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代表当代文学的高度？

　　写在前面的话

　　本报于12月16日推出大型系列策划报道《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首篇，就最近引起文学界和大众普遍关注的“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之争进行了深入报道。此次争论的核心人物——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与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分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尽管两人此前曾经各自发表文章宏观阐述过个人的观点，但是，许多细节层面的问题并没有展开具体讨论。作为同时专访两位学者的首家媒体，本报主动介入到该次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讨论之中，从当下文学的整体评价，到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及焦点文学现象的透视，力求进行一次全面的、详尽的、具体而微的剖析和解读。接下来，本报还将约访众多全国的学者、评论家、作家等，从各个层面论争这一重大问题。

　　首篇中，陈晓明通过对几位当下顶尖作家的作品进行论述，阐释了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有这几位作家，已经足够撑起这个时代的文学高度。其中，他谈到，阎连科的小说《受活》将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来；贾平凹解决了中国的作品如何能够回到本土，并在本土的基础上，写出汉语言文学的魅力、特点的问题；而莫言是一位深深了解西方小说的作家，但，他又非常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融入到了自己的写作中去；当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其强大的、宽广的写作能力，充满历史反讽的主题，活灵活现的人物，加速了陈晓明有关“高度说”想法的成熟。另一方面，肖鹰则从文学商业化、作家沉迷于技巧和自我复制、批评体制崩溃等诸多方面对陈晓明的观点给予了反驳。同时，两人还分别就 “文学的中国立场”“中国的文学定位应该怎样完成”等问题阐释了各自的观点，并厘清了此前外界的一些错误理解。

　　首篇推出后，迅速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普遍关注。除了各大门户网站、专题网站、媒体网站纷纷即时转载之外，对陈晓明的“高度说”一直持续关注的网民们也透过本报此次的深入报道，进一步了解了陈晓明观点的具体内容，网上由开始的一面倒“攻击”陈晓明，转而出现了支持他的声音。而肖鹰的观点代表了当下大多数人对文学的失望态度，首篇的访问中，他所归纳的反驳“高度说”的三点看法，也被网民不断引用。另外，我省文学界的学者和评论家也对本报推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大型策划表示了肯定。由于《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是近来文学界争论事件中第一篇邀请争论双方代表人物同时出场的深度专访，因此，国内许多知名学者也颇为关注。

　　同时，在本报推出该大型策划报道之后，国内其他媒体也开始介入这一话题或展开更广泛层面的讨论。比如，《北京晨报》集中整理了陈晓明、肖鹰、顾彬、王蒙等人的发言，以《中国当代文学，峰顶还是谷底》为题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羊城晚报》专访了著名批评家、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就“高度说”发表意见。

　　此外，本报也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其中一位名叫南鸥的读者在来信中写道：“任何具有文化自省意识之士都绝对关注你们所策划的选题，我想这样的论争已经上升到一个‘文化事件’的高度，因为这样的探讨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已经牵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神经。 ”

　　今日，本报推出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第二篇，在该组报道中，陈晓明与肖鹰的访谈将深入到更具体的问题中，两位学者将重点论述当下作家群体的创作现状以及在大众层面上十分受关注的网络文学与新生代作家。继首篇陈晓明详评作家作品之后，本期，肖鹰也将谈谈他对当下中国顶尖作家的评价。

　　本报继续欢迎读者参与讨论，您有任何意见可发至以下信箱：lbwhgc@126.com。

　　肖鹰：阿来写的是民俗电视文学 贾平凹代表乡土文学的颓败

　　肖鹰在接受记者专访期间，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当下作家和作品的失望，甚至对于一些作家和作品被奉为经典或巅峰，感到十分不解。在他看来，当下的文学在技巧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但并不是新鲜的，也没有生命的热度和浓度。 “现在被个别批评家‘飙捧’的作家，都散发着‘前所未有’的颓败气味。 ”

　　“阿来写的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是旅游招贴”

　　不久前，肖鹰到四川参加一个研讨会，会议期间看到了作家阿来的新作 《格萨尔王》，表示不忍卒读。 “我看过他的《尘埃落定》，写得很华丽，不过，我想说，真正的文学不能以华丽为标准。阿来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藏族文化，而仅仅是把藏族文化以奇观异景的方式呈现出来了而已，以玩赏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他写出来的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是旅游招贴，因为当中没有更深层次的挖掘，这样的文本是电视式的，是电视文学。真正的文学应该要面对媒体文化的挑战，作家写出来的应该是只有文学才可以表述的东西。目前，有很多作家都在效仿阿来，用做古董的方式贩卖文化。 ”肖鹰认为，文学不是不可以写民族性、地域性，但是，应该从中呈现出深刻的生活品质和人生的美来。

　　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一批优秀的作品，比如汪曾祺的短篇，还有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当下的作家我很欣赏迟子建的几个短篇。我欣赏那些对生活充满热爱和具有精致的情怀的作家。 ”

