致工作开展不下去。原来，他们说我们这个工厂有可能破坏他们的风水。
不过，总体来说，这么多年，雷州发展还是不错。今年的财政收入有望超过3个亿。大唐电力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大项目，国家发改委要是批下来了，不得了。总投资有360多个亿呢。到时候，我们雷州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几年，中央已经越来越重视我们了。我自己已经4次进中央党校培训，最长的一次培训了半年。能听中央领导讲课，我感到很高兴。尤其是去年12月份，我和其他9个县委书记分别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汇报了15分钟的工作。那时，我担任了我们那个班的班长，60个县委书记，我是班长，很荣幸!
张泽华：县委书记权力很大。在中国有很多很优秀的县委书记，但也出了一些败类，不为百姓办事，却一心考虑升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跑官要官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一些县委书记为了再上一个台阶，就把主意打到了领导那里，不愿意在基层老老实实干活儿。
我认为，在中国做领导，一定要读基层这本书。有些“三门干部”，老是出差错，就是因为缺乏基层锻炼，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有点眼高手低。一个好的县委书记一定要从基层培养起。 ●南方日报记者周志坤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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