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文章：慎防干部交流“走形”
有必要从整肃吏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这个职位还没坐热，下面情况还没摸清，又得交流到其他地方，无法真正安心做点事。”日前，本刊记者一位在南方某县干部交流任期将满的朋友，显得困惑和无奈。
据介绍，我国干部交流制度，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调任、轮换、转任、挂职等形式，对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交流。
“实施干部交流制度的初衷，除培养、锻炼干部外，还在于防止出现任人唯亲、用人失误、考察失真、官官相护的腐败现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龚维斌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却了解到，近年来，干部交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不该有的一些负面效应，其“派生”的某些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交流力度在不断加强
中央1990年发布的《关于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1994年，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干部交流的重要性，并从多个层面完善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2002年7月9日，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实行领导干部回避交流制度，其中对任职回避分为事务回避、亲属回避和地区回避等三种，其中以地区回避面最广，影响也最大。
2006年8月6日，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对领导干部交流规定方面又作了细化和完善，而其中的“交流、回避”，在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务员法》中，已成为第十一章的条文内容，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目前，干部交流制度主要是在上下级机关之间、地区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之间以及沿海与内地、经济比较发达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交流。”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本刊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在以往各地干部交流中，实施对象基本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党委、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
有统计资料显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交流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超过100名。从2003年到2006年底，全国共交流各级领导干部139.4万人，其中地厅级0.9万人，县处级13.5万人。
近来，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力度还在不断加大。比如重庆市级机关启动千名处级公务员轮岗交流；浙江省嘉兴在市、县两级机关大规模“换岗”，开展了中层干部跨部门竞岗交流；湖南省株洲县启动“一般干部大交流”，等等。
“大规模干部交流，还可让干部了解地方实际情况，加强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同时也有利于让干部不脱离群众，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便利沟通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毛寿龙分析认为。
交流任职的“另一面”
一般来说，对地方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县级领导，在一个地方交流任职年限大多为3年至5年，他们今后的去向与其政绩紧密关联，而其政绩的评价标准，又直接掌握在对其有任命权的上级领导和党委手里。
多位受访者认为，这种“向上负责”的利益取向，容易导致领导干部在作决策时，极少考虑地方或部门的远景发展规划和群众的长远利益；而立竿见影的政绩、短、平、快的项目相对受到青睐。
“如果不在交流任职的地方深入地对该地进行调查研究，是绝不可能胜任主要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有些领导干部‘乱放炮’、瞎指挥的现象很普遍，以至造成一些重大的决策失误，这与干部交流制度存在的弊端不无关系。”
受访者还反映，尽管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干部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裙带关系网的形成，但有些干部利用交流的机会拉帮结派，为自己以后的升迁编织良好的官场关系，反而使官官相护的局面更为普及。
“这些干部异地任职，由于来路不明，社会关系不透明，当地群众和干部对其不敢监督，也无法监督，无形中也加大了干部腐败的机会。”北京大兴区的年轻公务员小王这样告诉记者。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干部借调整之机，通过暗箱操作，使一些亲属、亲信、朋友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不动声色地安插到如意的地方或职位上，为自己将来发展布局人际资源网络。
“领导干部交流是一个集体大动作，既有平级调动，也有明升暗降含义的区域性调动，个中微妙鲜为人知。”尹韵公研究员认为，“为了避免被交流到自己不想去的地方和职位，有些领导干部将有调整权力者视作供奉对象，交流之前加强‘联系’，催生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市场。”