　　“《废都》和《檀香刑》被批评家追捧，只能表明在当下批评界，文学标准和个人标准都瓦解了”

　　让肖鹰不解的是，现在，一些在他看来丝毫不具美感、没有爱心存在的作品却备受推崇。 “比如贾平凹的《秦腔》，从表述方面来说，他的语言表达很圆熟，但是，我从中看不到一个站在中国文学高峰上的巨著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和内涵。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琐碎的、低迷的、阴暗的、甚至猥亵的写作趣味。作家在对现实的苦难和困厄进行揭示的时候，心中应该怀着真挚的大爱，应该带着对社会、人生的悲悯和祝福的情怀。如果把《秦腔》这样的作品推崇为中国文学（小说）的高峰之作，既是很可笑的事，更是很可悲的事。《废都》在1993年出版时，遭遇到批评界、尤其是中青年批评家的普遍抨击，这是对的；其后被查禁，也是对的。因为这部书，不仅语言和结构仿旧，而且思想和旨趣酸腐，其中那种旧式没落文人的自以为是和淫逸幻觉，是完全违背我们现时代的人文精神的。现在，《废都》不仅被解禁，而且个别当年狂批《废都》的新锐批评家现在摇身一变，变脸成为飙捧《废都》的‘权威干将’。在这‘狂’与‘飙’的大转换之间，是这些批评家换了大脑，还是我们的文学标准、乃至于基本的是非观出现了问题呢？还有莫言的《檀香刑》，以把玩和炫耀‘酷刑’奇观为能事，我听到多位‘批评家’告诉我，《檀香刑》的‘文字了得’，是为数不多真正能‘留下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文字呢？要向未来的读者表明我们当下的文学是 ‘受虐臆想狂’的文学吧？我认为，《废都》和《檀香刑》这样的作品被批评家追捧，只能表明在当下批评界，文学标准和个人标准都瓦解了，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确实在整体上颓败了。 ”

　　“贾平凹的《秦腔》，写的是变态文学”

　　肖鹰说，文学是人学，首先应该呈现出对人的理解和真爱，而不是把人放在动物的角度来戏谑和玩弄，“《红楼梦》也在写悲剧，但是，在无可奈何的悲惨中，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美。 ”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我们可以玩游戏、看电视、看电影，但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心灵最精妙深刻的表达。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美，但是，我们从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却看不到这一点。作家应当从最惨烈的生活中看到最深刻的美。真正的中国立场是应该有希望的、有爱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存在很大问题。 ”

　　肖鹰以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为例提出，沈从文的作品叙事十分朴实自然，看似平常，但是流露出的是非常美的意境。 “而贾平凹的《秦腔》，这种作品，写的是变态文学、污秽文学。贾平凹是一位玩文字游戏玩得比较好的作家，他身上有太多中国旧式没落文人低俗的品质，甚至将其‘发扬光大’，在他的作品中弥漫一种旧文化在现代性中国腐败的气味。 ”

　　“王安忆从《长恨歌》之后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爱自怜的自我重复之中去了”

　　肖鹰说：“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局限于自身阅历，只模仿西方的技巧，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国作家缺乏内在的人性深度，不能带着反思的眼光去写作，永远都是作茧自缚的。我曾经很欣赏王安忆和张炜这两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比如《小包装》、《九月寓言》等曾经令我觉得他们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两位作家。但是现在，我对他们后期的作品却十分失望。以王安忆来说，自从《长恨歌》之后，她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爱自怜的自我重复之中去了。 ”

　　“因为沉迷技巧、手法，这些作家不会有话好好说”

　　肖鹰对当下中国作家仍然沉迷于玩技巧和手法，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我发觉当下的作家似乎沉迷在这样一种情绪中：我使用什么手法就代表了我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因为沉迷技巧、手法，这些作家不会有话好好说，把作品和读者都当作游戏的对象。在他们的作品中，一切新鲜玩意儿都有，用陈晓明教授的话说，就是 ‘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当下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是工匠意识，以玩手艺为能事。他们不能消化自己的生活经验，而是用木匠做板凳的方法处理自己的生活。 ”

　　“阎连科是真诚地为民生写作的作家，但是，《受活》是一部‘板凳作品’”

　　阎连科是当代作家中十分关注现实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肖鹰对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批评。 “阎连科有社会关注的热情，有使命感，这点我是肯定他的。但是，《受活》这本小说却是很糟糕的，因为它不能超越生活，太重视技巧或者某种手法。我认为，《受活》就是这样一部‘板凳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形式阉割思想。陈晓明吹捧这部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我的看法正相反，阎连科没有这个‘处理’能力，他做的是用文学的钝刀把‘历史遗产’和‘当下现实’当木柴劈的工作。如果陈晓明用衡量樵夫的水准来衡量阎连科，这当然也可说是 ‘有能力处理’了。在我严厉批评《受活》之后，我与阎连科有一面之交，后来他读到我评论汉学家顾彬的一篇文章后，又与我有一次电话长谈。我认为，阎连科是真诚地为民生写作的作家，但是，我很遗憾地指出，陈晓明等人对他的似是而非的‘提升’，使他在精神上自我隔离，丧失了真正介入现实、透视历史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当下批评对中国作家之误，非常可惜！ ”

