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表现恶是为了反衬美、歌颂善

　　莫言：表现恶是为了反衬美、歌颂善

　　个人之痛就是人民之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国家的痛。国家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忍痛含泪，因为不得不实行，不控制人口就完蛋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北京报道

　　莫言一向是狂欢惯了的，笔下涂满大红大绿大喜大悲大仇大恨。这一次，他却老老实实用最传统的方式写出长篇小说《蛙》，以书信体形式讲述了一个在农村做妇科医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姑姑”大半辈子的际遇。

　　妇科医生“姑姑”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鼓励生育的时候被奉为天神，走到哪儿都带去生命和欢笑；60年代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后，她到处宣讲结扎带环，威信已有所下降；到“一对夫妻一个孩”政策提出之后，“姑姑”霎时从送子娘娘变成严厉追查超生的瘟神。

　　她甚至发明出许多天才的创造，一家偷偷超生就带人扒掉其邻居的房子，损失由超生家庭负担；她不惜“千里追凶”，开着十二马力的机动船在河面上拦截，船上的高音喇叭威严广播着最新政策，她凛然立在船头，烟蒂一扔，对河里凫水潜逃的孕妇大喝一声：“你能一直游到东海去吗？”

　　莫言以这样一个基层工作者在共和国生育史中的波折经历，描述出中国为控制人口增长所走过的艰辛道路。

　　“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也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最保守的一块。”莫言说，“它触及千千万万人灵魂深处最痛楚的地方。”

　　个人之痛也是国家之痛

　　《瞭望东方周刊》：小说里很多情节非常残酷，“姑姑”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扒房子砍树，强制实行流产⋯⋯

　　莫言：现实比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农村流传的口号是，“喝农药不夺瓶，想上吊递根绳”，不惜一切代价把计划生育政策搞下去。

　　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在1978年之后的两三年，改革开放一开始，计划经济解体，人民公社时期老百姓被紧紧捆绑在土地上，但改革开放之后流动变成合法的，农民可以跑到新疆、内蒙古去生孩子，这个时候“姑姑”这样的基层工作者与村民们的斗争就更加复杂曲折。

　　《瞭望东方周刊》：写到现在的生活，你既写到替人代孕等荒诞的社会现实，又理想化地让“姑姑”与泥塑艺人结合，将以前被她流产掉的孩子按想象的面貌捏成泥人，以此换取心灵的解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

　　莫言：现在是一片乱象。计划生育政策依然存在，但生育实际上已经放开了。现在真正不敢生的也就是城市里面无职无权又无钱的小公务员，最穷的和最富的都已经没法控制。农民反正没有钱，不怕罚，不让落户口就不落。80年代那批“黑孩儿”，到了90年代第四次人口普查不是全落户了吗。富人呢，不在乎罚款。我前几天看到新闻说浙江一个农民超生，罚款82万，第二天就背着100万过去了。个别当官的也在偷着生，包二奶包三奶，或者走后门找关系。现在到北京天通苑北边的豪华小区里去看，哪家是一个孩子？

　　面对这样的情况，“姑姑”这样的人心里是怎么想？他们过去拿生命捍卫的很多东西突然变得一钱不值了。早知道这样，当时她为什么要毁掉别人的生命？所以她忏悔。

　　《瞭望东方周刊》：你也是奉行计划生育的丈夫和父亲，你也在为此忏悔？

　　莫言：我们这一代人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们肯定不止一个孩子。现在渐渐步入晚年，确实觉得一个孩子少了，而且对过去的很多行为觉得后悔。

　　那时候罚款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超生会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这是很可怕的，尤其我那个时候在军队里已经提干了。当时我们那么大一个军职单位，只有一例超生的，原来是营职，一下子降到了排职。我当时才是连职，（如果超生）一降就降回农村了。

　　妻子怀孕又流产，我这个年龄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痛苦的经历。所以我这部小说虽然是从我个人的痛苦出发，实际上涉及千百万人的痛苦。个人之痛就是人民之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国家的痛。国家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忍痛含泪，因为不得不实行，不控制（人口）就完蛋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这整整一代人的牺牲值得吗？

　　莫言：我想（国家）不选择这条路的话，肯定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局面。如果放开生，现在中国起码多出五亿人口。假如中国有18亿人，那就业、福利等等问题都难以保障，国民生产总值多摊五亿人，结果就是大家都贫困。比如现在我们三口人住150平米的房子，不控制的话可能就是六口人住80平米。但这样换取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的代价也非常沉重。

　　我每一部作品都出于社会责任感

　　《瞭望东方周刊》：《蛙》虽然没有采取以前魔幻色彩和狂欢笔法的风格，但仍然保持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这一点与你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比如上一部《生死疲劳》，写的也是中国的焦点问题：土地。

　　莫言：《生死疲劳》回顾了60年来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表达了我对土地的担忧：当下农民跟土地的背离。我塑造了“蓝脸”这样一个坚守自己的主见的人物，他敢于以个人的微薄之力跟千百万人对抗，而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是在借此反思土地改革的政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是在循环的，过去的事情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唯一决定农业发展与否的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什么时候农民跟土地关系密切，感觉到土地是自己的财产，农业就会发展；如果感觉土地与我无关，农民不爱土地，农业肯定发展不起来。

　　很多人批评我们中国作家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担当，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起码我几十年来的写作，每一部作品都带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每一部作品都是通过人物形象来关注和表现社会上比较大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檀香刑》呢？写的是义和团时期刽子手的故事，实际是对现实的反思？