从以往报道来看，不乏此类大案。比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河南省原漯河市委书记刘炳旺卖官案，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买官卖官案，陕西省商洛市原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卖官案，等等，这些权钱交易不少是以“干部交流”方式来完成的。
挑战家庭稳定系数
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期间，龚维斌教授曾挂职江苏省海门市副市长一职，对干部交流情况比较熟悉。
“大多数时候，被交流的干部家属的调动与安置问题往往得不到同步解决，给夫妻生活、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造成不小的影响。”龚维斌教授坦言。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交流任职干部长期夫妻两地分居，双方情感交流与夫妻生活处于极端不正常的状况，不但影响夫妻感情，也为婚外情与婚外性的发生埋下伏笔；有的直接危及到家庭稳定，甚至发生刑事案件。
这是一个震惊全国的案例——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当年异地交流任职时住在宾馆里，把自己所住宾馆的服务员柳海平发展为情妇。后来，因为柳海平贪得无厌而关系恶化。2007年7月9日，段义和雇凶在济南闹市区引爆柳海平驾驶的汽车，将其当场炸死，由此也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群众对干部交流的成本问题也颇有微词。由于异地交流任职，干部要经常回家与家人团聚，很多地方解决干部探亲的交通问题，普遍做法是安排公车接送，加剧了公车私用现象。
“干部回家探亲，一般不愿意与普通人一样去挤公共交通。”在云南省某市做市长秘书的朋友告诉记者，大多时候是专职司机长途往返接送，也有些领导自己开公车来往，汽油费、过桥费、过路费等加起来，每年开支惊人。“这些费用由领导干部个人承担不太现实，自然也就公款报销了。”
也有基层群众向记者反映，有些交流任职干部周末和节假日回家同老婆孩子团聚去了，当地若有急事很难找到他们。
记者还了解到，一些干部交流任职，觉得三年或五年就走，也就不太愿意带家属。大多数交流干部，基本被安排在当地档次较高的宾馆住宿。由此产生的费用，也是公款报销。比如平均每夜的住宿费在300元上下，每人每年下来的费用也是个惊人的数字。
据报道，2009年1月6日，安徽省长丰县宾馆发生火灾，导致4名县领导1死3伤。从资料来看，死伤的4名县领导都是从外地来长丰县的交流任职干部，他们一直住宿在宾馆。
完善干部交流制度
多位受访专家和干部向本刊记者反映，目前干部交流制度存在的漏洞，说明有必要从整肃吏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使其发挥出应有的稳定大局、促进交流、保证政令畅通的积极作用。
“对干部交流应实行工作目标责任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交流、提拔使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尹韵公研究员认为，“考核时不但要看重上级的评价，更要看重群众评价。只有彻底改变交流干部‘唯上’的心态，他们才能安心扎根基层，诚心为群众办事实。”
为此，尹韵公研究员建议：“对交流干部任期内的政绩考核，要把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有机结合，加大激励力度。对业绩突出，特别是在艰苦地区做出业绩，且群众公认的交流干部，可优先提拔使用。对完成任务较差，经考核基本不称职的，要视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
在采访中，受访者普遍建议，为便于当地群众和干部监督，交流任职干部的基本信息应进行公示。包括：公布交流任职干部的知识背景、从业履历、工作实绩及岗位职责以及任职承诺；另外，在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要公布其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
“要使年轻干部在基层真正沉下心、扎下根，不但需要对交流干部提出明确的工作任务和要求，加强民意考核，还要积极探索建立上级党政机关从基层一线逐级遴选干部的制度。”龚维斌教授认为。
多位受访专家还认为，党委主要领导可异地交流任职，但政府主要领导应尽量在当地产生。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在熟悉当地情况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这样可在保证党委统揽全局的前提下，既能保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能调动班子干部的积极性。
据专家介绍，美国是选举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但各州宪法都规定州长候选人，须在本州居住有一定年限，如《佛蒙特州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任何至选举日以前非在本州居住满四年者，不得当选为州长或副州长。”
“针对异地交流所带来的成本问题，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配套对策。”齐善鸿教授认为，“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原则上应带家属，接受地要妥善解决好交流干部家属、子女的入学和工作安排问题，在政策范围内统筹解决好交流干部的住房问题；不便带家属的，则给予适当的探亲补助费。至于其他生活、探亲等纯属个人私事的，单位一律不得买单，严格控制公车私用的现象。”
在受访专家看来，要减少干部交流任职中出现的问题，关键是进一步扩大民主，加大群众监督力度，并引入竞争择优机制，改进交流人选产生方式，这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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