　　因此，肖鹰发觉，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作家们不再是深入地，而是隔阂地消费着自己，技术性地不断重复着自己。

　　肖鹰：我不承认郭敬明是作家 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

　　对于网络文学和新生代作家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如果说陈晓明代表了一种温和的肯定态度，那么肖鹰则是激烈的质疑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对网络文学和一些“80后”、“90后”作家作品，都提出了批评。

　　“网络文学不是文学”

　　在肖鹰看来，网络文学是“前文学”。他说：“网络文学并没有经过准入程序，没有获得文学准入证。网络写手是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同时，由于网络是‘浏览’式阅读，因此，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那些所谓在阅读网络文学的人，仅仅是在浏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

　　“网络文学为了生存，需要离奇古怪的、短促的句式。 ”肖鹰认为文学是有门槛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入的。 “文学是特殊的语言，不是口语。当下，网络文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文学，是因为批评体制的崩溃，‘批评家’丧失了批评的准则。整体上来说，网络文学还只是‘前文学’，还需要经过筛选的过程。 ”他进一步解释说：“文化民主颠覆了精英意识，这是‘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的前提。文学就是纯文学，它是有规则和水准的，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网络文学’不是文学。那些出版商们四处寻找网络写手，寻找‘网络文学’，其实是在寻找文学的胚胎。 ”

　　肖鹰认为，“网络文学”是当下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娱乐形式，而不是精神食粮。 “作为文化批评来说，应当关注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作为文学批评则应该排斥‘网络文学’。 ”肖鹰指出，他并不否定网络上潜藏着一些好的文学作品胚胎，甚至成熟的好作品。 “我承认我们可以在浩如烟海的网络写作中找到好的文学作品，正如文学史总有一部分是潜藏在抽屉中一样。但是，这并不能支撑起‘网络文学’这个时髦概念。有些作家也许在厕所中写作，难道我们也要搞一个‘厕所文学’吗？ ”为什么有学者投身“网络文学”研究呢？肖鹰说，他们不是“研究网络文学”，而是用“文学”去研究“网络写作”。 “网络写作”是有上网机会的公民表达的权利；文学写作是真正的作家的能力。肖鹰说：“只有网络写作，没有网络文学。 ”

　　“我不承认郭敬明是作家，他就是贩卖文字的写手”

　　对于新生代作家，肖鹰的态度依旧是坚守纯文学的标准，他直言自己只视郭敬明为“写手”，“我不承认他是个作家，他就是无灵魂的贩卖文字的写手。 ”

　　“有的批评家说郭敬明的语言很好，这种所谓‘很好’，就是一种言不及物、不古不今、不文不白的仿冷艳风格的无病呻吟。郭敬明的无病呻吟还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文字’，它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婉约文学也无关，是看日本动漫长大的某些‘80后’写手的商文套话。初读起来有画面感，像日本富士山背阴处的雪景，‘看上去很美’，但却如破碎的幻灯片一样，没有内容，不能卒读，更不能回味。这是一种‘用酸梅汤作咯血文字’的商业写作游戏。 ”肖鹰读过郭敬明著名的作品《幻城》，他说：“读前面1/5的部分，你还可以期待该书作者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少年，但是，进入2/5后，你就看到一种简单机械的语言复制，内容和情感都没有真正的发展。文学是应该有灵魂的，但是，郭敬明的作品让我感到，他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当然，他很聪明，很懂得商业式的写作和运作，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 ”

　　郭敬明的重要畅销书 《梦里花落知多少》，被法院判决严重抄袭他人小说，法院判郭赔款并公开道歉，郭公开扬言“只赔款不道歉”，被网络称为“郭抄抄”。对于王蒙、陈晓明联名推荐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肖鹰表示，这表明当下中国文坛两大怪象：“写手无行，评家无德。 ”

　　“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其出色程度远超过他作为作家的表现”

　　对于“80后”作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寒，肖鹰坦言，他认为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其出色程度远超过他作为作家的表现。 ”

　　肖鹰强调，无论是韩寒，还是郭敬明，都只是个体，代表的也只是他们自己，不应该以他们来代表所谓的“80后”、“90后”群体。肖鹰说：“其实我是反对以年代来划分作家群的。不能以貌取人，更不能以代论人。郭敬明抄袭，韩寒反郭敬明抄袭，同是‘80后’，两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