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煤老板被政府强收善款 用途去向全不知(图)

　　煤老板“被从善” 钱途末卜

陕北府谷县三道沟，煤老板捐款参与修建的河堤工程

　　专家称，因为非政府的民间公益组织太少，使得陕北地区的慈善运作处于尴尬境地

　　■当职权部门以调节费、帮扶款等名目前来收取各种费用时，煤老板不得不给乡政府拿出名义上的“善款”。 这是在公众眼中一掷千金的煤老板的无奈。

　　■“名义上是帮扶当地生活困难的群众，但是对这些钱怎么用的、用到哪里去了，作为出资人，乡上是从来不让我们知道的。”

　　■专家认为，在缺少NGO组织的情况下，一些政府机构以“善款”的名义收取的费用，不但于财经纪律不符，而且就像一个黑洞，不透明，不公开，很快就会流得不见了。

　　陕北的煤和山西的一样，让一批又一批的人骤然暴富，然而与之不对称的是，NGO（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极其稀缺。当地一些基层政府以“社会公益”的名义向煤老板们收取的费用，去向往往扑朔迷离。

　　捐“善款”：煤老板的无奈

　　位于陕西省最北端、神府煤田腹地的府谷县三道沟乡的煤矿老板王炳（化名）已经习惯了当地村民的抱怨。此前，三道沟乡政府决定要修建三道沟至阳湾河的河堤工程，该工程全长3.2公里。“乡上找到我们，说要修建河堤工程，但是由于乡财政有困难，要求乡里的煤矿老板出资赞助。”王炳说。据王炳透露，乡里的前阳湾煤矿、前进煤矿、老虎沟煤矿、和平煤矿、圪洞沟煤矿总计出资350万元，其中前阳湾煤矿出资100万。

　　据知情人士透露，三道沟乡政府每年都会以企业办和安委会的名义，向当地的煤矿收取3—4万不等的费用，凭据就是上述两个单位的公章。“从2006年开始一直收到现在。乡上每个煤矿基本上都赞助过费用，其他的赞助费用都是以某某小组的形式收取。”

　　据估算，2009年以前，三道沟乡有煤矿二十余家，也就意味着以企业办和安委会名义收到的煤矿赞助费用在160万左右。即便是2009年煤矿整顿以后，三道沟乡的煤矿还剩下10余家，仅此一项，三道沟乡政府一年从煤矿上收到的钱在80万左右。“实际数目远远超过80万。仅仅是乡政府企业办每一年从煤矿上收取的费用都在50万左右。”三道沟乡政府一官员表示。

　　当职权部门以调节费、帮扶款等名目前来收取各种费用时，煤老板不得不给乡政府拿出名义上的“善款”。 这是在公众眼中一掷千金的煤老板的无奈。

　　花“善款”：流向扑朔迷离

　　“名义上是帮扶当地生活困难的群众，但是对这些钱怎么用的、用到哪里去了，作为出资人，乡上是从来不让我们知道的。”王炳告诉记者，有些拿走的钱，甚至连个白条都没有打。这些从煤矿上募集到的资金，最后是怎么用的，花在哪些地方？出钱的煤矿老板不知道它的具体流向，即便是三道沟乡部分党委委员也不知道前述资金是如何用的。

　　三道沟至阳湾河的河堤工程就是一笔糊涂账。王炳说，今年7月，有媒体报道说，工程造价是700多万元；可8月份在县政府公众信息网上，造价变成了800多万元；而据三道沟乡政府10月份立在公路旁的指示牌显示，总投资为1100多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三道沟乡政府的所有工程，均由乡党委书记郝忠富一人拍板。三道沟乡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党委委员证实：“三道沟乡自2008年以来的收入以及工程方面的情况，都没有组织乡党委会进行讨论，基本上都是乡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据其透露，从郝忠富就任乡党委书记之后，乡里的“双百工程”，煤矿企业一年要拿出30万元帮扶其对口的村子。每年这笔钱怎么用的，至今都是一个谜。

　　管“善款”：民间公益组织缺失

　　“把善款直接交给政府，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越俎代庖。”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说，三道沟这种慈善状况，已经是陕北的普遍现象，因为能源产业带动下陕北的经济、产业发展速度太快，而社会发育程度远远滞后，非政府的民间公益组织太少，使得慈善运作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企业有这个实力，他们也愿意做一些慈善，可是缺少中间管道。”石英说。

　　陕北以前是陕西最穷、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地方，直到近十年来因为丰富的煤、油、气而获得大发展。如今的陕西十强县中陕北地区占了7个。榆林市2008年生产总值1008亿元，财政总收入221亿元，辖区有神木、靖边两个“全国百强县”。可是，与其经济腾飞形成反比的是，这里仅仅有一个慈善组织———榆林市慈善协会。“这个协会还是1998年成立的。”榆林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和民间组织管理科的人士说，迄今没有一个新的NGO组织在该局登记。石英说，缺少慈善这个中间环节，有些企业就会自己来实施公益工程，可是他们面临非专业的窘境。“比如建个学校，搞煤矿的企业也不懂啊，很费力。”而且，哪些方面是最需要的，企业也不知道。

　　石英副院长认为，在缺少NGO组织的情况下，一些政府机构以“善款”的名义收取的费用，不但于财经纪律不符，而且就像一个黑洞，不透明，不公开，很快就会流得不见了。以至于很多企业“有这个心，有这个力，但最终还是不愿意做慈善。”“陕北确实很多地区还欠发达，社会事业、老百姓都需要资助。”石英说，政府的责任，在于培养这样的中间组织，引导它们如雨后春笋般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