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农民的上下两难 进退维谷

　　2009 中国农民的上下两难，进退维谷

　　编者按： 当您读到这组报道时，2009年即将逝去或已然逝去。这一年在你的记忆中，是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红色，抑或灰色？它带给你的回味，是苦涩，还是甜蜜，抑或五味杂陈？也许你说不清道不明。

　　是的，这一年太过复杂，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难以言说。然而，对中国农民来说，2009年烙下的却是确定无疑的酸楚，只是他们无法言说，或者他们的言说旁人根本听不见，即使被听见了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

　　那么，就让我们用文字替他们记录下2009年，为充满宏大叙事的这一年留下些许卑微者的腾挪转移，在向来健忘的民族志上镌刻农民的悲欣人生。

　　这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天空依然布满阴霾。依靠国家实施的空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被认为是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这种复苏体现在一个个宏观的数字上：GDP的成功保八、中央财政收入的涨幅超过GDP的涨幅。落在微观层面，却是一片叫苦连天之声：工薪阶层大喊收入被增长，民营企业大呼生存空间受挤压……

　　然而，农民更苦，尽管他们今年的“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他们也想喊出来，可是言者戚戚，听者藐藐。于是，他们走上了上访之路。今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民生更为艰难，地方政府收益也在减少，但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体制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保民生让位于保增长的现象，这导致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农民上访现象空前增多。然而，在维稳和保增长的大环境下，农民的上访注定会成为基层政府的眼中钉，各种形式的截访、堵访因此粉墨登场，其中不乏开“学习”班、雇保安公司押送上访者的闹剧，而更多的是非法监视、关押农民的悲剧。这是2009年，农民的“上”——上访。

　　有上，自然就有下。吊诡的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农民，却被当作对抗危机、拉动内需的救命稻草。于是有了家电下乡，寄望自身难保的农民去承担扩大内需、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1500亿的下乡销售目标，结果只实现了1/3，即580多亿。这是2009年，农民的“下”——家电下乡。

　　家电往农村去，农民却依旧往城里赶。打工潮流的汹涌澎湃一如往年，然而，2009年却不同寻常。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未消散，迪拜一咳嗽地球抖三抖，这显示金融危机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城市中的工作不再好找，即便能够找到，工作的环境却更加恶劣、待遇变得更加差。即便如此，城市梦却依然在他们心中深藏，温暖着现实的冰冷。这是2009年，农民的“进”——进城。

　　进若不行，退而求其次。在去年的金融风暴中，上千万失业的农民工黯然返乡。这一被迫的迁徙抹上了悲壮的色彩，面朝黄土背朝天，已不是这群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所愿意接受的。他们有技能、有经验、有思路、有理想，想在农村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然而，他们的豪情却难以突破现实的桎梏：想创业，却难以申请到贷款；即便可以申请到，却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他们在农村开始从事创业项目，却遭遇难测的政策风波和市场风险。这是2009年，农民的“退”——退回家乡。

　　这看似简单的四组勾勒，描绘出了中国农民2009年的灰暗图景：“上”“下”两难，“进”“退”维谷。其中，上下体现的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进退体现的则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农民希望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但由于受今年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这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国家希望农民拉动内需，而由于政策不完善，农民经济条件也很有限，结果希望成为失望。

　　由此，在2009年，国家责任与农民“义务”，其表现都难以让对方满意。而进与退，由于受金融危机余威犹烈与国有银行嫌贫爱富的影响，农民在城市就业与在农村创业，其基本环境都未有实质性的好转，因此前景晦暗成为必然。