　　莫言：《檀香刑》的灵感一方面来自鲁迅，我想沿着他的方向继续往下发展。我们知道鲁迅对“看客文化”的批评，中国人历来是把杀人当戏来看的。但我想仅仅有罪犯和看客，这个戏并不成立，还应该有一个刽子手，三方构成一台戏。我想把刽子手这个阶层表现一下，这样一个职业，人们既恨又怕又瞧不起他们。小说里刽子手最后说，不是我们杀人，我们杀人的时候戴面具了，我们不过是皇上的一只手。

　　另一个灵感是，我们家旁边的乡里有一个在东北盘锦公安局工作过的人，他当年参与过审判张志新的案件。张志新被枪毙之前，先被切断了喉管，怕她喊出什么不得当的话来。

　　我想，发明这些酷刑的狱卒晚年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忏悔？我就问了我那个老乡，他说这个与我们无关啊，我们不做别人也要做。他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基于这两个灵感，我写了这部小说，看起来是写历史，实际上是现代的。

　　《瞭望东方周刊》：《檀香刑》里的刽子手与《蛙》里的“姑姑”有相似之处，都从事着人们又怕又恨的职业。为什么你对这类人群的内心和忏悔感兴趣？

　　莫言：如果历史把我们放到某个位置上，我们都是刽子手，我们都是罪犯，我们也都是看客。我们在“文革”期间都做过看客，县里要枪毙人我们都去看，有人游街示众我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如果“文革”期间我当兵之后分派到公安局，我不是也要那么做吗？所以这些小说看起来是写刽子手写看客，实际上是在写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心里都隐藏了很多兽性的阴暗面的东西。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个东西是被道德和法律压制着的，但在一个野蛮的、不正常的社会里，它会得到自由释放。人的恶一旦得到释放，那比野兽残酷多了。动物无非是生存竞争嘛，我把你咬死就算了，但人不一样，人可以发明千奇百怪的折磨自己同胞的刑罚，这种“天才的创造性”超过了其他所有的生物。

　　最难的是人心的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在依赖故乡的生活经验作为写作灵感？

　　莫言：实事求是说，我截止到现在还是在吃老本。《蛙》的人物在40多年前就已经深深植入内心了，接下来几部也是这样。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这么多年来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依靠以前的生活经验还能把握住现在的问题吗？

　　莫言：建筑、街道等等外部的改变都好说，最难的是人心的变化。特别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大姑娘的心态，我把握不太好。这一代人跟我已经很隔了，他们的心比我们当年大得多。我们那时被土地绑着，每天见到的就那几个人，能出去的方式就只是上学或者当兵。现在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在农村干活的，春节的时候穿得漂漂亮亮回来，平时谈论的话题也都是上网、明星，每天把手机按来按去⋯⋯除了比城里的人贫困一点，他们跟北京人上海人的追求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但问题是他们的根还在农村，在外面转了一圈最终还是要回来。他们也很茫然。城里不是长久的落脚之地，买房子也买不起，但是要回复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又不甘心。这是没有根的漂浮的一代。

　　这一代人再过十年八年怎么办？我想一条路就是现实逼着他们重新趴到土地上。我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弟弟，当年野得要命，到处混，到了三十多岁不得不回来结婚，继续种这两亩地。但他一边种地一边发牢骚，哪天喝醉了心浮起来就又跑掉，过一段再垂头丧气回来。另一条路就是在城里永远游荡下去。

　　《瞭望东方周刊》：你以前讲对故乡的感情是爱恨交加，现在还这么想吗？

　　莫言：依然如此。当然，理智上分析，故乡跟天下都一样，到处都有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回想起来我最恨的主要是对人的压制，是当时在中国乡村社会里的阶级论、成分论，很多好青年都被压制在那里，没有出头的机会。（记者注：莫言是“富裕中农出身”，当兵是连续四年报名才获通过。）另外还恨一些乡镇干部、基层官员的专横跋扈，对老百姓的欺压。

　　有人说我“反党反政府”，这个我不同意，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不反对社会主义，我反对的是今天乡村里的这些坏习性，反对的是共产党也反对的东西，不能因为我小说里批判了一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就说我在反党。

　　前不久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活动我代表中国作家发言。我知道有人希望我在这样的场合批评中国政府。我知道中国现在存在许多问题，我在作品里对这些问题也从不留情。但是面对一帮专门挑中国毛病的人的时候，面对某些对中国的恶意评价的时候，我不应该顺着他们，应该相对客观地表达我的观点。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但也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就，如果对成就视而不见，专门放大黑暗面，也是不公道的。这也是我自愿的态度。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作品不免涉及敏感话题，比如《酒国》涉及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天堂蒜薹之歌》取材于山东菜农被逼无奈火烧政府的真实事件⋯⋯

　　莫言：这些书能出来说明社会在进步。我表现恶的最终目的还是反衬美、歌颂善。比如《丰乳肥臀》里面，尽管我写了一个有恋乳症的软弱的上官金童––––这个形象目前有很多解读，我最认同的还是他实际上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外表强大、美丽，骨子里懦弱––––但他是善良的，是能够理解别人、替别人着想的。而小说里“母亲”的宽容大度，对生命的热爱，最终大放光芒。这些人是构成我们社会的最基础的东西，我要塑造的是这样的形象。

　　这也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过去讲敢于抗争的人是社会的脊梁，我觉得现在忍辱负重的人才是社会的脊梁。或者说，是社会的屁股––––光有脊梁没有屁股是站不住的。因为无数忍气吞声的人成为社会的屁股，我们的社会才有了现在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